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向研判与应对.pdf

2023 年 6 月第 3 期（总 第 39 期）【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向研判与应对郎 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受逆全球化冲击，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减缓、全球多边经贸制度受到破坏、全球治理显现逆全球化梗阻。然而，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现状却呈现出全球市场经济从物理疆界延展至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从单边主导转向多极共治的发展趋势。可见，全球一体化仍是今后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主流。对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不仅要在国内层面立足自由贸易试验区来推进贸易自由化来缓释逆全球化冲击，同时也要在国际层面共建新型国际关系来顺应百年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从而力促在变局中破浪前行。关键词：逆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全球经济秩序；智能时代引言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格局以主权国的经济发展为场域，在角逐中逐步形成“中心外缘”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而良好的国际秩序是确保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此，主权国间形成了“制度+治理”的全球治理场域。揆诸当下，一方面，全球经济尚未走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疲软期，又饱受逆全球化冲击，致使全球自由贸易化进程减缓，全球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自19世纪英国以双边方式拉开自由贸易的帷幕，后续美国接力推行多边自由贸易的开放型世界经贸秩序以来，当下的国际秩序也遭受逆全球化的重创，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多边贸易制度受到逆全球化的破坏，最明显的是贸易领域中WTO多边制度中上诉机构的瘫痪；二是全球治理的共同行动因逆全球化受到梗阻，潜含集体行动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收稿日期：2023-05-05作者简介：郎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化背景下国际金融服务的法律治理体系研究”（22&ZD203）；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下美对我实行汇率反补贴的法律应对研究”（21XFX0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58页。12023年第3期逆全球化只是当下“百年变局”中的政策试错过程，如何通过合作来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局”才是当下要务，尤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面对百年变局，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今后仍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鉴于此，有必要检视逆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研判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变局动向，并以“深化改革开放”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继续应对百年变局。一、国际经济秩序遭受逆全球化冲击的表现国际经济秩序遭受逆全球化冲击的主要表现有：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减缓、全球多边经贸制度遭受逆全球化破坏、全球治理显现逆全球化梗阻，以下分而述之。（一）全球经济遭受逆全球化影响：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减缓各国间经贸依存度的逐步加深，不仅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提供了现实环境，也加深了全球一体化。然而，随着民粹主义思潮的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滥用”这一逆全球化的冲击，在全球一体化中正“茁壮成长”的贸易自由化深受其害。根据WTO官方统计数据，在2008年至2017年十年期间，美国发布的贸易政策干预措施共计1191项，特别是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频繁地运用“301”条款、“337”条款，以及“232”条款对中国、越南、日本等国数次发起以惩罚性关税为“矛”，以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为“盾”的贸易政策干预措施，加剧了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已然严重威胁到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尤其是面对中美贸易战，WTO各成员国担心可能会由此触发全球产业链断裂，甚至金融、货币等其他领域的全面对抗。另据全球贸易警示报告（2019）对各国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贸易政策干预措施的统计分析结果，其中各国政府施行的贸易政策干预措施累计2723项，对全球40%的经贸往来产生了不利影响，促使以开放为导向的贸易自由化呈现出收缩的开放形态，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减缓。贸易自由化进程减缓，全球贸易必然受其负外部性影响，WTO曾预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量将下降约12.9%31.9%，并且以乐观的V型、不太乐观的U型、悲观的L型对全球经济贸易复苏做了预测，即使在最好的V型情况下，全球贸易也会下降约8%，而在最差的L型情况下，全球贸易将下降20%。（二）全球多边经贸制度遭受逆全球化破坏：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例目前全球在经贸领域、金融领域等达成的多边制度不一而足，但这些多边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逆全球化的冲击，以在经贸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WTO多边贸易制度为例。WTO由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附件、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其承诺表，还有TRIPs（知识产权协议）共同构成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其中所确定的7项原则共同组成了WTO的基本原则，由164个成员国共同遵守。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连续对WTO多边贸易制度发起挑战。具体表现如下：一是美国屡次阻挠WTO上诉机构的改革，致使以定分止争为己任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停摆；二是指摘WTO条款中维护新兴经济体利益的特殊条款，从而弃之不用，运用美国的国内法对与他国的贸易争端施以“长臂管辖”进行单边制裁。比如，美国在其关于反补贴程序中获利与专向性修订规则（2020）（简称2020新规）中，以均衡实际有效汇率为标准，替代WTO杨丹辉、渠慎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经济纵横2021年第3期。2郎 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向研判与应对规则中所确定的财政资助、利益授予、专向性的反补贴判定标准，从而研判他国汇率是否存在低估，以此2020新规作为其征收汇率反补贴税的合法性依据。目前，各成员国更为担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可能会演变为全球产业链断裂，甚至滑向货币、金融等多领域制裁与反制裁，乃至陷入更严重的全面对抗。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合作方式，试图通过FTA创立出新的国际贸易标准，从而替代既有的WTO多边贸易规则。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确立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为发达国家间构筑起了一道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壁垒，以此改变全球贸易红利的分配格局。（三）全球治理显现逆全球化梗阻：以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为例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共同建立的。所以，二战后在面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加剧等国际性问题时，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创制全球治理规则，各主权国依规而治。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创制的全球治理规则具备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反之，国际公共产品的筹集则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由主权国形成多权力的中心行为体来创制规则，形成国际公共产品，以此塑造某种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国际秩序。根据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法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类型：单独努力型、集合努力型、最弱链环型。三种不同类别的国际公共产品辐射全球治理的不同场域。然而，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一系列“退群”行为体现了美国单边主义优先的“非理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为例，美国从奥巴马政府的“入群”、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到拜登政府的“再入群”的这一反复行径表明，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徘徊于单边主义策略与国际合作之间。然而美国的“退群”行径却使得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受到“最弱链环”梗阻，导致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美国的这一“非理性”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旨在重塑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本质所在。然而，面对逆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国际经济秩序会因此呈现出逆全球化或者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吗？这需要进一步立足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现状，以此来研判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动向。二、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动向研判Immanuel Wallerstein（伊曼纽华勒斯坦）指出，全球市场经济和主权国的国际权力共同形成当下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为全面透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局动向提供了一个二维视角。鉴于此，本部分将从全球市场经济发展和主权国的全球治理这两个方面来阐述国际经济秩序之“变”。（一）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从物理疆界延展至网络空间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泉来考察，前三次工业革命呈现出“贸易生产多元”全球化的演进轨迹。然而，若从经济地理视角来审视，世界经济并不仅仅表现为“核心边缘”的格局，实际上还包括“链式重构”到“网络不均衡”的发展趋势。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韩龙：美国汇率反补贴新规之国际合法性研判，法学2020年第10 期。冯维江：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石静霞：“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162页。朱晟君、杨博飞、刘逸：经济全球化变革下的世界经济地理与中国角色，地理学报2022年第2期。32023年第3期发展，当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被一场以数字技术驱动的技术革命所取代，可以将此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智能时代。智能时代以“数字”为标识，数字贸易、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不再以主权国的地理边界为限，甚至数字网络还可以实现“远程移民”。鲍德温（Richard E.Baldwin）最先提出“远程移民”的术语，认为当下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使得甲国居民可以很轻松地胜任乙国的职场工作，呈现出甲国居民已移居乙国工作的场景。可见，“远程移民”实际上就是自然人流动的全球化。根据GATS第1条所确定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来看，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虽然诞生了互联网，但是也难以脱离主权国的地域边界来提供上述所有的国际服务贸易，比如自然人流动。然而，随着数字技术赋能、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服务（Cloud Services）、数据（Data）“ABCD”间的数字互动，动摇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与国基于物理边界认定的疆域，在物理疆界之外，开拓出了天然无国界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不仅具备虚拟性，还具有了全球性、跨越性，使得主体间的跨境交易、客体的跨境获取具备了天然的无国界性，尤其“点对点”的区块链技术为跨境交易构建起了公平、安全、效率的“不可能三角”，在牺牲效率的前提下，依托网络空间无国界的天然属性，为今后打破当下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网络不均衡”怪相提供了技术支撑。未来，随着数字技术在支付、贸易、经济等不同领域的嵌入，衍生出的数字支付、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等不仅会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而且随着网络空间中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的不断发展，全球争夺物理疆界的重要性必然下沉，网络空间的争夺成为必然，抑或已然开始。（二）全球治理现状：从单边主导转向多极共治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的终结，国际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渐进式的转型时期，即逐步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导型治理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却导致这一单边主导型的全球治理模式发生了些许变化。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海啸，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开始通过合作，共同矫正由美国单边主导的“大国俱乐部”式全球治理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如G20（二十国集团），这是新兴经济体第一次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博得话语权，与发达国家共同商定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协调全球经济发展、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全球治理的良策，从而拉开了对全球治理的多极共治帷幕。正如Richard Haass（理查德哈斯）所言，当下的国际格局实际上难以再以“单极”“两极”或“多极”来界定，21世纪的国际关系正在向“无极化”转变，是一个由众多权力的行为体共同主导的世界。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世界权力重心也随之东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群体性崛起，必将为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赋能。陈曙光指出，2020年，东亚板块的经济体量超过25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且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北美板块的经济体量超过23.5万亿美元，位居第二；欧洲板块的经济体量约18万亿美元，后两大板块的经济体量增长率明显低于东亚板块。这再次佐证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北大西洋区域向亚太区域转移的事实。权力重心的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Richard E.Baldwin,The Globotics Upheaval：Globalization,Robotics and the Future of Work(London：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9).张龑：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双重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 期。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44-56.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的未来，求索2021年第6期。4郎 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向研判与应对东移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兴经济体从“失声”转向“发声”，面对现有的全球治理中凸显的治理赤字，这些新兴经济体将推进现有国际治理规则的改革，单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必将日渐式微。立足当下，随着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功能的日臻完善，多极化对话的全球治理模式必将受到主权国的青睐。一言以蔽之，当下的国际经济秩序饱受逆全球化冲击，但各国经济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促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呈现加深趋势。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也促使单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向多极共治，为全球治理共识的形成提供了场域。对此，我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顺应国际经济秩序趋向全球一体化的变局？三、我国应对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变局的对策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发言中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其中“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的三大举措，为缓释逆全球化冲击、顺应国际经济秩序的百年变局圈定了范围，即以贸易便利化为导向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或可将其称之为中国式自贸区；同时，也为国际层面应对逆全球化和顺应国际经济秩序的百年变局提供了指引共同合作。鉴于此，在国内层面，可以中国式自贸区为场域，立足“关外境内”、明晰关外一线、境内二线的边界，全方位推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贸易服务、投资便利等进出口管理措施，营造一个开放、安全的贸易环境，以缓释逆全球化负外部性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国际层面，为应对逆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互惠包容，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全球合作；二是转变角色，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加入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阵营；三是携手他国，共同维护WTO多边贸易制度。以下分而述之。（一）国内层面：立足中国式自贸区来推进贸易自由化中国式自贸区的建设，以境外高水平自贸区的开放标准为导向，对服务贸易、投资便利等进出口管理措施采取放管结合的举措。2013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已经先后分批批准了21个中国式自贸区，其中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形成了海陆协调、联动的综合开放格局，助力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推进区域合作。比如黑龙江靠近俄罗斯，可与俄罗斯和东亚建成一个区域合作中心，从而实现贸易自由化。可见，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当下力促贸易自由化的最佳进路。对标世界高水平开放形态，强调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程度。如何衡量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程度。现有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法规无疑是最牢靠的基准，也是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贸易便利化措施所做的官方“承诺书”。首先，在“开放”层面，中国式自贸区建设始终坚持以竞争中性原则为导向，同时配置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色是准入即承诺）、准入前国民待遇（高于WTO非歧视原则标准）这两大进出口管理措施。其一，竞争中性原则。主要是在政策导向上，中国式自贸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既涉及外商投资者的准入、运营的同等标准，也包括其市场要素（如商品、人员等）配置的公平竞争。其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措施（特色是准入即承诺）。一方面通过降低市场准入条件来改良已有的负面清单，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如第一个“落地”的上海自贸区，在 2015 年、习近平：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2020。52023年第3期2018年和2019年三次修订了负面清单制度，将2015年负面清单上一开始就列明的190项进出口管理措施，在2020年剔除至30项。2021年12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令第47号公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进一步将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至31条、27条，压减比例分别为6.1%、10%。该清单已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另一方面，聚焦中国式自贸易区的特殊性，在创制负面清单伊始，就以对标域外自贸港、自贸区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为导向，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中仅设置了70项特别管理措施，为港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高度联通、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内外贸易的一体化发展、国内与境外市场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便利。其三，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并不同于WTO多边贸易制度中的国民待遇，反而比WTO多边贸易制度中的国民待遇要求更高的待遇。即在外国投资者进入自贸区时，就已经给予其国民待遇，从而为外国投资者肃清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其次，在“一线放开”的前提下，为营造一个开放、安全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为“二线管住”配置了分层次、渐进式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简称自贸区外商安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简称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简称外商安审法）等共同建构了我国分层次、渐进式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其中，自贸区外商安审法以特别法的形式建立起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措施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而最新的外商安审法对外商的投资情形和投资领域廓定了具体范围。其中，第二条从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等明确规定了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外商投资情形。第四条通过列举式廓定了外商投资前应主动申报的投资范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与军事、军工相关的；另一类是间接关系国家安全的。可见，通过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可以把握吸引外资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建构更加开放的外商投资制度，同时防止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性，为贸易自由化提供更加安全的营商环境。可以说以“开放”为导向的竞争中性原则、负面清单侧重的准入即承诺、更高待遇标准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以“管制”为举措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建设对标世界高水平开放形态的中国式自贸区的“一体两面”。最后，在落实中国式自贸区的建设中，放与管的对象也呈现出开放态势。从目前我国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已显现出从贸易服务领域向金融服务领域的拓展之势。目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服务市场中交易活跃，尤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的“零关税”政策，将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动发展，而金融服务领域也呈现出“竞相开放”的举措，比如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融资租赁领域的金融服务创新，海南自由贸易港尝试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等，不一而足。实际上，自由贸易试验区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对促进贸易自由化最具优势，原因有三。其一，自贸区的离岸金融业务经营模式与目前其他国际离岸市场的业务经营模式相类似。所以，可以利用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自身地缘优势、经济优势等，帮助在岸市场的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与离岸市场金融业务发挥协同效应。其二，在当下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新格局下，境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必将加大，在岸的金融市场与离岸市场的错位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域内与域外的循环流通，确保人民币的持续性供给。其三，还可以通过自贸区先试先行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为数字人民币跨向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第二条规定的三种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情形是：一是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境内投资新建项目或者设立企业；二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或者资产；三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其他方式在境内投资。6郎 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向研判与应对全球探路，提升支付服务体验感，助力外贸交易。鉴于此，未来为适应数字经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流通，除落实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外，还需要在自贸区建立数据共享系统，建立数据收集、分析监测机制，对具有无国界性的数字贸易、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进行有效监管，提前预防数字贸易、数权交易等给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二）国际层面：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以顺应百年变局当下，全球市场经济发展从物理疆界延展至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格局从单边主导转向多极共治，对全球治理提出了公平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诉求，以实现各国的均衡、普惠发展。“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故，应摒弃传统国际合作范式中的糟粕，共同建构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鉴于此，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落实”合作。第一，互惠包容，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全球合作。首先，我国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在互惠中深化区域合作，目前与其他主权国已经达成有关运输、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双边、区域协定。在运输方面与47个主权国签署了共计38个与海运相关的双边、区域协定，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海运网络。在贸易方面，自2002年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以来，又达成了5个区域自贸协定。其后，在深化5个区域自贸协定的基础上，成员方又进一步达成了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辐射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两大场域。除上述区域协定外，我国不仅在2021年9月16日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积极促进中拉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南南合作平台的建设。在金融方面，除了RECP以外，我国通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拓展跨境支付系统（CIPS）泛在性等措施，便利亚太地区及欧洲的资金清结算。其次，我国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在包容中推进全球合作。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一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我国作为谈判国，在应对其气候变化谈判中已从参与者走向引领者。二是在国际经贸合作领域方面贡献诸多，积极参加G20峰会，尤其是2016年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我国在会前积极筹备，为其提供智力支撑，峰会最终达成 29项重要成果。可见，我国在推进全球合作的过程中以包容为导向，随着伙伴关系的日渐丰富，也将助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第二，转变角色，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加入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阵营。回顾历史，西方崛起的大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贡献就是负责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在这些国际公共产品中尤为突出的贡献就是有关自由贸易的安排。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出了自由贸易理念。同时，英国在自由贸易理念的导向下，为打开由其主导的世界市场，以双边安排来推进自由贸易，包括两种模式：一是通过战争来强行缔约，如与我国签订的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二是通过互减关税来实现自由贸易，如1860年，英法两国以关税互惠为内容达成的英法条约，可称之为最早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然而，随着一战、二战爆发，尤其二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供应战争物资，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全球经济在饱受一战、二战损害的同时，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也已悄然转向美国，美国开始推行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开放型国际经济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负责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但主权国要想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俱乐部，加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8，第3页。潘子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动力机制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应对，兵团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72023年第3期入条件如下：一是需牺牲部分主权；二是要素生产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居产业链低端。此外，由于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同时这些国家还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技术垄断，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低端的产业链上，世界经济格局凸显“中心外围”不均衡的发展怪相。然而，随着如今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要加入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的阵营，逐步向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以此打破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模式。实际上，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新兴经济体生产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了合作场域。例如，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部分沿线国家所达成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简称亚投行协定），表明并非只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金融“规则”这类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依靠相互间的“聚合力”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当下，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面对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问题，我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加强在科技研发、融资支持等方面的协同合作，另一方面要摒除“搭便车”的公共产品消费者心理，在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中联合发声，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新规的创制，防止发达国家再次成为网络空间规则的主导者。第三，携手他国，共同维护WTO多边贸易制度。全球98%的贸易量都受WTO规则约束，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是各国公认的全球国际贸易体系的独立仲裁者，其裁决也能得到各主权国的遵守与执行。然而，因美国阻挠，最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因未能解决“空椅危机”而停摆。WTO的上诉机构的瘫痪意味着今后主权国获得贸易救济的最后渠道被堵，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惩罚性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政策干预措施将难以再获得救济。对此，中国、欧盟等世贸组织成员联合声明，组建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2022年5月4日，3位仲裁员审理了“土耳其药品案（欧盟）”（DS583）一案，这是自WTO上诉机构停摆以来在WTO多边体制内受理的第一起上诉仲裁案，彰显出“合作共赢”所发挥的熵增效应，同时表明单边主义、区域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仅是国际经济秩序中政策性试错的过程，WTO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流。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未来全球治理的多极共治将是国际经济秩序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Abstract：Under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s facing the impactof anti-globalization,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the degree of global tradeliberalization has declined;second,the global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has been destroyed;third,globalgovernance has been blocked by anti-globalization.However,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economic order,i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market economy has opened up a new network space,and theglobal governance changes from unilateral dominance to multipolar co-governance.In this regard,at the domesticlevel,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he free trade experimental zone to promot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slow down theimpact of counter-globalization.At the same time,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we must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o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under the century-old changes,so as to urge our coun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waves in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century.Keywords：Anti-Globalization；Trade Liberalization；Global Economic Order；Intelligent Era（责任编辑：张治国）钟飞腾：百年大变局与中国主场外交，人民论坛2019年第17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