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模板.doc

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10

资料内容仅供参考，如有不当或者侵权，请联系本人改正或者删除。
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新网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2日中纪委全会上强调, 要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并要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作风。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21日在北京开幕。习近平22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新华视点”官方微博披露了此次讲话的内容。
谈反腐: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要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方针, 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她说,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 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关键就在”常”、 ”长”二字, 一个是要经常抓, 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 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她同时强调, 从严治党, 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谈作风: 要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
在谈到工作作风时, 习近平强调,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 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 任其发展下去, 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 党就会失去根基、 失去血脉、 失去力量。作风是否确实好转, 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
她强调, 要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 善始善终、 善做善成, 防止虎头蛇尾, 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 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她还强调, 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 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 大力宣传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 努力使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谈权力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针对权力运行问题,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她指出, 反腐倡廉建设, 必须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 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另外, 习近平还指出, 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本位主义,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决不允许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 做选择、 搞变通

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制度好能够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能够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探索加强制度建设和教育防范工作,努力使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使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尽管如此,制度建设依然存在不少”蚁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需不断提速。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
本报评论员
01月24日07:12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把权力关进笼子, 这个笼子, 一是民主决策的笼子, 任何重大决策都要经民主程序; 二是依法行政,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这叫法治笼子; 三是民主监督, 政务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阳光化, 自觉接受民众监督、 媒介监督、 社会监督、 盯住权力管住权力, 预防权从笼子溜出、 钻出笼子。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一言以蔽之, 就是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把严明纪律作为党的凝聚力和执政能力的基础来强调, 把改进作风视为夯实执政根基的重要工程来加强, 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路谋划反腐制度建设, 习近平同志的这篇重要讲话, 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规律的新认识, 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动员和部署。
从严治党, 政治纪律要有新加强。形势越复杂、 任务越艰巨, 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 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明党的纪律, 首在严明政治纪律, 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最根本的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 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本位主义, 不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杜绝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才能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只有牢固树立党章意识, 自觉用党章规范言行, 才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政治立场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全党同心, 其利断金, 只要我们党思想统一、 步调一致, 就能引领中国巨轮攻坚克难、 乘风破浪。
从严治党, 工作作风要有新气象。改进工作作风, ”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 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 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改作风, 领导干部要先行, 各级干部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说到做到, 兑现承诺, 就能树立好导向; 人民满意是标准,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 就能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 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从严治党, 反腐倡廉要有新突破。腐败是社会毒瘤, 清廉是人民期盼。新形势下, 依纪依法严惩腐败, 必须着力解决干部腐化、 特权现象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事实证明, 坚持标本兼治、 惩防并举, 才能见实效、 显长效。因此, 要一手抓惩治,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一手抓制度, 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 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从严治党,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才能确保党和国家永葆生机活力。

制度笼子的基本构造
安立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总书记的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 不论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 都为这一重要精神所振奋。有人指出, 这一讲话所阐述的权力监督思想, 体现了我党对于把握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最新水平, 不但对党的建设具有历史意义, 对中国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对于这一重要思想如何贯彻落实, 各地的官员与学者已经开始认真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建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 片面强调思想教育, 单纯依靠个人觉悟, 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是靠不住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体系, 就要打造”制度的笼子”。那么, ”制度笼子”的基本构造是怎样的呢? 根据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国家现行的宪法与法律、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及党在新时期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 笔者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与建议。我以为, 能够确保把权力关住的”制度笼子”主要应由以下方面来构成。
一是”权为民赋”。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 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 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10月11日人民网) 前者是权力的来源, 后者是权力的功能。中国宪法第二条也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 真正而非名义地、 切实而非形式地保障公民选择公职人员的宪法权利,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要求。只有让各级领导干部切身认识并感受到权力的真正来源, 才会从根本上杜绝一些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的扭曲的权力观。
二是宪法至上。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不久, 在出席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 新华社 12月４日北京电) ”根本法”、 ”总章程”及”最高”的地位、 权威与效力, 体现了总书记”宪法至上”的完整理念。党的十八大经过的新党章重申: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这是保障宪法”最高的法律地位、 法律权威、 法律效力”的根本政治保证。为此, 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严肃强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都必须予以追究。”
三是”权力监督”。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论法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强权力监督的思想, 既体现了中国基本的国情, 也吸取了人类文明的成果, 明确提出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的任务, 并提出了”要确保决策权、 执行权、 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的制度性要求。在中国现行体制中, 权力监督的制度架构并不缺乏, 如党内的纪委检查、 行政的监察审计、 司法的检察审判等, 关键是如何完善制度, 理顺关系, 发挥作用的问题。
四是完善司法。侦察、 起诉、 审判, 是整个司法链条上的不同环节。相应的司法机关是彼此独立、 相互制约的法律关系, 这是保障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中国现行宪法第126、 131条明文规定,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明确要求, ”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 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2月24日新华网) 河南赵作海案的教训证明, 统筹协调、 联合办案的执法方式, 往往导致冤假错案。司法机关只有在宪法赋予的权力切实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法律公正。
五是新闻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对公民权利作出了切实的宪法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 ”保障人民知情权、 参与权、 表示权、 监督权, 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知情权、 参与权、 表示权、 监督权这四项权利能否得到真正落实, 都与良好、 宽松的媒体环境密切有关。马克思认为, 新闻自由是介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第三权力”( 《马恩全集》第一卷) , 其实质是民众经过媒体对权力实施监督的工具。一些贪腐官员之因此不怕监督机关而怕媒体( 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 曝光, 即说明舆论监督之威力。 
六是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务院早在 就颁发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如能落到实处, 将对保障公民权利, 增进权力透明, 促进依法行政, 发挥重要作用。今年”两会”期间, 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 则体现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期待经过制度建设, 监督权力运行, 防止权力腐败的殷切期望。这是当前保证权力良性、 健康运行民众呼声最高的制度保证之一。 
应当指出的是, 当前在中国, 这些”制度笼子”并非一片空白, 只是在体制上、 程序上、 落实上不够健全、 不够严密、 不够有力而已。正如已被处以极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所说: ”我当上副省长后, 就像小猫关进牛栏里, 天马行空, 来去自由。”( 《中国司法》第4期) 这样的”制度笼子”无异于形同虚设, 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无赖假定”  
安立志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此论如何实施, 主要渠道有两条, 一是”还权于民”, 真正而非名义地、 切实而非形式地保障公民选择公职人员的宪法权利, 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权为民所赋”。二是”权力监督”, 真正而非名义地、 切实而非形式地建立”决策权、 执行权、 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十八大报告语) 的制度体系。而”无赖假定”则是实施权力监督的理论根据。

　　”无赖假定”是个政治学概念, 由英国思想家休谟首次提出: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 监控机构时, 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 并设想她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 别无其它目标。”( 《休谟政治论文选》, 商务版, 第27页) 其实, 比休谟更早的另一位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有同样的思想因子:”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 《论法的精神》, 陕西版, 第183页) 比上面两位稍晚的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也认为:”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 正是包括此人在内的开国精英们将这一政治理念纳入美国制度的政治设计之中。

　　需要改变一下叙事方式了, 不然, 很难避开”西方那一套”。其实, 在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中也存在着这一思想的早期基因。1974年,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为适应批儒崇法的需要, 有关方面专门为毛泽东印制了一批法家著作的大字本。”文革”后, 我在旧书市场曾淘到一本《荀子·性恶》, 其中有这样的观点: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 以为偏险而不正, 悖乱而不治, 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 明礼义以化之, 起法正以治之, 重刑罚以禁之, 使天下皆出于治, 合于善也。”如果没有这些”君埶”、 ”礼义”、 ”法正”、 ”刑罚”起作用, ”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 众者暴寡而哗之, 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哲学以”性恶”为基础, 似可称为”性恶假定”, 说法虽与休谟的”无赖假定”不同, 但实质却一。不好确定休谟曾否借鉴荀子, 可是, 作为这一理论之滥觞, 荀子却比休谟早了 。

　　荀子的弟子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 她不但坚持”抱法处势则治, 背法去势则乱”, 而且将乃师置于其上的”君埶”置于其中, 并由此建立了两个相互参照的”假定”系统——”圣君假定”与” 暴君假定”。在她看来, ”尧、 舜”这样的”圣君”与”桀、 纣”这样的”暴君”都是”千世而一出”, 如果相信以”废势背法而待尧、 舜”的”圣君假定”, 其结果只能是”千世乱而一治也”; 如果坚持”抱法处势而待桀、 纣”的”暴君假定”, 其结果却是”千世治而一乱也。””治千而乱一”, ”治一而乱千”, 两种政治效应, 高下立见, 即使略识加减的学童也能看清楚( 《韩非子·难势第四十》) 。因此, 与其假定政治人物是”圣君”, 倒不如假定政治人物是”暴君”, 优劣截然, 利弊分明。韩非子命运多舛, 被同窗李斯毒死, 据说其学说曾被秦始皇部分实行。

韩非子两个”假定”的结局迥然不同。”圣君假定”得到儒学门徒的继承和光大, 且主政者更乐意被”假定”、 被”尊崇”为”圣君”, 以致中国历史上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暴君、 白痴与恶棍。在朱洪武眼里, 孟子的”君轻民重”尚且不容, 何况”暴君假定”! ”暴君假定”终于湮没在中华古国的荒烟之中不想此论却在异国她乡歪打正着, 虽然也历经王朝复辟、 共和倾覆, 然而,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从而形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人的本质是逐利, 政治人的本质是争权。阿克顿有言, 有权必腐, 极权极腐。将政治人物假定为无赖, 这样的假定虽然不好听, 但却有着坚实的人性与社会基础。或曰”无赖假定”岂不也是”有罪推定”? 二者意思相近, 宗旨各一。”有罪推定”有可能将无辜者入罪, 从而制造冤假错案; ”无赖假定”则可能使无赖收手, 防止其实施作恶。在社会生活中, 安装摄像监控, 也暗含”假定”——”犯罪假定”, 即假定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犯罪嫌疑人。基于这一假定实行技术监控, 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少犯罪。从这点看, ”犯罪假定”与”无赖假定”有着共通性。
　　在中国, 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润, 人们往往把皇帝称为”圣上”, 将官员当作”父母”, 一厢情愿地认为政治人物会像父母照顾儿女一样关爱百姓, 于是毫无戒备地将自己的财富交给官员去支配; 不计后果地赋予官员管理公共事务的全部权力。历史经验告诉人们, 将权势者假定为”圣君”、 ”救星”而放松警惕, 得到的必定是真的”暴君”与”灾星”, 不但百姓财产会被无端侵夺, 百姓生计也会被无端监控; 将权势者假定为”暴君”、 ”猛兽”而打造笼子, 制定宪法以限制权力, 建立制度以保护百姓, 倒有可能避免使权势者沦为真正的”猛兽”或”暴君”。
常识告诉人们, 民众根本无从知道统治者是否”慈父”、 ”救星”、 ”圣人”或”君子”, 只知道”慈父”、 ”救星”、 ”圣人”、 ”君子”式的统治者不应贪赃枉法、 残害百姓。倒不妨按照”无赖假定”, 尽量严密地安装”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摄像监控, 落实习近平主席的要求,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如此以来, 政治人物才不会走上贪官或酷吏的不归之路。
"无赖假定"原则
中世纪专制和神权压制,摧残,扼杀人性达到极至,使对权力限制和监督的法治思想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意识. 
    英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 休谟提出一条著名的"无赖原则",即假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可能成为无赖,因此在进行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时候,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预防机制,将她们发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 
    休谟认为,"政治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她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它目的."(——休谟: 《人性论》,载《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7,28页 )休谟的这种"无赖"假定,不是究诘人性的真相,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为宪政给定一个出发点.它体现了人类的睿智与策略: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即每个人都是无赖,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5页)这就是有权者的特质,而不论这个有权者是谁,属于什么组织.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可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美国宪法之父, 清教徒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诉美国公民:"(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她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她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有经过权力才能控制". 
    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哈耶克认为: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约束极其苍白,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 
    作为哈耶克的信徒,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这样阐述到: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她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最有煽动性的说教,还是最严酷的法律.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每个人有她自己的利益偏好,而这种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规定,容不得其它人来"改造" 她,除非她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实际上使人变成了非人也的奴隶.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如此.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能靠人性改进所谓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斗私批修云云,也不能靠政府的英明伟大,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林语堂先生说:"制定一部'宪法' 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到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她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能够依赖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她们实行的是'仁政'.她们会像照看她们自己的孩子们的利益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她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她们绝正确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她们手中,但从不让她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她们以无限的权利,却从来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会成为无赖,骗子或窃贼.然而,如果你把她们当作无赖,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相威胁,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样,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变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她们是仁人君子.结果你至少得到了一个表面上廉洁的政府.即使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东西也值得争取的,这是中国早就应该争取,这是韩非子两千多年前的忠告,那也是在她被迫服毒之前的事" . 
    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制度好能够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能够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可见,一种科学合理的制度对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多么重要.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的恶,还是放纵人性的恶能够选择,能够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犯人船》的故事—— 
   1770 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为此,政府采取"按照上船人数付费"制度即:按照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给私人船主.起初,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但经济损失巨大,而且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复制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从利己出发,人能够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能够做出恶事——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她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 
   假如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干预不是万能的. 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她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胆大妄为了. 
     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即"按照下船人数付钱" 的新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无关紧要,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她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她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见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422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引导人的行为有三种方法:道德说教,政府干预和制度规范.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道德说教依靠对人性的改进,缺乏约束力;政府干预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个人自由;与其它两种方法相比,制度规范是最有效的. 
    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能够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因此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但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牵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制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 
    那些"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有创造更好的办法来保证"正义"能够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恪守的行动准则好比为了保证超市商品的安全,所有顾客在出口处都必须经过检测门,事实上意味着,每个人都被假定为潜在的偷盗者,尽管实际上只有极个别人会这样做, 包括个别无意冒犯者.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典型,模范和英雄,无论是多大的官,无论在历史上做过多大的贡献,在制度设计上,都应该视为一个" 无赖",一个潜在的"腐败者".把官员称作"人民的公仆",认为她们应该为人民服务,这种观念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制度设计,一切内在的前在预设逻辑都是"官员应该干什么",对于"官员可能会干什么",却欠缺考虑.在权力问题上,不应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法律和制度的锁链来约束她们不做坏事.假若没有有效机制对手握重权的官员实施制约,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权力寻租现象,便会公然上演.为此,必须形成合理使用并制约任何领导权力的制度,任何权力都是有限而非绝正确,都必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接受约束.

评论员观察: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从严治党新观察之一
范正伟 白龙
随着改革走向深入, 反腐也正进入攻坚阶段。党的十八大后, 从省部级贪官的落马, 到网络反腐的接力, 反腐既有新动作, 也有新成效, 引发了人们的新期待

　　易发多发的腐败势头怎样遏制? 拒腐防变的制度体系如何构建? 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何以形成? 在此背景下, 中纪委第二次全会特别令人关注。不但在于它将部署全年的反腐任务, 更在于它所传递的反腐新信息。
　　细心的人会发现, 每年年初的中纪委全会有着不同的关键词。比如 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 的保持党的纯洁性, 等等。此次全会的关键词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意味深长: ”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如何看腐败、 怎样反腐败, 最能体现一个政党的力量。沿着”从严治党”的政治逻辑, 保持”生死存亡”的忧患, 明确”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的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这应该是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主轴。
　　反腐败, 重点和难点都在取信于民
　　仅从话题密集程度, 就能够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作为新任总书记, 习近平上任三天两提反腐, ”打铁还需自身硬”、 ”物必先腐, 而后虫生”等警示, 更是振聋发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履新之后第一时间问计反腐专家, 并清醒地指出, 反腐败不但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
　　正是循着这些思路,  十八大后反腐败工作呈现出两种辩证法。
　　一个是”大”与”小”的辩证法。既打大老虎, 又打小苍蝇。比如, 对李春城等省部级大员的查处, 有力地验证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不论涉及什么人, 不论权力大小、 职位高低, 只要触犯党纪国法, 都要严惩不贷”。再比如, 对广州房叔”、 郑州”房妹”事件的调查, 同样雷厉风行。既坚持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又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种”立体式”的查处, 显示的是腐败没有”特区”, 反腐败没有”禁区”。
　　一个是”常”与”长”的辩证法。正如习近平所言, ”反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关键就在'常’、 '长’二字, 一个是要经常抓, 一个是要长期抓。”既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又能够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这是一体两面。特别是后一面, 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最近群众反映的腐败案件, 经常数十小时就得到”秒杀”式反馈, 比如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 只用了63个小时。能够说, 对群众举报的腐败问题, 多一些”霹雳手段”, 少一些”烂尾工程”, 我们就能让群众看到希望, 并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为政之要, 在于取信于民, 反腐败斗争更须取信于民。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 习近平都把反腐败与”人心向背”联系在一起。把握好反腐败斗争中”大”与”小”、 ”常”与”长”的辩证法, 方能增强反腐败工作自身的公信力, 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廉洁政治, 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
　　”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 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三清”目标的提出, 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感。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 我们党掌握的各种执政资源比过去丰富了。在这样的背景下, 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与否, 不但关系到党风政风, 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 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年来, 人们对一些”拼爹”现象的焦虑, 对”表哥”、 ”房叔”的愤慨, 莫不与此有关。
　　靠什么打造廉洁政治? 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放眼世界, 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 单凭查办案件就把腐败遏制住的。反腐败的过程, 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 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 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正所谓, 扬汤止沸, 不如釜底抽薪。这当是今天我们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只有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加强反腐败立法, 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 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 我们党才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评论员观察: 遏制特权才能确保公平
——从严治党新观察之二
范正伟
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 绝不但仅是党风政风问题, 更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 绝不但仅是财富分配问题, 更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反腐倡廉建设, 必须反对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 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中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对反腐败和反特权问题的论述, 令人警醒。检视社会现实, 着眼长治久安, 将反对特权作为惩治腐败一把利刃, 可谓切中肯綮。
特权是一种最醒目的腐败
什么是特权?
有时, 举例比概念更直观: 有人在争取低保资格, 有人却拥有四个户口; 有人毕业即失业, 有人却在”萝卜招聘”; 有人唯恐闯了黄灯, 有人却视红灯为无物。说白了, 别人不能够做的, 她却能做; 别人做了有事的, 她却没事儿。
这种特权, 不是正当个人利益, 不是正常工作职权, 而是一种”法外之权”, 是在法律和制度规定之外, 利用权力搞特殊、 谋私利, 多吃多占, 贪吃贪占。正因如此, 我们党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谋求私利和特权, 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哪里有特权, 哪里就有不公; 哪里有”法外之权”, 哪里就出现腐败。与其它权钱交易等腐败不同, 特权现象往往藏不住、 掖不住, 就发生在群众眼皮底下。值得警思的是, 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滋生蔓延, 经常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名正言顺”的依据。也因此, 特权腐败往往被”去道德化”, 反而成为权势象征, 让一些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能够想见, 特权思想泛滥, 那些享有特权的人, 自然会紧抓特权不放, 拒绝按制度办事。不但如此, 流风所及, 还可能导致某种”绑架”现象, 为了子女入学工作, 为了买房看病, 有权力的用权力, 没权力的找关系, 纷纷围着权力转。能够想见,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崇尚规则, 而是羡慕特权; 不是痛恨腐败, 而是抱怨没机会腐败, 怎能激浊扬清、 又怎么会有希望?
官德引导民德,党风决定民风。从这个角度看, 权力不但是一种政治责任, 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党的十八大强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当前反腐败的一个根本着力点, 就是制约权力、 制止特权。既要教育党员干部摆正权与法、 公与私的关系, 更要坚决打击”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的行为, 以此激发党内清气、 涵养社会正气。
以公平激发党和国家的活力
早在1956年,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防止各级领导人员特权化, 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主张。今天, 中央再次重申”反对特权”, 有着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深厚的现实动因。
改革开放至今, 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但社会上仍有不满情绪, 原因就在于历史场景的变化。从”先富”到”共富”, 从”求发展”到”要公平”, 人们的平等意识更加强烈。”我吃好了、 穿好了, 可是你比我更好, 而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 刻苦, 而是靠你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