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doc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①──导言
（一）为什么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

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教育的第一个层次。儿童、少年只有先学了语文，才能进一步学习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常识；再进一步，学习各种或某种专科知识和技能；更进一步，研究探求高深的知识、理论和技能。

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还不够理想，有作得比较好的或者很好的，但是比例不大，也有作得相当差的。这种情况，对于以后各层次的教育很不利。总的说，对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少教师重视了，作了不少研究工作和各种实验。然而，苦于成效不十分显著，或者在某一处或某一点上有些成效但未能推广今天，在已经或即将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语文教育本身就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它已经不仅仅是为别的学科、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服务的了。

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症结何在呢？

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单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的重视传统，正确的对待传统。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四千多年，其中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间没有大的间断。即使1911年之后，封建主义在不少方面仍然延续着。它钻进了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教育领域自不例外。时间久，方面广，深入，逐渐形成了传统。既成传统，力量就强大顽固，使人很难跳得出来，以至习焉不察，身在其中而不自知。一种文明或文化，生命力如此强，存在这么久，其中必然有异常优秀的、超时间局限的东西，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无可避免的也有大量封建主义糟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泾渭分明，整整齐齐分成两大块，互不相谋，各走各的路，成双行齐步走过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忽而此前，忽而彼后，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像泥石流那样滚落流动下来的。教育自同此理。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各有它的来踪去迹。连前人都知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前边说，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有作得比较好或者很好的，其中不无传统经验在起作用；有作得相当差的，其中更不免有传统糟粕方面的影响。然而，除去少数专门研究传统的人之外，大都是不自觉的，至于是否还有遗珠没有受到注意，是否有把精华误认为糟粕，一股脑儿抛弃，误把糟粕（或者不触动实质，只改头换面一下）当成精华而抱住不放，诸种情况，都还说不十分清楚。因此，客观冷静的，科学的，认真研究研究传统，十分必要。首先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作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作到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今天和今后以至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只有对自己的家底有了数，才谈得上参考借鉴别人的理论和实际经验，为我所用，不至于从外引进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或者反之，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以为“万物皆备于我”，不理会别人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

（二）为什么要从研究历代的语文教材入手

根据古代历史的记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各诸侯国互相交往，派出的“外交”人员都那么能言善辩j从西周时代起，历朝历代，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以至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著作。从这些事实似乎可以推断，古人有一套或几套行之有效的语文教育的办法。可惜，只有东鳞西爪的叙述，缺少详备的记载。所以流传下来的教材就显得特别宝贵。

说实在话，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回顾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及随后相继而起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之类，就都说得言之成理，但实际的教育教学与之出入很大，大多是各学校各教师各行其是。

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语文教材充分体现本国母语的特点，使得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以及语文教育便于为儿童、少年所接受。语文教材又受母语特点的制约，如果使用教材得法，语文教材又会起到规范语言，纯化语言，促进语言发展的作用。所以研究教材的意义很大，收获会是多方面的。本书可以说是以研究教材为主要线索编写的，正是为此。

但是，教材并不易收集。小孩子念的书，念完就破烂不堪了，或者当作废纸处理了，极少人注意收集保藏，书商也不屑于买卖这种不值钱的书。作者为此花了很不小的力气，花了很多时间。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特点，有点什么贡献的话，资料收集得多些是很重要的一条，居然还编成了一份《蒙学书目》。虽然它不可能是十分齐备、完善的。

（三）社会背景和语言文字

社会背景、语言文字是对语文教育和教材起制约作用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边已谈到。这里作一些补充。在整个封建社会及其延续期间，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中有过一段“百家争鸣”，但到西汉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所谓儒家思想包括孔子学派和源出孔子的思孟学派，以及发展到宋代演变出的程朱理学，再发展演变出（特别到明代以下）的道学。那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了。儒家思想之外，又加入了佛家思想。东汉时期印度的佛教传人我国，到魏晋南北朝而大普及。后经唐初抵制了一下，并没能把它压下去。至少，作为一种思想，长期存在着，并且也分了不少流派。此后，佛学和儒学逐步靠拢，互为表里，相互为用。原始的儒学，后起的理学、道学，外加上佛学，这几种思想在传统语文教材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我们研究传统语文教材接触到的主要也就是这几种思想。社会上自然还有些别的思潮，例如打着道家老子的招牌而产生的道教及其各种流派等等，在传统语文教材中也有反映。清末维新运动之后，出现过一些用传统形式传播“新学”以至基督教思想的教材，但为时短暂，书也不多，在社会上没起多大作用。总的情况如此，所以除非很有必要，这些就不多去重复了。

关于语言、文字要略多补充几句。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就是说，语言成分由小向大组合的时候，没有繁难的形态变化的那种制约，只要意义上合得拢，符合习惯，就能组合，非常灵便自如。基本的语言成分──词，大都是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多音节的极少。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体系。每个字表示一个带声调的音节（不是一个音素），有一定的形体，表示一定的（一个或多个）意义。汉字的形体有很大的特点。古人说汉字有六种造字方法，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所谓“形声”字逐渐成为汉字的主体。所谓“形声”，就是说，这个字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形旁”，表义，一部分是“声旁”，表音。表音问题不去说它。这里只说说形旁表义。秦始皇“书同文”，在篆书的基础上形成了隶书，基本上没有象形的味道了。所谓“形”旁，并不象形，它表示的不是这个字的确切含义，而是提示一个意念范围，引起人们联想以至想像。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用的“符号”。“氵，提示这个字的意义是液体范围的：“油，酒”，“汗，泪，涕”，乃至自然界里容纳水的东西：“江，河，湖，海”。这个作用非常大，几乎使每个常用字都成为多义的。甲字同乙字合用是一个意思，同丙字合用是另一个意思，同丁字合用又是一个意思。如：“柴米油盐”，油腔滑调”，“油头滑脑”，“添油加醋”，“春雨贵如油”，“焚膏油以继晷”，等等。由于前两个特点，汉语的基本语言成分──词在语言里已经很够活跃了，再有这么一种文字，在书面上，如虎添翼，达到了千变万化，用法无穷的境地。这三个特点合起来，产生了这样三个后果：容易造成整齐的句子，可以通篇是三字句，或四字句，或五字句；容易构成对偶；容易押韵。且不说这些后果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单就编写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而论，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将会发现，本书引用的传统语文教材，大都充分运用了汉语汉字的这些特点，对它们的作用本书都将在适当的地方再加申论。

至于汉字在初学阶段有困难，与急需进行的阅读教学之间有矛盾。古人也想出了对付的办法，本书后边也将详加评述。

（四）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理解要更全面一点

以往，由于我们集中注意到封建社会晚期科举考试、八股文为害之大，对后世不良影响之深，曾经对传统的语文教育有一种误解，认为，传统的语文教育就是先在官学或者根据官家要求所办的学塾里教学“三，百，千”，接下去教学儒家经典，非常狭窄贫乏，目的就在于应科考，考中了去作官，既不提倡博学多闻，也不注意语文知识。当然，封建社会的教育，必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封建社会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早就提倡广泛读书，接触社会，获取多方面的知识、技能，也注意到要教给学童一点必要的语文知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单是正统的儒家经典，哪有“万卷”？“万”极言其多，反正，决不仅仅是四书、五经、九经、十三经。不单单提倡坐在屋里读书，还提倡走出书斋去“行万里路”以增广见闻，接触了解社会。如果只是死读“圣贤书”，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多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产生琳琅满目的文学著作和各类优秀史籍？怎么可能产生蔡伦、张仲景、毕昇祖冲之、宋应星、李时珍等等那么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从封建社会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有一路和“三，百，千”八股文”走着另一条道的思潮和实践。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不应忽视这一类的思潮和实践经验。这样，我们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理解会更全面一点。总之，蒙学蒙书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对此研究很不够，并且往往有所偏。或者认为它一切都好，或者认为它一无是处。这项研究课题，应当赶紧补作。
五）几点说明──本书与1962年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的关系

1．1962年。这本书的前身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64年重印一次，1979年再印过一次，书名叫作《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现在这一本并不是1962—1979年本的一般的重版本，只在文字方面小作修订，而是改动幅度相当大的一个新版本。

2．根据前边说的，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主要要从研究教材人手，本书的内容也是以教材为线索编排的，所以干脆把“教材”在书名上就标识出来，名实更相符一些。既然侧重教材，则教材的书影宜于相应增多。（《初探》出版后，书影格外受到欢迎）经过“文革”的浩劫，传统蒙书被当作“坏书”扫荡了一通后，幸存者无几，现在更难得到了。因此就作者个人所保藏的，友好赠送的和借到的，有选择的补充了一些，并且把书影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书名副标题中和“蒙学书目”并列标识出来，既符合书的内容的实际，也表明了我们展示出这部分遗产的意图。八股文是传统中属于糟粕的部分，既是客观存在，对后世影响又很深，我们也不加隐讳的选印了少量的书影示众。

3．作者为考察传统语文教育和教材，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进行了两轮考察工作（见所附的论文），这次大修订，也可以算作半车c吧。1962年本叫作《初探》，现在总算已经再探、三探了，因此，把“初探”二字去掉了。限于个人知见不广，探求水平不高，大概只能探到这样的程度，再求深入，要看个人精力是否许可，更有待于同道和有志于此的年轻一代共同努力。去掉“初探”这两个字，作为标题显得有点光秃秃的。添个什么呢？还是照实际说话为好。就书的实际内容看，这次修订，“论”的部分增多了一些，“述”的部分把不重要的删汰了一些，于是索性就叫“论”吧。尽管就“论”而论，浅了些。求“深”是无止境的，也有各种不同的“深”法，听之而已。“蒙学书目”去掉“稿”字，因为不论有没有这个字，它总归是个稿，到任何时候也不敢说“收全了，编好了，再没有遗漏和失误了。”这个新版本的书名大致是经过上述一些考虑产生的。──以上可以叫作解题，也许可以算作对写作这本书的意图、设想的说明介绍。

4．前边说“改动幅度相当大”，有哪些改动呢？增加书影，前边说过，大概增加到60幅左右。此外，第一，内容的编排也作了一些调整。“述”的部分可精简的地方删汰一些，适当增多点“论”，使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明朗一些。在“论”之中，把作者个人现在认为以前的说法不妥当的地方改一改，没说到的地方补充补充，──其中也包括吸取别人的意见。这里特别要提到我的老领导、已故的辛安亭先生。他是位老教育家，对于传统语文教育既有兴趣，更注意研究，1962年本出版后，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提出好些条具体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涉及教材的分类和对某几种教材的评价。这次改动，我把他的意见基本上都吸收进来了。还有已故的魏建功先生，他指出了两点：一，传统语文教育非常重视词的教学（实即文字训诂之学），这一点没说清楚。二，遗漏了《碎金》，居然全未提起。这两点这次也了补充。再就是老朋友吴晓铃兄，他也是全本看了一遍，随看随手作了许多批注。这次修改时吸收了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他把他批注的那本交给我，我把批注录下来之后还给他，他盖上他的藏书印收藏起来。在我这里，封面上写着“录晓铃兄批注”的是作者自藏的1962一1979年版唯一的一本了。除这三位之外，还收到相熟的，如任铭善先生，和未曾谋面的一些朋友的来信。他们对此书有兴趣，看过之后除奖誉外也提供了不少很好的意见。第二，《蒙学书目》作了调整和补充，成为独立的一部分，不再作为附录。第三，附录了作者的两篇论文。从其中一篇可以看出作者考察传统语文教育的过程。还有一篇考证《新编对相四言》的文章。可以看出考察传统语文教材这项工作的甘苦。文后还补记了发表后的几件重要的事情。

总的说，改动是大的，不过在许多地方也尽可能保留了1962年本的原貌以存真。

5．1962年本有一篇《序》，从“蒙学”说起。这篇《序》的有些部分似有可参考处，摘要并略加修改，引在这里：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十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主要是其中的语文教育和教材方面。

这里姑且根据初步探索之所得，试为蒙学语文教育发展的情况勾画一个极粗的轮廓，作为进一步考查的线索。

古代蒙学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来看，先秦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礼记·学记》里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陈满对这段的注解说：“离经，离绝经书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趋向之邪正也。《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率，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在整个“小学”部分，著录了十家三十五篇，都是识字课本之类。例如在《史籀篇》下面就明白地说：“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据王国维考证：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①

这段时期的蒙书，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两种，一是管子的《弟子职》，一是史游的《急就篇》。这两种书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响。
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再就是此后的大量“杂字”书滥觞于《开蒙要训》。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第二是出现了新的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韵语），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兔园册》和《蒙求》等。可以说，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这三类蒙书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很大一批新的教材。

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很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成为几乎不可分的一套识字教材“三，百，千”；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第二，在封建思想教育方面，一则用《千字文》《三字经》深入到识字教育中去；再则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产生了新的教材《小学》和大批性质相类似的书；此外又运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第三，在《蒙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一大批历史知识教材，如《史学提要》等。同时出了一些介绍各科知识的教材，如《名物蒙求》等。第四，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书《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第五，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选注和评点本。

此外，朱熹和他的门人，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许多人，很重视蒙学的方法、步骤问题。‘他们的一些言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体制和教学方法。

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教材；在某些方面，也有过一些并不成功的新的尝试。就识字教学而论，“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没有多少改变，中间曾经有过不少人编了些新的“千字文”百家姓”“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在群众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着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进，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有的流行较广，影响很大，例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维新运动之后，还产生了一些用蒙求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并且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了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等，属对的训练一直沿用下来。从模式发展到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结合起来。文章选注评点的办法继续采用，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选本。讲基本

的文字、声韵等知识的蒙书和蒙学用的工具书也出亍一些。此外，还产生了几种总结前人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崔学古的《幼训》《少学》，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末的蒙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大致情况。本书也就按照上述的发展过程结合教育内容的分类，一类一类的介绍。如前边说的，既“述”源流，在若干地方也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和评论。

专就传统的语文教育而论，可以说早已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一套步骤和方法。大体说来，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训练，这整个的语文教育过程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有的又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封建思想的教育结合起来，巩固已识的字，继续学习新字，开始熟习文言的语言特点同时学到一些必要的常识，为第二阶段进行读写训练打下基础。这样，全部语文教育也可以说包含从集中识字开始的四个步骤。

古代的教学制度不是很明确的，语文教育的每个步骤，用的时间可长可短，各个步骤也可能是互相交错，而不是逐一衔接。前边所说的，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概括出来的一般的情况，前人并没有明白地这么说过，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际作法，也很可能跟这里所概括的有出入。不过，根据种种可用的资料看来，这样一个粗线条的描写是大体能够反映出传统语文教育的基本面貌的。

初期识字教育和写字训练
（一）集中识字教材

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工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清人王筠说：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旧、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①

王筠是文字学家，所以他提出先教纯体、再教合体这种合乎汉字构造规律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人采用，不过并不广泛。至于他说必须首先集中教儿童认识两千字，然后读书，这倒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项经验总结。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是所谓“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了探讨“三，百，千”的情况，不能不追溯一下它们的前辈《急就篇》；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考察一下在群众之中跟它们相抗衡的另一路教材──各种“杂字”。

1．《急就篇》及其他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从周、秦到汉，陆续出现了很多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篇》《苍颉篇》《凡将篇》《训纂篇》《急就篇》等。其中流传的时间最久，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是《急就篇》。②

《急就篇》，西汉史游③编撰，成书时间约在纪元前40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急就篇》，全书共2144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128字是东汉人补加的。

王应麟《汉志考证》日：“《隋唐志》谓之《急就章》。”国朝太宗皇帝尝书此篇。又于颜本外多“齐国”“山阳”两章，凡为章三十有四。此两章盖起于东汉。按《急就篇》末说长安中泾渭街术，故此篇亦言洛阳人物之盛以相当。而部县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为高邑，与先汉所改真定常山并列。此为后汉人所续不疑。
就前边的2016字来看，大致是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使之成为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尽可能避免重复字①，同时尽可能使每句都成话，能表达一点意思，借此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多少教给儿童一些常识。这两千来字编成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四百多字；一是“服器百物”，一千一百多字；一是“文学法理”，四百四十多字。②第一部分用三言，如：

宋延年　郑子方　卫益寿　史步昌

二、三两部分用七言，如：

稻　黍　秫　稷　粟　麻　粳　　　饼　饵　麦　饭　甘　豆　羹
治　礼　掌　故　砥　砺　身　　　智　能　通　达　多　见　闻

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如：

汉地广大　无不容盛　边境无事　中国安宁

这部识字课本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问。顾炎武说：

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玮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③

唐代以下，《急就篇》虽然确实被新起的识字课本所代替，但是这本书还是保存流传下来，并且对后世蒙书的编法有很大的影响。下边就要谈到的“三，百，千”，以及再下边将要讨论的各种韵语读物，可以说都是继承了《急就篇》的经验而有所发展的。④
跟史游《急就篇》同时的识字课本还有好几种，主要是合《苍颉》《爰历》《博学》而成的《苍颉篇》，扬雄的《训纂篇》和班固的《训纂篇》续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苍颉篇》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一共应该是3300字；扬雄的《训纂篇》扩充《苍颉篇》成为八十九章，班固的续编又有增补，成为一百零二章，则扬雄、班固之书估计会有五六千字以上。史游的《急就篇》字数最少，只有2016字。扬雄、班固，都比史游的地位高，比他的名气大，可是他们的书很早就失传了，惟有《急就篇》沿用到隋唐，并且保存下来。什么原因呢？除了编法上和别的可能的因素之外，会不会还因为《急就篇》字数适当，所以大家一直采用，而《苍颉》《训纂》字数太多，不适合作启蒙教材呢？看来这是很可能的。

前边说过，《苍颉篇》等都属佚书。1907年，斯坦因从西陲木简中弄到一种《游教周章》四字句的一些残片，有人认为可能是《苍颉》，如果真是这部识字教材的鼻祖，那就太珍贵了。①清代有好几位长于从古书的断简残篇或引语注释中辑佚书的，差不多都辑过《苍颉篇》，而且多半有刊本。

2．《千字文》源流

我们最熟悉的《千字文》是南北朝梁周兴嗣②编的，就是用“天地玄黄”打头的这一种。这本识字教材编成于梁武帝大同（535—543）年间。关于编著的经过和千字的来源，较早的记载见唐姚思廉的《梁书》和唐李绰的《尚书故实》。《梁书》说：

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任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③
《尚书故实》的记载是：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搦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①

宋代王应麟的《玉海》里说

太祖谓近臣曰：千文盖梁得钟繇破碑千余字，周兴嗣次韵而成，词理无可取。②

《宋史》李玉传的说法相同。据阎若璩的判断，《梁书应该更可信些。他说：

《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兴嗣，一萧子范。子范制久失传。而所次韵之书，《梁书》以为羲之，《宋史》以为钟繇。要《梁书》近而得其真。③

此外，日本存有一种李逻注本《千字文》。序里说，原有钟繇《千字文》，晋末播迁，载书遇雨，几至糜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次韵。这本书没有刊刻年号，李逻也不知何许人。

明、清以来，这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④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追究。
《千字文》编成以后，很快就成了流行各地的通俗识字课本。《唐摭言》记载：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①

不仅作为课本，《千字文》的语句当时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太平广记》引《启颜录》（唐人侯白作）的记载，有人用《千字文》里的话戏作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②

此外，还有这样的记载：“及（阎立本）入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日：‘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Ⅷ

唐宋以下，《千字文》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的识字教材，并且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着。《元史·王恂传》：“母刘氏授《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从前商人账册的编号，考场试卷的编号，以至大部头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的卷册编号，常用《千字文》里的字序作线索，编成“天字某号”“地字某号”等等。直到今天，有的城市（如天津）还用《千字文》开头一部分字给街道命名。

不仅在汉民族中间传播，《千字文》还有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供满族、蒙族的儿童学习汉字之用；不仅在国内传播，还有日本的刻本，供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之用。

一本启蒙的识字课本，流行这么长的时间，具有这么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

从编法上看，这本《千字文》确有它的一些特点。
就内容论，虽然只用了有限的字，却并不是一千个单字的堆积，而是组织成通顺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若干句子，这些句子的安排又大致前后连贯，相当有条理。开头一部分从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说起，接着就分别说“天”的一些现象，如：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云腾致雨　露结为霜

再说“地”的一些现象，如：

海成河淡　鳞潜羽翔

这样就介绍了一些有关自然界的名物。然后叙述上古之世，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如：

推位让国　有虞陶唐
吊民伐罪　周发殷汤

以下说到当时，说到帝都朝廷典章人物之盛，说到当时的人应该怎样修身持己，为人处世，一直说到务农、读书、饮食、居处、园林、祭祀等等生活的各方面。这一部分包含了不少封建伦常的教训和慎言远祸之类的人生哲学，另外也有一些不无可取的劝诫，如：

知过必改　得能莫忘
信使可复　器欲难量
尺璧非宝　寸阴是竟
容止若思　言辞安定

还有一些优美的景物描写，如：

渠荷的历　园莽抽条
枇杷晚翠　梧桐早雕
陈根委翳　落叶飘砜
游鸱独运　凌摩绛霄

只用1000个字，基本上保持不重复①，而能写出这么丰富的内容，并且大多数的句子通畅可读，没有多少牵强硬凑的痕迹，这确是很不容易的。清人褚人获说：

王凤洲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②

就语言论，除了通顺可读之外，保持了《弟子职》《急就篇》整齐押韵的传统，便于儿童朗读背诵，并且押韵自然，没有勉强硬凑的地方。所选的1000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没有很生僻的字；用文言的标准看，多数的句子也是普通的结构，艰涩难懂的句子很少；引古书，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多，也不算艰深。（当然，今天看来很多的字、词、语句是不在常用范围之内的）

根据以上的简单介绍来看，周兴嗣《千字文》之所以历久风行，广泛传播，决不是偶然的。

和周兴嗣《千字文》同时先后编出来的还有别的几种千字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就有五六种。宋代以下续编和改编的千字文更多，现在能见到的和见于著录的，有好几十种。

续编和改编千字文的用意，概括说来，约有四类。

（甲）认为《千字文》的字少，不够用，所以要增广补充。这一类比较多，下边择要介绍几种。

（1）《续千文》，宋侍其玮③编，有《兰园秘录初刻》本，《云自在龛丛书》本，清抄本。卷首有宋绍兴戊午（1138）葛胜仲序，末乾道乙酉（1165）跋。
（2）《重续千文》，也称《三续千文》，宋葛刚正编，自注，有《海源阁丛书》本，清影宋抄本。卷首淳祜戊申（1248）自序。

（3）《广易千文》，明周履靖①编，有《夷门广牍》本。书分《初广千文》《二广千文》《三广千文》《四广千文》四部分，各千字。但是所谓《二广千文》实即葛刚正的《重续千文》，《三广千文》即侍其玮的《续千文》，各改少数文句，加上周某自己的名字而已。那么《初广》《四广》是不是周某自编的呢，尚待查考。

（乙）认为周兴嗣《千字文》内容庞杂，要用一千个字专讲某一方面的知识的。这一类也有几种，如：《叙古千文》，宋胡寅②编，黄灏注，有《粤雅堂丛书》本。又，姚福注，有清抄本，称《致堂先生叙古千文集解》。全书用1000字讲从上古到宋代的历史，分十四节。此外，顾炎武③提到过两种讲历史的千字文，书皆不传。

（丙）认为周编《千字文》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作用不够，需要加强的。如：

《训蒙千字文》，清何桂珍编，有道光原刊本，又有多种复刊本（有的改称《何文贞公千字文》）。这本书居然能用1000个字源源本本地讲一套“先圣先贤先儒千古之学术心源”，看来确是煞费苦心的，所以在清末极受道学先生们的推崇，被列为“训蒙必读书”之一。

（丁）还有少数，大概是认为周编不够好，想别出心裁，一新面目的。如：《千字文》，清李崇忠编，有清刻本。
最后应该提到，有一种汉字、梵文、日文对照的《梵语千字文》（又名《梵唐千字文》），题三藏法师义净撰。内容与周编不同，但也通俗易懂。开头几句是：

天地日月　阴阳圆矩
昼夜明暗　雷电风雨
从序文看，这本千字文是僧人学习翻译用的。

所有上述这些续编本和改编本，都曾在一时一地流行过，然而都不久不广，没有一种能够同周兴嗣《千字文》相抗衡。今天看来，周编本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习惯力量不容易打破，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新编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内容艰深，文句古奥，不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也不符合初步识字的需要。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作我们编写教材的一个前车之鉴。

3．《三字经》源流

我们最熟悉的《三字经》是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打头的这一种。这部《三字经》相传是宋代学者王应麟编的。这个说法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人夏之瀚给《小学绀珠》写的序言。但是语焉不详，只是说小时候读《三字经》，不知是谁作的。

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按：指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赅也。

至于是怎样知道的，没有说。明末人屈大均有不同的说法。他说：

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①

后来很有一些人认为《三字经》不是王应麟编的。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话，这与王应麟尊蜀抑魏的观点不符，②也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说话不严密，这与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情形不合。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结论。

无论《三字经》是否出自王应麟，对于这本启蒙教材的优点，前人几乎是一致肯定的。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的《题辞》里说：

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豌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把《三字经》的内容考察一下，章炳麟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今天所见到的清初的本子是1140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如所谓《徐氏三种》本），总共1248字，大致包含五部分内容。首先说“教”和“学”的重要性，84字，有些观点当然不见得正确，但是也有些话说得很不错，成了多年传诵的格言，如：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
子不学　非所宜　幼不学　老何为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其次是讲封建伦常的一些话，114字，今天看来当然无足取。再就是介绍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这些基本名物，96字，如：

稻粱菽　麦黍稷　此六谷　人所食
马牛羊　鸡犬豕　此六畜　人所饲

然后介绍小学、四书、六经和五子这些当时的基本知识，246字。接着是讲述历史，468字。最后讲了一大串历史上愤发勤学的人物故事，勉励儿童努力学习，作有用的人，总共240字。虽然里边有“学而优则仕”“显亲扬名”“光前裕后”那套封建主义的人生观、伦理观等等，可是所讲的故事多数是有启发性的，要求作有用的人，也不无鼓励儿童上进的作用。如：

披蒲编　削竹简　彼无书　且知勉
头县梁　锥刺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萤　如映雪　家虽贫　学不辍
如负薪　如挂角　身虽劳　犹苦卓
犬守夜　鸡司晨　苟不学　曷为人
蚕吐丝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古代蒙书，《弟子职》是四言，《急就篇》有一部分是三言，其余是七言和四言，汉魏以下，《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①等等，都是四言。《三字经》全用三言，更便于儿童朗读背诵，这可以说是《三字经》的一个特点。从那以后，发展出来一大批三言韵语的蒙书，甚至连别的通俗知识读物也采用了三言韵语的办法，如《医学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