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doc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 【本文是1998年我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发表于湘潭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本科生学术论文而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恐怕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的几个主要典型是：(1)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待他像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2)别尔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余”的人。(3)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4)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巴黎墓战中牺牲，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5)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主人公）是最后一个“多余人”，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余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而诸“多余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无独有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一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多余人”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着他们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不少作家声称，其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阶级、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一样，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而当他们对自己笔下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大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 当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反响。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此外他还创作了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子君妄图扯紧涓生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他彷徨，探索。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既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以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叛逆者，却保护了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的地位，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他是小说二月的主人公。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孤儿夭亡、文嫂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同情过多，而对其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出路来。 在作者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柔石还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朱胜瑀。旧时代之死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其主人公朱胜瑀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家道衰落，导致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但是朱胜瑀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后来朱胜瑀回到自己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未婚妻自尽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把朱胜瑀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同情；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该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启发与教育作用的。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四个重要的“多余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受到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由于仍未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不时阻碍着他的进步；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闭起门来起草乡村教育计划，将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能收百效的药”。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依旧固步自封，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仅仅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细枝末节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危害性与反动性。因此，到了小说末尾，当将介石磨刀霍霍扑向工农政权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之际，倪焕之一下子堕入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废，对前途丧失信心与希望，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否定、摒弃、清算。 第五大中国“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周萍是周朴园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但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十分苍白，空虚、苦闷、压抑。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利益。为填补精神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自己的后母繁漪，铸成大错。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四凤诱骗，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深渊。他企图继承乃父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作者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余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这与俄罗斯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 此外，茅盾早期的追求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从革命队伍中游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时代中一小卒”张曼青、“半步主义者”王仲昭，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可是，他们仍不甘心消极，还要继续努力，希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但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处处受阻。他们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运必然是可悲之极，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而演绎出一幕幕悲剧来。 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癖，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忧伤、羞怯、悲哀，最终发展为性变态。“他”先是手淫“被窝里犯的罪恶”，继而偷窥旅馆主人女儿洗澡，去野外偷听男女幽会时的私语，直到本人跨进妓院，结果投海自杀。“他”始终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在心里喊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最后投海自杀时，他又远眺祖国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个变态患者。作品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反映民族歧视心理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但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身上包含着作者郁达夫突出的“自传”色彩。郁达夫在创作完沉论之后还回忆它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向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见忏余独白）。 郑振铎早期短篇小说淡漠很有些近似于鲁迅的伤逝。一对“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文贞与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实行自由恋爱，并各自摆脱了原有婚姻的束缚。但是由于他俩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一切，太过理想化，必定酿成最后的悲剧，其同居的开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点。芝清经过生活的磕碰，变得现实、世故、随波逐流起来。对此文贞深表不满，由挚爱他而淡漠、消极、悲观，以至于幻灭。 沙汀的长篇小说困兽记，大规模地反映抗战时期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当他们重新筹备演剧活动时，却因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之失败。小说以此情节为主线，还穿插着因生活苦闷发生的爱情纠葛。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纵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实干精神，优柔寡断，脱离群众，而又眼高手低，岂非徒留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