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路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西南金融(3).doc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路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邱 勋本文为2015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资助课题（课题编号：Z15YD002）和2015年度浙江省金融教育基金会（课题编号：2015Y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邱勋（1979－），男，江西于都人，副教授，硕士，供职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金融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 随着中国央行公开宣布将尽快发行数字货币，法定的数字货币发展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文首先从发行主体的视角对数字货币进行分类和定义，接着从货币的演进过程讨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必然性及其带来的积极作用，然后根据中国央行高层及数字货币项目组公开发表的论文对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路径选择展开分析，最后基于理论和逻辑推演的视角，分析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数字货币；中央银行；区块链；互联网金融

一、 数字货币的概念
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是随着基于区块链技术发行和运行的比特币不断被越来越多的用户和企业所接受而迅速受到关注。但数字货币的定义还存在争议，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数字货币有时叫电子货币，有时也被称为虚拟货币[1]。基于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的视角进行分类，可分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下文称央行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Private Digital Currency）。央行数字货币是基于国家央行信用，由国家央行发行，具有主权性和法偿性的纯数字化货币。私人数字货币并非央行发行，但至少能在线上对网络经济中的部分或全部商品和服务交易进行支付结算的纯数字化货币，比如：比特币、花旗币和Q币等等。虽然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被接受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但到目前为止，任何国家都没有出台法律法规承认私人数字货币的法权货币属性，也还没有任何一种私人数字货币被广泛接受用于支付商品劳务和清偿债务。所以，私人数字货币本质是一种商品资产。
二、 从货币的演进看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的必然性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相统一的媒介商品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发展在不断的创新和演进，根据形态的发展可以分为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的代币、信用货币、数字货币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
(一) 一般等价物阶段
货币起源于原始社会农耕时代的物物交换的不便与低耦合率，人类采用实物等价物，即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的媒介物，把各种生产物品的使用价值都抽象为一般数量的等价物以解决需求不匹配、时间不匹配等矛盾，比如贝壳。随着人类掌握了冶炼技术并发现采用金属制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更易存储和价值更稳定。特别是金银因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稀有性和明确的信用预期，自然成为人们理想的货币工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写到“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就是货币”，因此现在黄金也是诸多央行的重要储备资产。
（二）一般等价物的代币阶段
由于一般等价物有不方便大量携带的缺点，无法满足大范围和大交易额度的商品交换。于是，人类利用印刷术发明了一般等价物代币。比如：唐代的“飞钱”，北宋的“银票”[2]。一般等价物代币是金属货币的代表物，信用基础在于随时可以提取金属货币，所以无论是一般等价物或一般等价物的代币能成为货币的关键在于货币媒介本身的内在价值。
(三)信用货币阶段
人类进入工业和电子时代后，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加，金属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加，金银等金属货币的供应量上限与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矛盾目益突出。同时，政府为获得更高的铸币税也有意不断降低货币成色，政府发现人们只在乎货币是否被大家接受，并不在乎货币的成色，那怕是毫无成色。于是，完全没有商品内在价值支撑的信用货币出现了，比如纸币和硬币。信用货币的票值价值与内在价值完全脱钩，使货币的本质演变成一种债权记账凭证，信用的基础在于人们对货币发行主体的信赖。在历史上，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都曾经是信用货币的发行主体，但都因屡屡滥发货币而被人们抛弃，因此，具有一定独立性央行应运而生，央行通过履行合理发行货币并对银行发行信用货币给予监管控制以维持货币总量与经济规模增长相匹配和实现货币的价值稳定。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电子时代，商业银行将人们在银行的货币存款进行电子化，人们通过刷银行卡或计算机指令操作支付电子货币来完成各种交易。虽然，电子货币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只要银行的电子账户能正确记录人们所持有的货币数目，人们就接受，因为人们认可商业银行的信用。虽然，电子货币都对应着真实实物货币，但人们使用电子货币兑换实物货币的数量和频率越来越少，这说明人们已经能接受无形化的债权记账凭证。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满足大家普遍接受、记账准确和安全便捷的主体就都有可能成为货币，哪怕是纯粹观念化的物质。
(四) 数字货币阶段
2009年，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由程序算法自动发行的可编程的私人数字货币--比特币诞生了。比特币用数学算法设置发行上限来保证货币的价值，用加密算法来保证安全与随时支付，用分布式记账来保证记账准确[3]，全球接受比特币支付的用户正在快速增加，对各个国家的支付体系、主权货币的运行体系和金融稳定性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数字货币的到来，使货币的本质演进成了信用债权记账符号，完全没有实体货币媒介与之对应，私人数字货币的信用的基础在于人们对支撑数字货币运行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信赖。既然比特币作为由算法发行的一种虚拟债权记账符号都能获得全球不少用户的接受，那么主权政府支持的央行发行类似比特币的虚拟债权记账符号--央行数字货币则更有值得信赖和使用的理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仅可以有效面对私人数字货币挑战和稳固货币主权的控制力，还能与时俱进的优化升级主权货币发行流通体系，通过主权货币在国际上零成本的流通和兑换，进而促进主权货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是并不简单取代实物货币的流通，而是央行在“互联网+” 历史阶段时代创新的必然产物。

表1 货币的演进发展
贷币形态
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的代币
信用货币
数字货币
起源时代
农耕、冶炼时代
印刷时代
工业电子时代
网络时代
货币本质
等价商品
等价商品代币
信用债权记账凭证
信用债权记账符号
贷币代表
贝壳 、铜币、铁币、金银币
飞钱、银票
纸币硬币、电子货币
比特币、厄瓜多尔币、RSCoin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产生的积极作用
中央银行顺势发行数字货币是人类货币历史上的一次跨越性创新，在诸多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为创造一个更稳定、可靠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新途径。
（一）节约货币发行流通成本
众所周知，纸质货币的生产环节繁多、工艺复杂、耗时费力，需要一定的成本。我国实物货币制作成本虽然官方没有公布，但从美国的制币成本就可略知一二。根据美联储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3新版100、 50和20美元生产成本每张分别12.5美分、9.8美分和9.8美分;25、10和1美分硬币成本则为9美分、3.9美分和1.7美分，硬币的成本面值比远高于纸币的成本面值比，1硬币美分的制作成本甚至超过其币值。美国和其他国家保留硬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流通成本，硬币的流通次数大大高于纸币，硬币更耐用，而纸币使用年限不长。在我国，根据公开数据表明: 100、50、20和10元的人民币使用寿命别36个月、18个月、18个月和21个月，而硬币则为20年[4]。如果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则不再对应实物货币，而是通过可控的计算机算法并通过网络发行和流通的一串加密的数字符号。根据网络经济边际成本递减的效应，理论上央行只要一次性投入搭建央行数字货币的运行和管理平台的沉浸成本，以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成本逐步递减，甚至可以接近零。央行数字货币的流通则是收付双方点对点的数字传输，由于央行数字货币利用非对称的数字加密，理论上不存破损、伪造和遗失等情况，所以流通成本也能趋近于零。
（二）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及内在的动物精神，经济自然就存在波动，经济的波动还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各国央行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保持国家经济的平稳增长，在经济出现大幅波动时，采用逆周期的手段来调节经济以熨平经济周期的风险。央行调节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采用货币政策，其核心就是增加或者减少宏观的货币供给。比如,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了四轮QE的货币扩张并将利率从2007年的4.5%降低至0%0.25%等多项货币政策，帮助美国在短时间内摆脱了危机。但在历史上，不少央行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出现反效果。比如,安倍经济学和我国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希望新增货币能流入实体经济之中，可是对货币的最终投向却难以把控，大量的新增货币被转移到金融市场用于推高资产价格而进一步拖累经济。还有一些的货币政策在现金面前完全失效，比如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储户会增加对现金的持有，导致负利率无效。未来的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与现有电子形式的本位币不同，可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分散式账簿特点的可编程本位币，所以资金的去向和每一笔交易信息都可以实时跟踪和查询，为货币政策提供连续、全面、真实的数据基础，使央行具有货币流动的大数据监测能力,进而精确的测量货币流通速度、计算货币总量和分析货币结构。央行数字货币还具有可编程性，通过增加智能操作功能，央行可以借助各种程序来控制如何使用数字货币，以保证数字货币资金投放至实体经济，而不会转移到金融或房地方市场，以帮助央行更准确、更灵活、更有效地运用政策工具。
（三）促进向无现金社会过渡
以纸币为代表的现金是主流主权国家的法币形式，现金与一般等价物和代币相比，具有国家信用支撑、法偿性和强制性等优点，但同时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缺陷。现金一旦离开传统金融机构，现金的状态立刻变得难以追踪和监测，央行根本无法得知现金的流向及其拥有者，甚至不知道其是否仍然存在。所以现金自然就成为贩毒、走私、逃税、洗钱、行贿、甚至是资助恐怖主义等非法交易的首选交易形式；另一方面，个人所持有的现金也很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目标，比如，行窃、抢劫或诈骗。所以，政府对发行大面额的纸币相当矛盾与谨慎。美国前任财长--经济学家拉里-萨摩斯也呼吁停止100美元面额纸币流通。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SDR篮子货币中面值最大值超过500的只有日元。随着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建立在互联网和数字加密技术基础之上的数字货币应运而生，为政府推进无现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无现金社会是以数字货币支付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在该模式下，中央银行不发行实物现金或保留发行小额的实物实现金，现金的使用率极低。由于央行数字货币形态上无形无体，通过网络流通并采用分布式透明记账和可控匿名交易，所以针对实物货币的抢劫、扒窃和偷盗的犯罪无法实施，政府可以对任何交易资金流水记录能快速追根溯源，使诸如洗钱、逃税等非法财务活动将无处遁形，并可以立即中止不合法的交易，将非法所得的数字货币进行远程冻结或没收，无论数字货币存储在个人数字钱包,还是在存放商业银行账户。所以，无现金社会可以有效的减少以现金为目标或手段的各种犯罪,犯罪率因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将得一定的抑制。因此，无现金社会的安全感、公平感和认同感要高于现金社会。
（四）构建稳健高效的新金融体系
货币流通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底层要素，对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在“互联网+”时代下，金融与互联网的融合不断向纵深推进，金融体系的数字化革新也是此起彼伏。以比特币、瑞波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协议，以分布式、去中心、去信任、智能合约化等技术安全高效的自运维已超过七年。同时，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利用区块链发行私人数字货币来缩短交易链条、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比如：瑞士银行在2015年研发的“多用途结算货币”及花旗银行在2015年研发的“花旗币”等等。所以采用私人数字货币的用户和机构在不断扩大，但是私人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逐步渗透和分流，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一是取代了部分主权货币的使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控制力。二是私人数字货币由于发行数量相对固定，匿名交易,价值波动大，如果使用规模的持续扩大，私人数字货币引发的风险将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三是私人数字货币给洗钱、欺诈以及规避资本管控带来了便利。另外，一些私人数字货币发行也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比如：比特币的发行采用POW（基于工作量证明）机制，“矿工”为获得比特币要对毫无实际意义但又极其复杂的数学问题进行求解，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在最不乐观的情况下，到2020年，比特币网络的耗电量将达到丹麦整个国家的水平[5]。面对风起云涌的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诸多国家央行公开宣布将发行法定的数字货币。比如：厄瓜多尔政府中央银行在2014年发行的厄瓜多尔币; 英国央行在2016年对其推出的数字货币—RSCoin开始进行公开测试。可以预见，央行发行法定的数字货币受到国家信用支撑，其供应量由央行根据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调控，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私人数字货币不可能成为真正货币最根本的原因。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由于从国家最高层次统筹规划，采用统一的系统标准和协议，为数字时代下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照和指明方向，消除各系统之间交换繁复及互不兼容的问题。央行数字货币采用新的支付体系和模式，支持“点对点”支付结算，货币交易中介环节的减少，货币的流通网络将极大的扁平化，金融资产的相互转换速度加快，交易效率明显提高，从而提高不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资金流动性，这将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利率水平，平滑利率期限结构，顺畅货币政策利策传导机制。更值得期待的是，央行数字货币采用透明记账和可控匿名交易，最终可以形一个缜密而透明的大数据系统，央行将真正利用信息优势对金融体系中的风险进行全面的监测评估，最终构建稳健高效的新金融体系。
四、 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路径
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通过官方发文明确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争取早日推出数字货币。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正式启动，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相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发表，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路径渐渐清晰。
（一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流通模式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的唯一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层次为M0，具备现有传统人民币全部货币职能，也具有主权性、法偿性和强性制。在中短期内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与传统人民币采取同步发行的方式，数字货币与传统人民币可以相互兑换，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是并行、逐步替代的关系。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模式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种是企业、普通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账户，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直接负责全社会的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维护服务。另一种是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现行人民币发行的“中国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模式，由中国人民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货币的存取流通服务，与中国人民银行一起维护数字货币的正常运行。根据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公开讲话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公开发表的论文都明确表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中国央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模式[6]。
（二）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架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公开的研究成果，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体系分成数字货币核心云系统与移动终端应用系统两个层级,如图1所示。数字货币核心云系统要素为一个模块、两个库、三个中心。基于云计算的可信服务管理模块提供基于安全模块的各类应用的发行、管理及接口，具有提供应用发行与管理、认证并授权数字货币应用相关业务的功能。数字货币发行库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数字货币私有云上存放数字货币发行基金的数据库。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库是商业银行存放数字货币的数据库，可以部署在本地,也可以部署在央行数字货币私有云上。认证中心是系统安全的基础组件，也是可控匿名设计的核心环节，对数字货币机构及用户身份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登记中心是数字货币发行、流通、回收和核销的核心组件，记录数字货币所有者身份及权属登记和登记央行数字货币产生、流通、清点核对及消亡全过程。大数据分析中心是保障数字货币安全交易、防范数字货币非法交易、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监控模块；移动终端应用系统包括二个端和一个芯。移动终端是个人或企业用户使用数字货币的移动设备，集成数字货币的钱包客户端软件和安全芯片模块，可以与支付平台或其它移动终端通信与交易。数字货币客户端是用个人或企业使用数字货币的前端交互式软件。安全芯片是保障用户在线上或线下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过程安全交易的集成软件的物理芯片。

资料来源:姚前 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想 《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
图1 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架构
（三）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选择
数字货币是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深度结合后的必然产物，科技对数字货币的安全稳健的运行和流通的支撑至关重要。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采用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技术，通过非对称加密、分布式记账、公私钥签名验证、基于记账能力竞争的方法成功的保证了货币体系长达近八年的安全自运维。比特币的成功证明了区域链技术的良好应用前景，各大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基于区域链技术的金融业务创新，也成为各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首选底层技术。比如：英国央行推出的Rscoin和厄瓜多尔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厄瓜多尔币都是采用区域链作为底层技术。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是否采用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16年2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区块链是一项可选的技术，但目前来看占用资源还是太多，不管是计算资源还是存储资源，应对不了现在的交易规模。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组长姚前在其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想》明确指出区块链作为成熟的企业级应有案例尚不多见，其速度和效率都无法面对大规模的交易，并提出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总体技术架构为基于账户的“私有云+高性能数据库+移动终端”的分布式系统架构，同时在文中也强调可以借鉴和吸收区块链技术用于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比如，建立集中/相对均衡的簿记登记中心用于登记数字货币的产生、流通、清点核对及消亡的全过程。所以，笔者推断如果央行在短期内推出数字货币采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可能性极低。
五、 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面临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相适应的问题
由于法律法规需要面对过去，创新则多着眼于未来。我国现行的与法定货币相关法律法规都是以实物货币为标的进行制定与实施，但数字货币无形无体，完全依赖于网络进行各种应用，与实物货币在货币发行、流通和存储等形式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现行的与法定货币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完全适用数字货币的运行和管理要求，有些法律法规甚至与数字货币的运行和管理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其中主要问题有：一是数字货币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下文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八条规定“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应当将发行时间、面额、图案、式样、规格予以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下文称《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对于纯数字化的数字货币无法印刷制造，也没有具体的材质载体和图案，故央行数字货币还未纳入现有的人民币范畴。二是数字货币的法偿性实施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三条都明确“规定任何债仅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人民币偿付债务，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明确了人民币的法偿性。但是，央行数字货币还不属于人民币，其法律性不适用于上述法律条款的保障。另外，即使通过立法来规定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法偿性，由于数字货币的流通必须基于终端设备，债权人可能没有接受数字货币的终端设备或根本就不具备基本使用数字货币基本技能。在这些情况下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法偿权威性难以得到保障。三是反假币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适用于通过仿照印刷等技术来制造假币，规定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发现假币，以当面收缴伪造人民币并加盖“假币”的戳记等反假币法定流程。很显然，伪造实物人民币的技术无法伪造数字货币，传统反假币法定流程也无法适用于数字货币。
（二）流通环境建设问题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国家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中国地广人多，经济体量大，区域经济及公民群体素养差异明显。中国换一版人民币都需要约十年，显然要推广需要终端设备支持和一定使用技能门槛的数字货币将在流通环境建设上面临诸多困难。一是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成本增加。中国央行采用“中国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模式，商业银行所有网点都需要对软件和硬件升级，成立专门的部门或配备专门的人才来做好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货币的存取服务，同时,还要继续做好实物人民币的存取服务。可以预见在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后，如果没有配套政策支持，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将增加。二是终端环境建设难。根据央行数字货币的运行设想，社会公众使用数字货币的载体为移动终端设备。在终端设备的选择，智机手机是数字货币移动终端设备最好选择。因为，根据CNNIC发布的数据，中国手机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6.5亿。虽然我国手机网民已接近半数人口，但毕竟还有一半人口要么有手机但不会上网，要么就没有手机。所以要达到大多数社会公众具有数字货币移动终端的目标任重道远。另外，对于数字货币的接受者，特别是企业或商家，也需要配置相应的软硬件设备及人员的培训，如果企业或商家没有接受数字货币“边际成本趋零，边际效益增加”的预期，则会消极对待数字货币的接受终端搭建。三是应用场景配套建设难。数字货币应用场景的搭建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如果数字货币推出后缺乏各种应用场景，社会公众无法使用数字货币进行交易，这将极大影响数字货币的推广，社会公众完全有可能将持有的数字货币兑换成实物人民币，而选择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或银行卡来使用传统货币。最终，大量的数字货币又返回到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银行库，偏离央行推广数字货币应用的预期目标。
（三）金融体系的影响问题
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不但是货币，还是天然的央行账户货币，既具有传统货币的职能，又具有超越传统货币的职能，将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带来诸多方面的冲击。一是增加央行的潜在对手方。实物人民币的发行采用“中国央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模式，央行对手方是商业银行，并不涉及社会公众。商业银行对社会公众的存款安全负责，社会公众从商业银行提取实物货币后，即持有实物现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货币与商业银行和央行已无责任关系。未来数字货币发行也采用二元体系模式，央行也不为社会公众开设账户，社会公众仍然从商业银行提取数字货币，即持有数字现金，社会公众持有的数字现金形式转变为存放在数字钱包中，虽然数字现金已游离于商业银行之外，但无法游离于央行之外，因为央行发行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在央行的私有云服务器上，无论其形式是M0，还是M1 ，所以数字货币的具有天然的央行账户性。另一方面，由于多数社会公众不具备防范数字现金被动风险的能力，比如失窃、非法篡改、无故灭失等等，所以央行还必须为社会公众的数字现金的被动风险损失负责，其根本原因还是数字现金的天然的央行账户性。所以，持有数字现金的公众都是央行潜在对手方。二是改变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中央央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与商业银行主要是政企存款关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关系，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由于数字现金具有天然的央行账户性，央行与商业银行增加了一个竞争关系。在经济大幅波动、零利率或负利率时期，社会公众完全有可能将商业银行的存款提取出来变成数字现金以归避风险。那么商业银行的现金漏损将大幅提高，金融脱媒加快，货币乘数减少，商业银行信用货币创造减弱，导致社会整体流动性降低。三是冲击现有金融管理制度。数字货币对现有一些金融管理制度将产生明显冲击。比如,《存款保险条例》，《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指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的多个存款账户合并计算，如果这个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最高可以偿付50万元。50万元以上可以在清算财产中按照比例受偿”。如果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的社会公众可以很快将诸多金融资产快速转换成数字现金变成央行的“活期存款”，将持有数字现金的相关风险和成本转移至中央银行, 而逃避《存款保险条例》对存款人自己应该承担的风险。
（四）技术体系实现问题
央行数字货币未来作为法定货币代表国家信用，必须具备安全存储、安全交易、安全流通的特性（下文称“三安”），这对技术体系提出极为苛刻要求，需要解决如下主要问题。一是从在线的云端服务器到在线/离线的终端都要保证“三安”。央行的核心云系统向所有拥有数字货币的社会公众开放，那么黑客从利用终端向核心系统发起功击变得更加便捷。比如，2016年2月，孟加拉国央行的SWIFT系统被黑客攻破，损失了8100美元，黑客就是控制孟加拉国央行的客户端计算机系统，从而成功盗走资金。同时，技术体系还要解决数字货币线下的 “三安”问题，这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二是交易处理能力的问题。如果数字货币要成为主流的交易货币，必须需要极强的并发处理能力和效率。因为，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的支付规模将异常庞大，比如，2014、2015、2016年的双“十一”电商购物节，支付宝的峰值处理规模分别为3.85万笔/秒、8.59万笔/秒和12万笔/秒。所以，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交易处理能力至少要达到十万笔/秒以上才能有效支撑未来海量数字货币的交易稳定性。而对于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区块链技术，中国央行明确表现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主要因为就目前的公有链、私有链、联盟链结构处理速度都无法满足我国在线支付处理要求。比如比特币区块链交易频率约 6.67 次/秒，每次交易需要 6个区块确认，10分钟才能产生一个区块，全网确认一次交易需要 1个小时[7]。三是系统扩展性问题。数字货币的流通首先是在传统银行业和社会公众之间流通，但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深化必将在交易所、结算所、信用中介机构等金融基础设施和社会其它组织之间流通以提高社会整体的金融运行效率，另外，数字货币要国际化的境外流通，也涉及到与其它法定的数字货币进行兑换，这都需要中国央行数字核心系统具有极强的扩展性，以高弹性扩展构架来对接未来的应用要求。
六、 我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面临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 尽快制定《中国数字货币法》
数字货币要顺利的发行和流通首先要解决其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前文讨论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而且还涉及到其他学者提到的法律法规，比如：《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监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层级复杂，点多面广。解决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法律问题有三种基本方式[8]。一是对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涉及法律法规进行逐一修改，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反洗钱法》和《物权法》等。这种方式虽然全面严谨，但程序繁多、过程漫长。二是全国人大出台发行数字货币特别决定，并对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中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这种方式优点是立法层级高，周期短，但受到篇幅限制，不能详细规定数字货币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三是制定出台《中国数字货币法》。这种方式能解决数字货币应用相关所有法律问题，且法律位阶高，为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提供最完善的法律保障。但是推动一部新的立法过程复杂，周期较长。笔者建议采用第三种方式，因为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作为未来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基础的要素，又是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需要专门的一部法律对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进行保驾护航。同时，数字货币是人类历史上货币的全面创新，在应用过程必然会存在不足，也需要对相关法律不断作出调整与修改，而修订一本专门针对数字货币的《中国数字货币法》的成本相对较低。
（二） 充分做好信息系统架构的顶层设计
信息系统架构是数字货币运行的稳固基石和核心支柱，在信息系统架构的顶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数字货币应用的安全性、稳健性和扩展性。系统的安全建设是重中之重，因为数字货币因信息技术风险和漏洞引发数字货币的安全问题，轻则引起财产损失，损伤我国央行的公信力，重则引发金融恐慌和触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系统在具体的可信通信技术、基础安全技术、数据安全技术、交易安全技术、终端认证技术必须有高度的可靠保障；在稳健性方面，信息系统必须考虑到数字货币的海量交易规模，设计强大的实时吞吐力和并发处理能力，以确保数字货币稳健流通。根据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团队提出的基于账户的“私有云+高性能数据库+移动终端”的分布式信息系统架构方案是符合现实的一种选择。但在具体实施方案制定过程中，可以借鉴经历过高强度的实际考验的成熟的企业应用方案，比如：支撑支付宝稳健运营的金融云、Oceanbase与分布式架式，努力将试错迭代的成本最低化;在扩展性方面，系统要做到良好的兼容扩展性，因为数字货币在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及个之间的应用只是开始，将来还要在各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社会各部门及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流通与运行。所以，系统扩展性既要考虑与现有的、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良好对接，也要考虑到未来兼容区域链的应用系统。
（三） 非银机构和个人数字钱包与商业银行进行挂钩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在央行与商业银行的传统的政企存款关系、指导协调关系、监督检查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不对等的社会存款竞争关系。竞争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数字货币的天然央行账户性。社会存款如果从商业银行转移到央行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缩窄，成为“狭义银行”。“狭义银行”的特点是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具有一样的流动性，不需要存款保险。实施“狭义银行”的呼声在美国大萧条、金融危机等金融大动荡时期尤其响亮[9]。但“狭义银行”带来的结果是商业银行将丧失信用货币创造的能力，导致流动性巨幅收缩，对金融体系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这与各国政府宏观审慎的金融政策背道而驰，所以没有任何政府采用 “狭义银行”制度。但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就催生了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关系并产生了“狭义银行”的隐患。那么解决隐患的关键在于消除存款竞争关系。央行可以强制非银机构和个人的数字钱包与商业银行进行挂钩，即数字钱包中的数字现金在任何时刻都属于一家商业银行的零息存款,以屏蔽数字货币的天然央行账户性。这既维持央行与商业银行的现有关系，又不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并消除商业银行对数字货币应用的顾虑。同时，中央银行可以对商业银行的客户数字钱包的挂钩数量实施激励性考核，以激发商业银行的推广数字货币的积极性。
（四）成立数字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监测分析部门
从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之日起，中国的货币体系就将从一元的货币体系向二元的货币体系开始转轨。数字货币超越实物货币体系的诸多新特性，从逻辑分析上有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冲击，所以央行应当成立对数字货币专门的监测分析部门，密切关注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性影响。数字货币的监测和分析关注的重点在数字货币对于我国的货币结构、货币需求供给、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商业银行的现金漏损及信用货币创造、传统货币的关联和影响及金融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冲击。在监测分析的具体策略上应基于数字货币依靠互联网运行的特点，充分利用大数据监测新工具，通过大数据自动分析、实时分析和交互分析的方法对上述重点关注方面的相关指标进行准确深入的考察，为数字货币与金融体系稳定性分析等干预需求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将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降到最低。
（五）采用多措并举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广数字货币
中国地广人多，要推广需要具备一定技术门槛才能使用的数字货币则更加费时耗力，所以要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广数字货币应用。一是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建议成立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多部门联合的数字货币推广领导小组，确定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协调，并制定制度以保障数字货币的推广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二是充分利用各种政策支持。建议制定专门的财政政策支持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涉及的诸多方面的工作开支，比如，系统研发、硬件生产、应用场景搭建、宣传培训等等；制定行政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过程中涉及资金往来时首选数字货币或开设数字货币服务通道；制定税收政策减免或优惠企业或个人因合法使用数字货币进行业务往来的税收。三是数字货币可以采用“公测—>试点—>扩大试点—>全国应用”四步来的推广数字货币。公测阶段向全社会进行数字货币的应用测试，测试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试点阶段可以从数字货币应用的业务种类、区域范围或参与对象等维度进行稳步扩大，密切观测应用效果，逐步积累经验，不断的迭代改进和完善，最后实现全国应用的目标。四是高度重视宣传与培训工作。在推广数字货币的应用过程中，做好数字货币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和方式以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数字货币的优点、使用条件、操作步骤和风险防范技能。特别是要对社会基层中的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或残疾群众通过定点、定期和定制化的培训来使其掌握数字货币的使用技能，以防形成社会隔离现象。
七、总结及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货币是货币随着人类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在不断发展中创新和演进的结果，是一般等价物 、一般等价物的代币、信用货币三种货币形态之后的“互联网+”时代下的货币新形态。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并不是对实物货币进取简单的取代，而是中央银行历史的必然选择。央行数字货币在节约货币发行流通成本、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精确性和有效性、促进向无现金社会的过渡和构建稳健高效的新金融体系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模式、系统架构、底层技术选择等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发表。然而，基于理论和逻辑推演，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还存在与法律法规不相适应、流通环境建设、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技术体系实现等问题，将制约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
中国政府和央行应积极应对当前存在的障碍和困难，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争取早日推出数字货币，形成数字货币应用的先发优势。
一是尽快制定《中国数字货币法》为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提供最完善的法律保障。二是充分做好信息系统架构的顶层设计确保数字货币应用的安全性、稳健性和扩展性。三是非银机构和个人数字钱包与商业银行进行挂钩防止央行与商业银行形成竞争关系。四是成立数字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监测分析部门将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降到最低。五是采用多措并举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广数字货币争取早日实现全民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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