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个案分析.docx

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张力展现——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个案分析(一)
关键词：新闻生产深度报道社会控制社会资本
摘要]：本文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研究视角，以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关系为关键问题，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进行个案研究。文章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测等研究措施，分析该报深度报道新闻生产过程中政治控制、市场控制、组织控制等原因不一样影响，并尝试用“方略突围”、“默契协同”等概念对其实践特性进行描述。由此，深入揭示社会转型语境中，主流都市报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复杂关系。
Abstract:ThepaperadoptsaperspectiveofsociologyofnewsproductiontodothecasestudyofSouthernMetropolitianDaily’sindepthreporting.Basedonindepthinterviewsandfieldobservations,thepaperanalyzesinfluencesofpolitical,marketandorganizationalcontrolonSouthernMetropolitianDaily’sproductionofindepthreporting(especiallyitsinvestigativereporting),anddescribesitsfeaturesofstrategicbreakthroughandtacitcooperationinmediapractice.Further,withinthecontextofasocietyintransition,thepaperdiscussescomplicatedrelationshipsbetweensocialcontrolandnewsproductionofmainstreammetropolitiannewspapers.
Keywords:NewsProduction,Indepthreporting,Socialcontrol,Socialcapital
导言
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E.Park，1940）曾把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知识”来考察，指出新闻是一种不系统社会知识，满足了公众平常生活需要，他研究较早关注到新闻作为知识生产社会性特性。社会学者伯纳·罗胥克也指出（BernardRoshco，1994），新闻具有双重本质，它既是一种社会产物（socialproduct），新闻内容反应了社会现实，又是一项组织性产物（organizationalproduct），是专业组织制造出来成果。他认为，正是在社会现实和媒介组织影响和渗透下，新闻“社会性”（sociology）才应运而生：一是某种社会机制（socialinstitution）组织构造及其文化产物二是某种社会机制内组员彼此之间及与“外界”互动方式。可见，新闻社会性既来自媒介组织所拥有特定生产逻辑，又来自媒介组织外部多种社会原因深刻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社会性是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关系成果，是新闻生产受内外部多种原因影响产物。
研究新闻社会性，则要关注其动态化生产过程中权力实践、社会影响等。这种把新闻生产当作社会过程来考察研究，一般多采用媒介社会学研究框架。详细来看，媒介社会学提供了三种研究新闻生产视角，即政治经济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每一种研究视角价值因各自就‘新闻’不一样方面进行解释而不一样”（MichaelSchudson，：177）。其中，政治经济学视角相对宏观，侧重将新闻生产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构造联络起来，分析文化产品生产与流通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体系关系；文化研究对象相对微观，强调更广阔文化老式和象征体现系统对新闻从业者牵制和影响，侧重考察文化老式和象征体现系统“在专业规范与新闻价值观中渗透，重视新闻作为论述形式所包括价值观念”（潘忠党，1997a：13）。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则比较中观，一般以新闻生产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构造构成原因（潘忠党，1997b），意在“通过深入细致描述媒体新闻生产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非正式和动态特性”（陆晔，：96），有助于我们理解从业者生产实践是怎样受行业、职业规定影响，以及多种规范和社会关系制约（李金铨、黄煜，）。这种从组织和社会层次切入视角，今天之因此受到学者倡导，是由于“‘政治-经济’途径和‘文化’途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测到种种特定社会现实——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怎样报道这些新闻这样问题，不一样新闻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编辑，尚有专业主义、市场和文化老式各自不一样诉求之间角力与协商，都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展开。”（MichaelSchudson，：175）
本文试图采用这种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视角，对转型中国语境中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关系加以研究。社会控制是一种复杂社会过程，“控制”并非是个负面词汇，如研究者所言，“传播如失去合适有益控制也是不可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控制也就没有自由。‘大量存在’且又‘毫无例外’，就阐明新闻事业中存在社会控制决非偶尔，而是有深刻社会背景和其他原因。”（黄旦，：84）因此，本文中社会控制是一种中性词汇，包括着社会学视野中积极或消极、外在或内在、正式或非正式在内多种控制原因。考察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关系，意在揭示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原因复杂影响，对我们理解转型期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互动提供参照。
以组织内外部影响辨别，新闻生产控制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以及组织自身价值观、编辑理念与操作流程、从业者群体特性等。那么，这些原因究竟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控制新闻生产？不一样原因之间互相牵制关系又是怎样？这种控制在不一样组织、不一样情境下会以展现何种差异？针对这些问题，诸多学者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进行了研究。如WarrenBreed在其名作《新闻编辑部中社会控制》中指出（1955），新闻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双重制约，一是要服从专业规则、专业协会制约，二是作为组织组员要受到组织制约。吉伯则更强调组织控制作用，他发现，编辑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零件（mechanicaldetails）制就紧身夹克中”，个人主观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局限性道（Gieber,W.，1964，转引自黄旦，）。Tuchman认为（1978：12），“制造新闻行为就是建构事实constructingrealityitself）自身行为，而不仅是建构事实后图景行为”，新闻生产过程依赖于专业理念被内化为平常新闻生产常规机制。HerbertJ.Gansze（1979：39-53）则从新闻价值观角度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概括出民族优越感、利他民主、负责任资本主义、小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及领导素质等8种持久价值观（enduringvalues），“新闻记者总试图保持客观，但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均有价值观，新闻对真实判断中总包括着价值观。”这些研究中有不少采用个案法（casestudy），多聚焦于编辑部层次，为我们理解多种社会控制原因怎样影响新闻生产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亦采用相似研究途径，试图立足中国语境，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测等人类学研究措施，以南都深度报道为考察对象，分析总结其生产实践中新闻生产与社会力量之间张力关系。之因此选择《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如下简称“南都”）为个案，重要基于两个原因（张志安，）：一、南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都市报之一，其开办迄今发展历程比较经典地体现出十余年来报业生产与社会环境复杂互动。尤其该报自左右开始从“小报”向“主流大报”转型，也许预示着都市报行业在经历了市民化浪潮后寻求突破和改造方向，对中国传媒改革具有重要探索意义。二、在《南方都市报》主流化转型过程中，深度报道发挥着重要标杆作用，它与南都时评一起构成了南都提高新闻品质、完善内容构造两种产品类型。并且，“孙志刚案件”、“妞妞事件”、“彭水诗案”等一系列重大报道既为报社赢得了巨大声誉，也给我们探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复杂关系提供了比较经典且富有张力报道案例。
总体上看，《南方都市报》新闻生产重要处在三个层次原因控制中：（1）从业者自身专业意识和职业理想，属于个体/群体层面；（2）编辑部内部常规生产机制、报社市场定位和利益诉求，属于组织层面；（3）来自权力部门和宣传部门政治控制、商业机构经济控制和新闻环境行业控制等，属于组织外部社会层面。本文以组织外部控制原由于主，重点考察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和行业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影响，同步兼顾组织控制作用。根据笔者田野考察，在南都深度报道实践过程中，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重要展现如下特性。
方略突围：政治控制协商机制
从组织内部原因影响看，平常消息生产更具有“组织化”特性，基本遵照编辑流程和编辑部新闻价值观来执行，个人发挥自由空间较小，而深度报道新闻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点，愈加依赖从业者随机判断和临场发挥。从组织外部原因影响看，与常规新闻生产相比，深度报道更轻易受到政府与宣传部门限制与约束，怎样与政治控制之间保持理性互动是从业者必须考虑首要问题。
南都深度报道重要以社会、时政类题材为主，多为负面问题，大量波及异地舆论监督，很轻易触及某些政府部门利益或受到宣传部门政策约束。为此，从业者必须保持审慎态度确定选题时得考虑政治风险，发稿时常常要再三度量，在稿件采写过程或发稿前也不时因宣传“禁令”而放弃写稿或发稿。据不完全记录，南都每年未发出深度报道约有10-20篇左右，多数并非由于稿件质量问题，而由于不符合舆论导向规定，与管理部门下达宣传纪律相抵触。以-某些被“禁”稿件为例，黄金高、王廷江属于一段时间内比较敏感新闻人物，海宁吕海翔死亡事件、广西钦州殡仪馆贩卖尸体、河南副省长雇凶杀妻案等都是性质恶劣负面题材，对地方政府形象有所损害。
面对管理部门明确“禁令”，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必然要遵照和服从，“在过去深度操作中，我们所坚持政治智慧，去硬冲禁令基本没有，跟它周旋也不多”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编辑部完全处在消极、被动位置，实际上，深度报道从业者总在有限空间中尽量地寻求发稿也许性，并且尽量将这种报道空间争取到最大也许。在深度报道生产过程中，那些偏软、不易触及政府或权力部门利益报道，基本以常规、通例方式生产。一旦碰到敏感、重大报道题材，针对每个个案，则展现出比较经典“临场发挥”特性。“临场发挥”是学者潘忠党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新闻改革时提出概念（潘忠党，1997：68-69），指作为改革实践主体媒介组织与管理部门会发生上下“商议”、寻求合作实践过程，“详细地说，就是新闻媒介单位分析自己面临多种在改革中凸显出来矛盾，根据各地、各单位和某一行动所处详细状况，决定与宏观管理机构‘商议’方略他认为，这个概念也同样合用于分析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制作、处理与其他有关社会行动者之关系行为方式。
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这种“临场发挥”，重要体目前敢“闯”积极意识和蔼“闯”操作方略。例如，一位调查记者用“政治智慧”来概括编辑部处理敏感题材方略2]。1月，他到上海做有关拆迁报道。“在静安和徐汇交界处有个小区叫麦其里，本来是租界，地段价格很昂贵，房子老是拆迁不了，后来拆迁企业晚上叫了帮人把汽油倒在钉子户房上，所有烧着了，烧死两个老人，这个拆迁企业是徐汇区政府全资集团企业。上海地产为何虚高？就在于政府、地产企业合谋。当时，做这种题目很危险。一则，拆迁事情比较敏感，长期以来都是不准报；二则，上海是个很牛×地方，稍有不慎轻易惹火上身。好在案子已经破了，东方网发了300字左右消息，领导觉得值得做。我紧张太敏感，做了也发不了，他说不用紧张，这个不是你考虑问题。要惩罚也一定是罚我们领导，不惩罚你记者。”最终，这个稿子还是见报了。
在多次循环往复“临场发挥”中，由于宣传禁令内容自身论述不够明确、禁令公布有一定规律可循、公布禁令过程需要时间等原因，南都编辑部探索出某些可复制或可借鉴方略：多数状况下试图“消解”或“回避”宣传政策约束，少数状况下敢冒较大风险进行“突围”——实质上违反宣传政策直接规定。笔者试图将这些可复制、借鉴、循环使用应对机制概括为“方略突围”，其重要方式包括：
（1）推敲宣传规定详细字眼，在模糊体现字句中寻找也许“打擦边球”余地。如“原则上不做报道”并非完全不可以做报道，“原则”是有弹性，“不做文字报道”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图片报道，“不适宜炒作”其实很难界定何谓“炒作”。黑龙江省沙兰小学洪灾事件，根据有关部门告知，各地报纸不许做文字报道。“《南方周末》有4篇稿子因此被撤，但南都却巧妙地采用了迂回方略，文字报道不让做，就做图片报道，于是以图片+文字形式做了两个图片版”3]；
（2）对发稿时机做预判，尽量赶在有关规定下发之前刊发报道，打时间差、抢占先机。如南都做有关黄金高报道4]，“我们为了抢在禁令之前把稿子做完、发掉，就非常抓紧时间。周六，深度记者鲍小东在网上看到‘防弹书记黄金高’消息，跟领导沟通选题后，立即赶到福州连江县去。周日下午6点多，我接到编委方三文电话，就从深圳赶到广州，坐飞机去当地，晚上12点赶到福州，第二天上午6点赶到连江。周一下午4点做完采访，9点把稿子赶出来，传给编辑。10分钟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稿子不能发，告知下来了。”虽然这篇稿子最终未能见报，但从业者“抢时间”意识未变化，并且亦有效果。
（3）有关部门下发告知规定一般只发不收，即发出“禁令”后不会再发收回或停止告知，因此，通过一段时间，有些报道发稿空间是可以再度挖掘。例如劫难性报道“热新闻、冷处理”措施，即故意回避新闻发生热点时刻，过段时间后变换角度寻求新发稿空间。“《重庆拆除都市‘炸弹’》这篇报道5]，其他同行媒体都在关注灾情自身，我们却关注导致灾情发生深层原因，最终落脚点不是做灾情事件性报道，而去延伸开去分析都市工业规划。这样离新闻自身很远，距离禁令比较远，就也许可以做。”此外，四川猪肉事件，“也不能做直接报道，我们记者去做了个养猪产业调查报道，也发了出来”6]。
来自政府部门权力干预、宣传部门纪律规定，是南都深度报道最直接、最惯常受到政治控制。这些政治原因对深度报道控制不仅体目前平常化、机制化宣传纪律、报道规定和政策公文，还体目前某些没有明文规定却被从业者谨慎规避敏感领域。例如，对军队负面报道、对高官舆论监督、对劫难性突发事件或大型恶性事故报道。针对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一直以事实原则为操作底线，坚持最大也许地刊登报道，“临场发挥”是其新闻生产特性，而“方略突围”则是其新闻生产面对政治控制进行积极协商倾向，这种倾向在逐渐长期化过程中，将使“临场发挥”投机性减弱，使“方略突围”经验性和反复性增强。
定位困惑：市场控制间接影响
整体上看，报社市场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对南都深度报道没有直接压力，不会影响其新闻立场或报道倾向，但南都整体市场化取向会对深度报道产生间接影响。
据实地观测，南都深度报道可以保持相称程度中立和客观，绝少受到经济利益影响或报社经营部门干预。一种比较经典例子中可见南都编辑部对“深度”这块品牌爱惜以及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面对市场控制时自主意识。，广州某著名房地产集团总裁全国劳模，该集团规定广州各报做大篇幅专访宣传，多数报纸都满足了这家广告大客户规定。“南都不想做得太难看，但愿新闻性强点，想做个对话报道。我一开始联络恒大集团，对方不愿接受采访，提议根据素材编编算了，我说不成，必须见到本人。后来，联络了一种星期才答应接受采访。”记者为了把这篇带有很强“公关”色彩稿子做得象新闻，选择了从目前比较热房地产行业角度切入进行提问。稿件完毕后，恒大方面规定审稿并指定要上A1叠，报社领导与该集团尽量做了沟通。“最终，我们对话稿发在A1叠，但没用‘对话’做版面名称，而用了个既象新闻又象广告‘专题’。他们集团审稿时加了诸多吹嘘话，从4000字增长到5000字左右编辑也对此做了处理，改到3000字左右才最终刊登。
对报社经营部门和商业机构宣传规定，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均有比较明显排斥意识。与同行相比，其编营部门分离、独立操作原则与抵制市场意识愈加鲜明。不过，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要做到真正意义上采编权独立还是不够现实。调研期间，笔者获悉编辑部一次有限让步：“当时，我们做传销系列报道，在重庆采访时调查过安利。他们非常紧张，把状况汇报给北京总部，总部立即跟广州安利联络，广州这边通过报社广告部想把整个稿子压掉。我们说，我们做是非法传销，安利不是合法么，有什么关系？广告部但愿别提重庆安利。后来，诸多内幕东西还是被删掉了，剩余是比较温和。本来，我们写了重庆安利做法上跟非法传销同样手段，编辑做了处理，只提了下，提得很少，好在去掉东西跟文章主旨不大。”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波及广告大客户规定，报社在经济利益上还是有所考虑，但编辑部所做让步非常有限，不会整体放弃和完全受制，但会在报道内容上进行某些“技术”处理。
市场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影响重要并不是广告商利益诉求，也不是报社经营部门干预，而是报纸整体市场化定位对深度报道“供求关系”内在矛盾压力。从1995年诞生起，《南方都市报》就是一张充足面向市场、参与剧烈竞争报纸，深度报道作为其内容产品重要构成，不也许漠视目市场和读者需要。何况，尊重和满足市场需要，既包括服务于报纸开拓市场经济规定，也包括满足目读者阅读需求。于是，这种市场原因对深度报道生产控制，导致其题材选择与读者需求之间内在困惑：主攻调查形态深度报道，多报道异地负面题材，舆论监督对象多是外省市新闻事件，可是从新闻价值“靠近性”规定看，这些报道除非尤其重大、轰动，否则对当地读者恐怕很难形成关注度。
作为一张以珠三角地区为重要发行覆盖都市报，既要对国内其他地区发生重大新闻做出迅速反应，又必须充足考虑当地读者阅读爱好，这种报道视角上“全国视野”和区域性报纸“当地定位”之间关系怎样协调，委实让深度报道管理层比较苦恼。为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处理这种“全国”和“当地”紧张关系，使之同样可认为报社读者规模扩张、广告收入增长服务7]：“相对很好处理方式也许是把当地事件做大，当地小事也也许做成大事，记者应当熟悉某些领域，对事情前后脉络做判断。当地东西做出来，影响不比一般报道小。”为此，深度报道小组不得不愈加重视当地题材挖掘与报道。以8月-10月南都刊登深度报道为例，异地题材占1/2以上，其中，全国和全球题材各有3个、1个，当地题材则明显增多，占到1/4比例，内容波及广东油荒、小区物业管理和治安状况等，性质相对偏“软”。这种对当地题材日益重视就是报社整体市场定位对深度报道定位间接影响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