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_魏郡.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教育部“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任务思政课“同城大课堂”教改项目（）；山东农业大学省“双高”建设文化类研究课题（）；山东农业大学统一战线工作理论研究重点课题（）作者简介：魏郡（），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生；侯爱萍（），女，山东威海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徐嘉晨（），男，山东烟台人，硕士生。第 卷第期合 肥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年月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魏郡，侯爱萍，徐嘉晨（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建设工作的价值引领和动力源泉，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融合会通，具有多维度耦合性。新世纪以来，现代性因素在给我国乡村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由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实质性变化，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客体、载体等方面困境凸显。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坚持增强乡村文化普惠性的原则导向，以“乡韵”铸魂，为“乡兴”聚力，为“乡愁”塑形，从而激活乡村文化，消解农民精神贫困，以文化振兴引导乡村全面振兴。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现实困境；路径构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与此同时，受现代性强势异文化冲击及内部大范围社会流动的影响，乡村文化根基在内外双重裹挟下被动摇，如何振兴乡村文化成为一个亟待求解的时代命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文化振兴为抓手，能够更好、更高效地推进乡村各领域各层面的发展。因此，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梳理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十九大”之前对乡村文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文化自信、文化价值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以乡村文化振兴为专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十九大”以来，乡村文化振兴逐渐成为研究新热点，并涌现出许多新成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科学内涵。学者们主要从“精神动力”“振兴战略”“智慧源泉”等维度对其进行阐释。关于“精神动力”维度，吴理财、解胜利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的精神动力；门献敏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铸魂工程，也是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动力；关于“振兴战略”维度，段小虎、闫小斌、荆皓谈到，乡村文化振兴是还原农村文化历史结构的振兴战略；李明、陈其胜、张军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于一体的振兴战略。关于“智慧源泉”维度，范建华、秦会朵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强化乡村文化生产保护的智慧源泉；高瑞琴、朱启臻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文化延续发展的智慧源泉。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价值。学者们主要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农村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等层面进行论述。关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层面，刘彦武基于对“中央一号文件”的系统梳理，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推进了乡村文化法制体系的建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精神实质；萧子扬、叶锦涛从“优势治理”视角出发，研究了制度优势怎样服务乡村文化振兴这一课题，他们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滋养乡村人民美好生活的“乡风文明”，也是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的制度优势。关于“推动农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层面，闫国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逻辑指南；欧阳雪梅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力量。关于“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层面，胡剑南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还对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学者们认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主要聚焦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基层软治理与公共性建构失序等几个方面。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方面，路璐、朱志平基于历史性视角指出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张力不足是制约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原因；关于基层软治理与公共性建构失序方面，赵淑清认为，乡村文化公共性建构的失序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体系面临衰败；严火其、刘畅认为，政府部门利益的无序分治使得公共文化治理执行空间的缩减。四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路径，学者们主要围绕文化供给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总体化发展几个维度展开。关于文化供给侧改革维度，徐勇认为，国家应健全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效率的制度体系。关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精神风貌维度，李凤兰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高斐认为，重塑乡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关于文化总体发展维度，徐顽强、于周旭、徐新盛指出，乡村文化振兴迫切需要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为其提供动力及资金；朱德全、曾欢认为，应坚持乡村文化教育的空降关联、空间集聚和空间扩散，以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综而观之，学界对乡村文化振兴这一重要课题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对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战略耦合逻辑进行研究的较少，以及对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和推进路径的研究系统性不强，从主体、客体、载体层面探究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并给予相应推进策略的研究较少。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两者之间的耦合逻辑对于深入理解把握乡村文化振兴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是由主体即乡村人民，客体即乡村文化，载体即以物化和精神形式承载、传播乡村文化的媒介体和工具共同作用的，几个要素缺一不可。因此，从主体、客体、载体角度探究乡村文化振兴问题对于破解乡村文化振兴困境尤为必要。基于以上梳理，本文尝试在对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耦合逻辑研究的基础上从主体、客体、载体等角度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进行深入探究，以期能对现有研究做一些补充。第期魏郡，等：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一、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逻辑作为乡村振兴的“根”与“魂”，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总要求存在内在耦合逻辑。正确把握这一逻辑不仅有利于重塑乡村文化自觉与自信，也有利于在外生约束条件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综合效益最大化。乡村文化振兴助力“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与内源性动力支撑。当今社会，信息化的场域使知识性、创新性要素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由“输血”变“造血”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乡村文化振兴正是致力于培养既有文化、又懂技术的高素质乡村人民，力图通过文化滋养以激发他们的实践主体意识的再生和变革创新，探索“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甚至“脑袋比口袋更加富有”的乡村文化建设新路径，为产业兴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我们应意识到，新时代乡村产业兴旺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简单复刻，而是旨在探索具有中国乡村风格的经济发展新路。乡村文化振兴作为推进中国特色乡村发展新路的重要动力与持续动能，它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的同时，也有助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是乡村第三产业的主力军，其发展状况与“产业兴旺”目标密切相关。当前，针对乡村地区文化企业规模小、文化资源转化效率低等问题，乡村地区应不断打造特色文化产业群，推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培育乡村经济全新增长点。乡村文化振兴促进“生态宜居”“生态宜居”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生态宜居”强调对乡村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和建设。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通过宣传教育激发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人们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生成，从而使人们自觉传承和发扬传统农耕文化中生态理念的精髓，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通过深入挖掘特色文化，为“生态宜居”的实现提供根本依托。“生态宜居”不仅要有良好生态环境，更要体现深厚乡村文化基因与底蕴。在乡村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特色文化已与当地地标建筑、乡村布局等不可分割、融为一体。乡村文化振兴主张通过保护和修复建筑、道路、水系等显性文化载体以优化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进一步提升乡村社会的吸引力，推动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乡村文化振兴优化“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在乡村社会转型重构的大背景下，传统乡风文明日渐式微，主要表现为乡村人民主体意识观念淡薄、价值取向偏失、文化认同降低等。面对这些现实困境，乡村文化振兴提倡树立物质与精神协同发展的理念，主张在“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正向指导下，深刻把握乡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属性，以乡村文化为本源，挖掘村规民约、家风古训，活化乡村流传已久的乡村传统文化，有效发挥传统文化促进作用；同时，乡村文化振兴强调实现乡村与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主张以科学创新意识充实乡风文明内涵与底蕴，注重使乡村人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共享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先进成果，在城乡文明的相得益彰中培育形成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共建共享的新时代优秀乡风。乡村文化振兴推进“治理有效”“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根基，是乡村实现和谐有序发展的题中之义。“治理有效”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其对治理的各环节各层面都有着较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首先，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基础，完善优化乡村自治，必须以培育自治文化为思想支撑，使广大乡村人民群众养成自治意识，掌握科学自治方法，提升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水平。其次，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乡村文化振兴提倡建设法治乡村，主张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强化广大乡村人民遵法守法的思想意识与行为自觉，进而完善乡村法治体系，以法治引领乡村善治。再次，德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支撑。实现乡村德治，必须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道德标准。在大力发展先进乡村文化的同时，乡村文化振兴强调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观在乡村空间落地生根，此为乡村“治理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思想道德基础。乡村文化振兴助推“生活富裕”“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活富裕”强调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统一。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助推物质富裕。乡村文化振兴提倡“文化”理念，主张将乡土文化因子融入农业生产经营，结合乡村自身资源条件与发展需求，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农业品牌。此外，乡村文化振兴注重以乡土文化资源优化乡村聚集、道路肌理，借助当地特色文化符号为基点吸引外来资金，助力乡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力图通过增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消解乡村文化的封闭性与落后性，用先进文化占领乡村文化高地，实现乡村人民精神生活富裕，使农村在精神层面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二、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文化发展是乡村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乡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一度呈现衰落之势，文化振兴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难题。主体层面：乡村人民主体意识薄弱，文化认同危机凸显费孝通先生从功能主义文化论出发，指出文化应具有“人为”“为人”的特点，即人创造文化，文化一经形成又独立于人存在，并成为“成人”的关键要素。乡村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之处，正是在于其主体的独特性。乡村人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与振兴者，其对乡村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及认知程度等直接决定着乡村文化的发展趋向。在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重构的过程中，受文化生存环境变化、城市文化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乡村人民主体意识薄弱、认同危机等问题日益凸显。第一，主体性意识薄弱。一方面，自身局限性及固有思想观念的束缚，导致乡村人民缺乏对自我及他者的认知辨别能力。在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乡村人民难以深刻把握乡村文化的内涵及价值，这种缺失理性的文化意识使许多乡村人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逐渐淡化，无法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文化建设之中。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强势冲击下，乡村人民“离乡”“离土”成为常态，导致过去乡村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建构于土地之上的语境发生转变，乡村人民依附于土地形成的乡土情结及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意识趋向淡薄也成为一种必然。在自身及外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逐渐弱化。第二，文化认同危机凸显。文化认同是文化建设的关键节点，对文化创新、传承起到直接的思想指导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工业化崛起的现实语境中，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文化堕距”使乡村人民产生了价值观错乱、自我矮化等精神层面问题，进而使乡村人民对“我从哪里来”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出现偏差，更无法对“到哪里去”这一命题作出回应与解答。田野调查显示，对于乡村未来应传承、弘扬自身的乡土文化还是应借鉴城市文化这一问题，绝大部分乡村人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这一共识直接反映了广大乡村人民对于乡村文化的集体失落感与认同危机。现代性在改变乡村人民生产方式的同时，使得乡村人民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追求现代文化、摒弃和远离乡村文化，成为当下广大乡村人民的行为导向。文化认同感的弱化使乡村人民与乡村文化渐行渐远，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根基在日益频繁的城乡交流中动摇、改变。客体层面：文化价值流变式微，文化精神趋于弱化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客体，它根植、孕育于农耕文明，随时代的演进而存续至今，其内涵层次丰富，承载着广大乡村人民的价值理念。乡村传统文化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建筑与聚落等的物态文化，乡民生活习惯及传统节日的行为文化，也包括乡村家族文化及宗教文化等精神层面的文化。然而，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等力量的解构下，乡村文化价值却日渐式微，乡村文化精神趋于弱化。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危机与困境，大体包括以下两点原因：一是乡村文化自身第期魏郡，等：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层面。近代中国，人民或饱尝外侮，或遭逢饥馑、战乱，使得乡村人民在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知上陷入自我迷茫的困境，而逐渐将目光转向工业文明，试图于城市文化中探寻一条复兴之路。二是外在因素层面，即现代化主导的经济、科技等多元解构力量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我国为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必然要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城市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原质原味”的乡村传统文化与内含“异质要素”的城市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加强，这使得乡村传统文化在实现现代化“移风易俗”的同时，面临着被城市文化同化甚至异化的危机，其生存空间也因遭到城市文化的挤压而日渐缩减，乡村传统文化一度沦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在都市现代化文化的冲击下，乡村文化衰败失意之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价值流变。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具有规约村民日常行为、表征乡村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入侵，部分乡村人民受市场经济趋利性的熏陶影响，开始不加扬弃地片面追求工具化价值理念。以往乡村人民勤劳务实、淳朴正直的优秀品质逐渐淡化，乡村人民价值取向逐渐与传统价值观念背道而驰。二是乡村文化精神趋于弱化。乡村文化精神以宗法伦理型社会关联为运行基础，以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为行为逻辑遵循，是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乡村固有的集体主义精神被觉醒的个体意识所取代，乡村传统文化被新文化元素革替。信息社会及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化因素不断冲淡着乡村人民在过去的熟人社会中更具情感性质的生活，人们逐渐失去精神寄托，开始出现一系列非理性行为，例如攀比成风、封建迷信、不养父母、不睦邻里等有悖社会公德及家庭伦理的现象，这些都是乡村文化精神趋于弱化的典型表现。载体层面：传统村落衰落萧条，文化特质基因淡化乡村文化振兴载体是指各种以物化和精神形式承载、传播乡村文化的媒介和工具，是乡村文化得以形成并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受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水平滞后、文化环境“变异”等因素的影响，乡村文化所依托的载体正在发生衰变，而新形态文化构建又需要足够的资金与新技术，门槛较高，乡村文化已处于无处安放的危境。村落作为乡村文化的空间载体，衰落现象日益加剧。村落是农业生产者在“方便劳作”的基本逻辑下聚集居住的区域场所，它以适宜的自然环境为前提基础，逐渐扩张形成一定的有机空间结构，村民在这一场域中生活、生产，逐渐形成带有当地鲜明特色的乡村文化，中华文化的多元性通过村落这一空间载体获得了最鲜活的呈现。世纪初，以传统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中国开启了以工业化、城镇化为面向的现代化历程。在村落与现代化碰撞与博弈的进程中，乡村的传统格局、空间尺度与历史风貌等遭受解构，村落在支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成为了历史变迁中的失落者，一度呈现滞后、衰退的状态。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田野调查结果显示，颇具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年总数为 个，至 年仅幸存 个，平均每年递减。另有数据显示，年至 年 年间，国内自然村数量从 万骤降至 万个。同时，受城市化迅猛发展、村落环境不佳等因素的影响，村民开始了向城市迁移的单向流动，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 年来，中国城镇人口由 万上升到 亿人，一半以上的城镇人口来自乡村。村落无人眷顾的现实境遇使其缺乏张力与生机，导致其逐渐衰落萧条。与村落这一空间载体共同走向衰落的，还有诸如公共建筑、水系、山丘等物质文化景观及礼仪习俗、乡规民约等非物质形态文化景观。比历史更替、世代更替更具破坏力的，是“行”先于“知”的乡村文化建设。部分人凭借对乡村文化发展规律的片面理解，本末倒置地机械推行乡村文化建设。例如，采用推倒重置的方式，在原有村落空间中修建现代生态园区；在村落中建造大量钢筋水泥建筑；为了招揽游客，通过随意抽取、嫁接的方式“丰富”乡村文化，增加文化旅游的体验感等。这些实则都是在振兴乡村文化的虚假表象下照搬工业文明思路建设乡村的做法。在此种缺乏整体、活性保护且同质化的建设模式中，大量建筑、水系等固态的乡村文化载体遭到破坏甚至消亡，村落原始的文化特质逐渐弱化，其内在“文化资源”走向异化，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张力。同时，许多地方信仰及民俗习惯等在资本的包装下，走文化形式的过场，沦为追求商业效益的空洞表演，民间文化的本质内涵被功利化、商业化等世俗元素所取代，乡村文化基因不断淡化。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三、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构建乡村文化振兴是以文明之力推动乡村人民重塑文化自信的过程，更是一个以文化基因特质构建乡村美好生活图景的过程。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多层面、多角度协同推进，既要强化主体意识，为“乡兴”聚力，重塑文化价值，以“乡韵”铸魂，也要保存文化记忆，为“乡愁”塑形，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延张力。强化主体意识，为“乡兴”聚力主体意识是文化主体对于自身地位、能力与价值的自觉意识，是判断文化主体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强化乡村人民与乡村青少年的主体意识，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路径。政府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导者，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为乡村人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创造一定的文化空间与现实条件。首先，应强化把乡村人民需求放在第一位的理念。政府可通过访谈、问卷等形式及时了解乡村人民的文化需求，坚持一地一村一特色的原则，依托乡村现有设施及人员，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符合其文化需求的地域性、乡土性文化活动。只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确保乡村文化振兴服从乡村人民的需要，才能真正激发乡村人民的主体积极性，强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其次，突出乡村人民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政府应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健全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及制度体系，通过行政的力量及法律的手段维护好、实现好乡村人民的文化话语权与参与权，突出乡村人民的主体性，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文化为乡村人民所需要又为乡村人民所创造。作为乡村社会重要文化单元，乡村学校必然要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担起主要职责。乡村青少年天然地具有乡村文化“基因”，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以优质文化教育强化乡村青少年的主体意识，是实现乡村永续发展的思想动力。乡村学校应转变过去以城市学校为建设标杆的发展方向，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改进趋于保守的“留农式教育”，又要避免失去乡愁的“离农式教育”。一方面，学校应在国家规定课程的基础上，将乡村文化要素融入课程教学，积极开发乡土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将具有乡土特色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道德规范、传统经验等知识性内容系统呈现于课程中，并注重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强化青少年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学校应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进乡村，带领青少年参与到乡村各类文化活动中，引导学生领略体悟乡村文化的独特品性，逐步消除学生对乡村文化的“疏离感”，增强乡村青少年的归属感与主体意识。重塑文化价值，以“乡韵”铸魂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乡村文化的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演进变迁。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的新维度，发源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化面临着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其发生适应性重构是发展的必然。在此过程中，必须抛弃重构等同于解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错误观念，继承乡村传统文化优秀内核，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化的生成、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场域，乡村文化也不例外，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作为乡村文化的生成场域及经济基础，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要素。首先，消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都市现代文化的紧密契合、协调贯通。乡村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道德情感、行动章法、社会心理等，它们交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朴素的价值体系。纵观乡村文化的发展轨迹，历史割裂、文化断裂等现象都极为鲜见，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其强大的融合再生能力。但由于乡村文化的生发以古老的农耕文明为根基，以家族血缘为纽带，以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为社会场域，必然具有一定的内在局限性。因此，乡村文化振兴中，应辩证对待乡村传统文化，秉承其合理优秀的内核，摒弃其中落后、封闭的元素；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应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原则，鼓励乡村文化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适度借助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张力，让现代文明滋养传统文化，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带动与浸染中寻求复兴。其次，应正确处理乡村经济与乡村文化关系，推动二者互促共赢。一方面，一种文第期魏郡，等：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化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生产方式的兴衰。乡村经济基础是乡村文化的根柢，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塑造了乡村社会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乡村文化的存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应着力提升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与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保护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灵魂，应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在价值，发挥文化的渗透功能，以文化赋能农村产业经济。同时，面对当前乡村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现实状况，应坚持强化文化普惠性的原则，扭转“文化服务于经济”的价值理念，将国家政策优势转变为文化发展优势，以“乡韵”铸魂，丰富乡村人民精神生活。保存文化记忆，为“乡愁”塑形保护好乡村文化载体就是保护好人类文明永不熄灭的发动机，开发好乡村文化载体就是延续好共同体认同的“乡愁归途”。一个有文化的乡村，不会是“荒芜的乡园”。维持乡村文化固态载体及活态载体的“原汁原味”以保存共同文化记忆，是留住“乡愁”的关键路径。村落是作为中国广阔空间内和历史渐变中实际存在的时空坐标，是乡村文化的固态载体与具象符号。传统礼仪习俗、口头传说、节目表演等是乡村文化无形的、活态的形式与媒介。它们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蕴藏着厚重的文化价值，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我们应紧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以形神兼备为原则导向，多措并举保护好生态基底、山水格局、聚落形态与历史肌理，保持传统意境的乡村景观，盘活乡村传统文化资源，重塑天绿草青的生态环境与恬静悠然的人文环境，为“乡愁”塑形。（）以立法为引领强化乡村文化载体保护法律供给传统村落及礼仪习俗、精神信仰等乡村文化载体的保护离不开法律的有效供给。就我国乡村文化载体保护的刚性需求和长效保护机制来看，应从国家立法及地方立法两个层面同向发力。国家立法层面应将乡村文化载体保护立法提上议程，积极整合立法资源，制定实效性及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地方立法层面，应因地制宜，对于辖区内乡村文化载体价值较高且保护需求较为迫切的地区，可遵循先行先试的原则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保护乡村文化载体的空间布局与风格风貌。只有将乡村文化载体保护尽早纳入法治轨道，才能从根本上为其保护工作提供有效保障，才能留住乡村文化传承载体，保存共同文化记忆。（）以管理为突破提升乡村文化载体保护能力突破乡村文化载体保护“瓶颈”的根本在于提升管理水平。首先，应构建与乡村文化载体相适应的管理理念。管理理念的构建要以保护载体完整性、延续性，利于乡村文化活性传承为标准，时刻与乡村文化载体保持妥适性。其次，要建立乡村文化载体保护的综合部门，集中权力，整合资源，打破条块分割保护机制下的“权利壁垒”，形成保护合力。再次，建立乡村文化载体考评机制，将乡村文化载体保护内容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对于失职现象严肃问责，对于成效卓著人员奖励表彰，以提高相关人员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四、结论与建议作为独立的社会和文化单元，乡村既以一村一貌的独特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形成了乡村人民的肉身栖息之所、子嗣繁衍之地，也以底蕴深厚的风俗文化构成了我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回望中国乡村发展历程，文化始终是乡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前人类文明新的发展交汇点上，文化振兴之于乡村振兴，是传承发展传统农耕文明的驱动力，是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的催化剂，也是推动乡村人民重塑文化自信和构建乡村美好生活图景的发动机。因此，面对当前传统向现代转化及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的双重语境，我们必须将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全过程，对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常抓不懈，以文化之伟力唤醒乡村未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举措如下：（）扩大投入，整合资源首先，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文化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文化振兴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其次，应整合各方资源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乡村，利用充分资金因地制宜建设宣传文化、科学普及等各类活动场所及数字文化广场、无线网络等新型文化设施等。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引进人才，配齐队伍应制定乡贤供给长远规划，包括资金、政策支持及乡贤管理体系等，在金融帮扶、精神激励等方面出台惠贤政策，通过提高收入待遇，改善基层环境等方式，激发乡贤反哺家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此外，属地培养与柔性引进相结合，增加文化旅游创意人才等乡村文化振兴人才的供给，配齐乡村文化振兴队伍人才。（）丰富载体，培育特色通过开展文艺汇演、书画展览等活动，为乡村文化队伍提供展示平台，丰富乡村文化载体。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与内涵，打造优势明显的乡村产业布局，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参考文献：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门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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