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伦理风险及其规避样本.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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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伦理风险的分类与反思

摘要: 现如今,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高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高技术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各种伦理问题, 并引发了不容忽视的伦理风险。为了认识并从中反思, 寻找人类在发展高技术时的不恰当的地方和疏漏之处, 并予以正确的规避, 就要求全人类行动起来, 从各个方面着手, 寻找高技术”软着陆”方针, 构建天人合一的人-自然-社会系统。

关键词: 高技术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的规避 高科技”软着陆”

当今时代是一个科技膨胀的时代,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让所有人应接不暇。两次工业革命后, 人类社会进入了火热的科技创新时代。这个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前提下的时代, 在大大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前提下, 正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层次改变着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在承认高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众多利益的同时, 又不得不面临着高技术带来的道德伦理风险问题。

人是不断对自己的活动进行道德追问的, 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现代高科技的社会运用及其后果进行反思和透视, 或者深入研究高科技本身蕴涵的伦理道德问题, 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 高科技伦理风险的认识

所谓伦理风险, 是指在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 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由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能产生不确定的事件或条件, 特别指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曾经指出, 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 它不但仅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同时也创造了风险的新形式, 使全球安全变得更加易受威胁。伦理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新形式的表现, 是风险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烙印。
高技术伦理风险则是现代风险社会的典型且重点的伦理风险的表现形式。高技术创新的伦理风险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高技术创新在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 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特别指伦理的负效应。

二、 高科技伦理风险的分类与特点

1. 高科技伦理风险的特点

高新技术的伦理问题的特点,其一是它对社会或人类的影响深远,影响所及,不限于本社区、 本国,而且涉及地区、 全球和整个人类。其二,在利用高新技术干预人体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众多,而其中未知的、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而使得我们已有的评估手段,例如成本-效益分析、 风险评估方法,不能应用。
总结说来, 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客观性
2） 高技术伦理风险的解除与产生几乎同时
3） 复杂性、 可变性
4） 既具有一定可知性与可控性, 也具有一定不可知性

2. 高科技伦理风险的分类

1） 军事与国际关系伦理

世界上任何的高新技术一经开发, 很快就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像美俄两国始终致力于把最新技术引入核武器系统中, 以实现其核武器的现代化, 奉行对别国的核威慑战略。典型的还有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军事伦理问题。自基因技术问世以来, 一些军事大国就置1972年缔结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不顾, 竞相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基因武器是按照作战需要, 经过基因重组技术改变细菌或病毒性状而制造出来的新型生物武器, 它使不致病的微生物成为可致病的, 使可用疫苗或药物预防和救治的疾病变得难以预防和治疗。
与造价昂贵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 基因武器有着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是成本低、 产量高, 杀伤能力强; 二是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难以防治。基因武器从使用到发生作用都没有明显征候和特殊标记, 因而很难迅速隔离和及时救治。这种武器一旦用于战争将成为人类新的灾难。    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 那里已经研制出一些具有实战价值的基因武器。同时, 美国国防部正在筹划一个庞大的”生物保护计划”, 以对付21世纪的”生物恐怖分子”。英国政府所辖的化学及生物防疫中心运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了至少5年的秘密研究, 以试验基因杀人”虫”(Gmsupergerms)。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 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 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
由于生物技术研发的混乱, 对全世界的发展有害无益, 这种武器一旦投入使用, 不但两国两败俱伤, 更会危机全球的人与自然, 这正是高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狂潮。

2） 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

伴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和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 生命科学使人类对未来的美景充满了幻想, 引发了医学的新革命, 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不断提出新的伦理思考。安乐死、 基因工程、 异种移植等高技术技术引发了时代特有的伦理困境。
从医学伦理上说, 随着科技的发展, 新的医学技术使很多种新的治疗和手术等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医学道德问题。在古代, 妇女堕胎便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也有”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之说。而到了今天, 不但是堕胎, 更有各种整形手术, 甚至是变性手术等, 更不用提全世界都有广泛争议的克隆技术了。这些新的医学技术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标准。一方面, 它们有可实施的必要; 另一方面, 带来了伦理上的风险和困惑。
生命伦理也是如此。人们的科技离不开对动物、 植物和自然的研究。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 保护濒危生物我们采用了人工交配和人工杂交; 为了研究克隆技术, 我们哺育了”多莉”羊。我们在”高尚的科研”和”对生命和生态残酷的践踏”两种伦理尺度间徘徊……

3） 网络时代的信息伦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以数字技术、 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转变, 引发了信息传播在媒介形式、 报道方式、 受众地位、 受众行为等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伦理问题。
    网络的开放性使得文化和价值观各异的人们参与到网络中来, 在网络交往活动中, 首先面临的是对个人隐私的挑战, 如何保护合法的个人隐私、 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 成为网络时代的主要伦理问题。虚拟与现实之间, 一系列其它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网络犯罪、 网络病毒、 网络黑客、 垃圾邮件、 网络安全、 信息垄断、 网上知识产权, 以及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恐怖活动和发动信息战争, 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威胁国家安全等随之产生, 这些都引发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信息伦理的激烈冲突。
信息伦理的特征包括行为约束的自律性, 评判标准的模糊性, 道德主体的自由性, 承受对象的全球性, 其具体表现有信息犯罪、 隐私权受扰、 知识产权受损、 信息垄断、 信息安全、 信息污染等。

4） 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的研究对象包括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和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两个方面。
人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人类和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那么, 不但是人类、 还有自然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自然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表现在资源的短缺、 环境的污染、 气候的恶化等。作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的人类来说, 这已经突破了伦理的范畴, 上升生存性的问题。而环境又及时地反馈给人类各种自然灾害和资源危机, 这就是环境伦理的高风险。

三、 高科技伦理风险的生成及分析

1. 与高技术相关联的”伦理”的三个层面

如果从”伦理”在文明生态中的文化分工方面理解, 与高技术发展相关联的”伦理”可能有三个层面:
1） 习惯、 风俗, 它们是伦理的世俗层面或现象层面。
在任何文化中, 风俗、 习惯都是伦理的基础意义和基本构成, 引伸下去, 它们还包括: 由风俗、 习惯建立和维系的人伦关系和人伦秩序; 作为这些关系和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据的人伦原理。人伦关系和人伦原理, 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看作是风俗习惯的抽象形态。
2） 价值、 意义。价值、 意义能够说是伦理的超越层面或形上层面。
3） 实践理性与文明生态。
在这几个层面, 技术的发展, 必须首先接受伦理考量和伦理批判。在实践理性的层面, 技术发展必须置于伦理的引导之下, 否则便有丧失文明价值, 甚至对人具有负价值和反价值。虽然技术发展能够产生巨大的财富效益, 但同时也可能伴随巨大的文明隐患和文明忧患。面对文明的严峻情势, 在利益—风险、 技术发展—伦理变化之间, 必须进行必要的权衡和合理的选择。矛盾的主要方面, 则是人类的伦理智慧。

2. 高技术伦理风险生成的原因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 除了政治经济、 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 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 例如, 群体利益分配、 文化选择、 价值取向、 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 一直以发挥着重要影响。可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 科技工作者、 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 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 造成了多重危害: 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 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 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 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 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 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 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

四、 对高科技伦理风险的反思和规避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高科技伦理风险问题, 我们必须及时地进行反思, 并采取积极的策略进行规避。

当代高技术的迅速崛起增加了高技术伦理风险负效应的不确定性, 使高技术的道德选择成为高技术活动主体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陈爱华教授总结: 为减少高技术伦理风险负效应, 应坚持必仁且智的价值取向、 德得相通的运作方略、 天人合一的探究智慧, 进而达到人—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发展。

( 1) 首先, 我们经过前面讲到的几个高技术伦理风险的分类中, 分别讨论下对伦理风险的反思和规避问题。

围绕网络伦理的合理建构, 网络伦理的困境根源于伦理现代性的固有矛盾, 最终反映的是现代伦理及其实践的困境。后现代伦理对于网络伦理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失为网络伦理建构的一种选择。现实伦理是网络伦理的基础, 网络伦理是现实伦理的虚拟空间延伸。网络伦理建构需要明确网络伦理建构的前提; 确立网络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 反思网络伦理建构的文化和哲学基础; 坚持网络伦理建构中伦理规约、 法律惩戒、 技术控制的有机结合; 适度保持对网络空间无序和网络文化消极性的宽容态度。

信息伦理只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它的实施依赖于人们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要构建新形势下的信息伦理, 必须在4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提高公民的信息伦理意识; 二是制定出清晰的信息伦理准则; 三是超前预示各类信息伦理问题; 四是进行信息立法, 互补信息伦理。

在军事与国家伦理方面, 联合国要发挥其重要作用, 限制各国对某些危险的军事科技的研究, 如生化武器, 基因武器等, 严格控制制约国家间的核战等。虽然这一层面的伦理风险涉及的难题及其重大, 单凭个人或是一些机构做不了什么, 但只要全球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秉承和平发展的方针, 一定能尽量避免这类风险的发生。

医学伦理方面, 新的医学技术研究之前一定要考虑人的伦理标准。对于有可能造成人类社会的混乱的技术就应当马上停止研究, 转为另一种方法的研究对于普通的医生和病人而言, 也要以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构建完整的医学伦理体系。

环境伦理方面, 由于有很多保护性的法律法规, 人们要做的就是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放第一位, 构建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体系。

( 2) 其次, 我们要从整体上掌握规避高技术伦理风险的要则。随着高技术的发展, 各种全新的伦理风险层出不穷, 我们要掌握整体把握的哲学思想, 把规避高技术风险作为发展高技术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考量指标。

a) 在新的结构和机制或新的文明生态未建立起来之前, 技术发展必须给伦理”让渡”, 暂时控制那些可能产生巨大伦理隐患又缺乏充分的把握进行文明驾驭的技术的发展。

b) 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 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但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 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 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 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新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

c) 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机制。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 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 新技术, 特别是一些革命性的, 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 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 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 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 甚至与新的展趋势失之臂。”软着陆”机制是指在发展高科技和兼顾伦理中建立一种平衡, 经过逐步控制高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方向, 使之向着顾及伦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技术是改变人类生活最重要方式。在当代高技术创新异军突起的时候, 高技术的成果正如海啸般席卷全球, 并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改变着人们的方式和生存方式, 同时影响着整个人与社会。正如陈爱华教授所说: 人-社会-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是相互作用的系统。而保证这个系统正常运作的, 不应当是仅限于人类社会的法律, 而应当是伦理道德的作用。我们在跟紧科技进步的同时, 掌握高技术伦理风险的分类、 生成, 然后及时预防和规避将是以后各项研究的重要前提。
科学始终是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换言之, 人类需要为科技的发展确立法则, 科技伦理就是这种最高法则。

参考文献:
陈爱华《高技术伦理创新的伦理风险和道德选择》
崔建霞《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
张峰《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反思——”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孙德忠《高科技伦理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