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doc

一、世界历史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开始由民族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交通工具的落后,地域像壁垒一样把人们阻隔开来,各民族都在走着自己自发形成的发展道路,各民族之间缺少广泛的交往,问蒙只在孤立的地区发展,这就造就了如下结果:1、文明的成果不能得到保存;
2、人类每天都在重复。因此,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
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商品经济物与物的联系促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推销商品的需要,使资本家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建立了一个世界市场体系,使民族历史开始转向世界历史,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卷入到世界历史洪流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这就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此后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与前此不一样的新的特点。由于广泛的交流,文明的成果得到了保存和传播,人类避免了每天重新发明的重复现象,由此大大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跳跃性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常规现象,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几个历史发展的阶段,这就是后发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发国家的根本原因。
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体系形成的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科学技术的先进条件,以较少的劳动换回了较多的劳动,对后发国家进行盘剥和剥削,由此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农业文明的国家从属于工业文明的国家。在这种工业体系中,西方资本为了保证商品的输出、资本的输出,千方百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遏制后发国家,不允许其独立和强大起来,以保证自己对世界的统治。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840年之后中国逐渐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临着亡国危险,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民族富强、人民生活富裕之路,但当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刚开始起步时,他彻底发展的道路已被堵死。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替代了商品输出,成为主要形式。因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加强,这样民族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所以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是软弱孤立的,民族工业残缺不全。
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有人提出不走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行不行,那就看看历史,国民党统治了23年,但中国还是一穷二白,历史证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既然资本主义道路不通,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十月革命给中国的富强提供了另外的参考性,一些先进青年经过长期的探索,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的民族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所以,只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与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关系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唯物史观,并用此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由于这两大发展,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但是马克思当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为其背景材料的,东方国家的发展并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但是东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不相同,西方国家走的是私有化解体的道路,由此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他当时的结论是,世界一切国家都首先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但东方的历史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其突出特点事土地公有、专制国家和血缘村舍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社会形式具有超稳定性,当西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东方国家的亚
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变化,所以东西方历史发展并不相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马克思逐渐接触到了东方社会情况,到了70年代马克思改变可他早年的结论,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历史哲学,他只是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概述,东方国家可以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历史条件下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去见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说的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而中国社会主义是按马克思晚年的预想进行的。
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化的新构想只是一个原则,没有也不可能给东方国家的革命提出具体方案和道路,这就给我们留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方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二是革命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所遗留的这两个问题,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实际,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稳的规律,提出一国胜利论,打破了马克思早年的结论,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了现实。毛泽东也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两位导师的历史功绩,再根据东方的实际情况,科学的回答了马克思所遗留的第一个问题,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所以他们的理论,列宁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
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马克思所遗留的第二个问题都没有很好的探索,更不要说给出满意的答案。总结原因是,史大林没有考虑东方国家的实际,跳高马克思书本上的以西方国家为历史背景的社会主义设想,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苏联模式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东方的实际情况,使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折。邓小平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初步回答了马克思所遗留的第二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邓小平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期,解决的是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其核心是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科学发展观,解决的是上面是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核心是: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关注民生,加强社会事业建设。
(一、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阶段。
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从总体上划分为两大阶段。
以92年为界,92年之前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利用物质利益的刺激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92年以后走的是体制创新之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主体。
在第一个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期,78~84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发展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此基础上84~92年,进行了全面改革,即城市的放权让利与租赁承包,但是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利益内部扩大化问题;二是企业短期效益问题。这两个问题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范围内的改革走到了尽头,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使改革必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92年之后,党最终制定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就是,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主体,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所有制形式,造成了所有权缺失,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人又都不是生产资料的直接主人。企业由于没有独立的直接利益,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无人负责。所
以,改革首先围绕着改变产权制度进行,即要求建立产权明确、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现代化企业制度。这种改革经历了股份制改革、抓大放小、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几个阶段,其思路就是要把产权落在实处,因为企业只有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他才能独立的组织生产,才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才能面向市场,在竞争的压力下去拼搏进取。尽管这种改革现在还在深化进行中,但只有走这条路才能重建马克思所主张的,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才能把个人和集体统一起来。
由于改革方向的明确,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使经济在2000年之后快速发展起来,创造了10多年经济发展高速度的奇迹。
(二、第二阶段,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政治体制改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他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1、9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体制创新阶段,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一部分人对党执政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中国共产党圆砾是领导革命的党,现在能否成功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他原来是领导计划经济的党,现在能否成功的领导市场经济的建设,人们有着疑问。
2、由于当时双轨制的存在,行政权利进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导致了大规模的腐败现象的产生,当时的清廉指数只有2.41。由于极端腐败,由此有人认为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些权贵维护自己特权利益的集团,陷入了历史的周期律而不可自拔。
3、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大量国企的人员被分流下岗。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已被边缘化,不再是领导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不再代表人们的利益。
而对这样的种种疑问和指责,江泽民秉承邓小平的嘱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与广东的高州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说明的是我党执政合法性的依据;
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说明的是我党可以解决腐败问题,清除那些落后、腐朽、没落的东西,从而保证党基础的健康;
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明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变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国家的主人。
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分为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高度法制的政治体制;短期目标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
就长远目标来说,民主政治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实行间接民主制度的管理方式,即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人,但却由少数专职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管理,称作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管理。
这种间接民主制的存在,固有矛盾即人民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是被管理者、领导者,这种矛盾就潜藏压抑人民民主、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可能。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权利超越法律、官本位盛行的时代,少数党员容易脱离群众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不受约束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走向独裁。所以,在人民还不能直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就只能启用权利来约束权利,使权利自主运行的制度化建设制度,即在权利的运行机制和权利的关系,建立起形式化、规则化、程序化的制度机制,才能用法制来代替人制。
所以,在当代,民主一定是与法制联系在一起,没有法制的民主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民主的权利只能用法律的制度形式来保证,这就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即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反腐败不能走不想和不敢之路,而要把不敢、不想与不能统一起来,其核心是不能。
短期目标是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国家管理机构的改革。原因是制度转变,原则走公共服务形之路,提高效益,精简机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由管理走向结合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管理体系。我们现有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是人员众多、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办事效率低,管了一些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而该管的却没有管好。
国家机构的改革从80年代以来就进行,但多次改革走了一条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路,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转变职能。所以,今后的改革其方向是转变职能,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其次,走法制政府的道路,坚持依法执政;再次,走责任政府之路,理顺关系,调整结构,明确责任,奖惩分明,解决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提高政府效益;最后,要把政府的某些管理职能社会化,让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的机构参与社会管理,尤其是公共服务部门,以精简人员和机构,降低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