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知几的史学理论的影响-共7页.pdf

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四 川 大 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姓名 崔赛云 学号 2012221060043 专业 中国古代史 研究方向 先秦史 院、系（所）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任课教师 陈廷湘 考试课程 史学理论 考试成绩_任课教师签名_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制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略论刘知几的史学理论的影响摘 要：史通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对之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讨论了刘知几史学理论中的五个方面：刘知几的“引经入史”；刘知几的“直书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刘知几的史之分类及对郑、章二氏的影响；刘知几“文人不宜修史”说；刘知几“人物品汇”观和郑樵的类例理论。关键词：史通 史学理论 影响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对后世史学理论影响颇深。大凡举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共有三人，即刘知几、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称:“千年以来研究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章实斋三人而已”1。又称“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2。三人之中.刘知几首开史学理论研究之先河，郑、章二氏继而续之，故自史通问世以来，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受其影响最深者，莫过于郑、章二氏。其次当数明人胡应麟。正如傅振伦先生所指出的:郑、章二氏“皆熟读刘氏之书，故其学说多出于史通也”，又称:“胡应麟之撰史书占毕也，全法史通)”，“其内篇论史之语，几尽取刘说”3。1、刘知几的刘知几的“引经入史引经入史”自从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后，儒家经典便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以后，一些学者虽然有时也把尚书、春秋当作研究古代历史的参考书，但很少有人敢把它们从“经”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十五讲，第 355 页。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5 页。3 傅振伦刘知几年谱,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史通要论”七，第 121 页。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的尊位上拉下来，放在“史”的部类中。唯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始椒尚书、春秋、左传划入“诸史之作”，与史记、汉书等史书并列。在史通全书中，刘氏也始终把尚书、春秋等当作史书来研究和批评。这种“引经入史”的做法，反映了刘知几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明人胡应麟几乎完全袭用了刘知几的观点，他认为：“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也。”4又称：“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尚书，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恶恶者也。”5到了章学诚已不满足于刘、胡二氏把尚书、春秋二经划入“诸史之作”的做法，他认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6。因此他接过了前人提出的“六经皆史”的命题，对经史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他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7。从而赋予“六经皆史”说以新的内容和意义。后人在论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起源时，往往追溯到明代王阳明的“五经亦史”说。实际上真正的源头应追溯到刘知几的“划经入史”。白寿彝先生认为史通把尚书、春秋同一般史书置于平常地位，加以评衡，是“上继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的优良传统，下开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端绪”8。这是颇有道理的。2、刘知几的刘知几的“直书论直书论”与章学诚的与章学诚的“史德说史德说”自从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后，至胡应麟又进一步发展为“五长”。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9。这里虽没有直接谈到“史德”的问题，但所谓的“公合”、“直笔”，实际上也就是“史德”的具体含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刘知几实际上已经论述到了。在史通直书篇中，他号召史官要象古代优秀史官南史氏、董狐那样“仗气4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2，“经籍会通”二，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2，“经籍会通”二，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 13“论修史籍考要略”，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 9“报孙渊如书”，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8 白寿彝刘知几的史学，见北京师大学报1959 年 5 期。9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气概10。他要求史官要秉笔直书，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恶”11。这里除了谈到“直笔”的问题外，同时也隐约地谈到了“公心”的问题。在直书篇中，刘知几还谈到了“君子之德”，他说：“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悠也。”这里服兑的君子之德”，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史德”。其后郑樵也提到了著述者必须傲到“平心直道”的问题。他说：“著述之家，不得有偏询而私生好恶，所以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12。这里所说的“平心直道”实际上也是谈“史德”的问题。至章学诚，遂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说。他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又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3。章氏在此强调“著书者之心术”，即要求史官端正写史的思想和态度。他指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14这里所说的“慎辨于天人之际”.即要求著书者慎辨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要求尊重客观史实而不掺杂主观偏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刘知几“直书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前人有关“史德”方面论述的总结。3、刘知几论史之分类及对郑、章二氏的影响刘知几论史之分类及对郑、章二氏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史籍分为史料、史著两大类，是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明确地把史书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即当时史官所记客观史实，也即后世所渭的史料。另一类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即后来史官依据“当时之简”进行有分析、有组织、有观点的著述15。10 刘知几史通，“直书”，四库丛刊，第 52 页。11 刘知几史通，“直书”，四库丛刊，第 51 页。12 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按语，元至治元年摹印元大德本。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65 页。14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66 页。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郑樵的观点和刘知几基本相同。他说：“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16。这里所说的史与书的区别，也即史料与著述的区别。章学诚在刘、郑二氏的启迪下，提出了史分记注(或称比类或纂辑之史)和撰述(或称著述或著作之史)的观点。他生动地把记注之书比作是糟粕和粪土，而把撰述之书比作是酒与嘉禾。这种类比道出了记注之书与撰述之书两者的关系:即“如白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17。他认为比类之书、记注之史“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憋其纵横变化”18。同时章氏还深刻地阐述了记注与撰述各自的性质和特点。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书之不忘，撰述欲来片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9。这比刘、郑二氏只谈其分类而不言其性质、特点，又大大前进了一步。4、刘知几刘知几“文人不宜修史文人不宜修史”说及对后人的影响。说及对后人的影响。刘知几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文之将史，其流一焉”。那时的文辞能起到反映国家治乱兴亡的作用。如诗大雅荡之什中有尹吉甫颂扬周宣王的诗，诗鲁颂中有奚斯颂扬鲁僖公的诗，人们并不以他们为谄媚。再如读楚辞，可具见楚怀王、襄王的不道，但人们也并不以屈原、宋玉为诽谤。这是因为当时的文人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20。而秦汉以后，文体大变，“文之与史，皎然异辙”21。如班固、沈约那样才兼文史者已寥寥可数，于是出现了朝廷选拔史官“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一些长于文采而“无锉综之识”的文人编修史传，一味单纯玩弄文辞，无视历史事实，造成“连章累犊，罕逢微婉之言”，甚而“乖滥至斑驳”的现象。因此，刘知几主张文士“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22。胡应麟在刘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唐以前，作史者专精于15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四库丛刊，第 81 页。16 郑樵夹漈遗稿，“与方礼部书”，丛书集成本。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155 页。18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154 页。19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14 页。20 刘知几史通，“载文”，四库丛刊，第 33 页。21 刘知几史通，“核才”，四库丛刊，第 66 页。22 刘知几史通，“核才”，四库丛刊，第 66-67 页。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史，以文为史之余波。唐以后，能文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23。并指出，即使如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往往不能胜任史职，他说：“昌黎毛颖之笔，而驰骤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顺宗录有取舍之讥，曹王碑多轧茁之调。柳以史笔推韩，与书诩戴至矣，而韩弗任也”24。同时又指出：“宋王、曾、苏氏，重名居馆职，徒成故事，隆平集(旧题曾巩撰，记宋太祖至英宗五朝事。)今传，非荀、袁区也”25，对唐宋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参与编史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章学诚也竭力反对文人参与修史。他说：“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于经史也。”26又说：“文士囿于习气，各矜所尚，争强于无形之平奇浓淡，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训，难以行远，抑且害于事理，失其所以为言”27。他认为“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28。他在具体区分“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时说：“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29。在评价王擎姑苏志时，章学诚在列举其种种不当之处后指出：“如王氏鳌，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于史裁，又浸渍于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305、刘知几的刘知几的“人物品汇人物品汇”观与郑樵的类例主张。观与郑樵的类例主张。自史记、汉书在纪传体史书中创立合传、类传以来，每每出现连类不当的现象，如汉书俊幸传，名义上是收录那些俊幸宠臣，但却将“谗馅惑上”的俊臣江充、息夫躬单独抽出与蒯通、伍被同传。再如宋书将“效节边城”、“捐躯死敌”的阳麟放于索虏传中，使得“兰艾相杂，朱紫不分”31。针对这种现象，刘知几在史通品藻篇中专门论述了“品汇相从”的2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24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2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26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158 页。2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 14“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28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158 页。29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版，第 158 页。30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 14“书姑苏志后”，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本文档下载后根据实际情况可编辑修改使用问题，他指出：“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32刘知几认为：要想分类得当，首先要能够分辨出历史人物的类别和等级，比如是小人还是君子，是上智还是中庸。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使小人、君子各从其类；上智、中庸“等差有叙”。郑樵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的“品汇相从”的思想，提出了类例的主张。他认为，运用类例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简单分类，而应该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进行。他说：“古人编书，必穷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33。又说：“类例枚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34。显然，着眼于探究和考察学术流派、学术源流的类例主张，较之刘知几依据人物的流品而分类的主张又进一步。郑樵在编写通志的过程中，很好地运用了他的类例主张。如“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加以分门别类，并注意探求其起源及发展过程，被后人誉为是全书精华之所在。再如纪传部分，虽多沿袭旧史，但郑樵在“类例”思想的指导下，也多有调整。此外，刘知几的“尚通”思想、“疑古”思想等对后人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有关这些，本文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史通作为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对一些有识之士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对今人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31 刘知几史通，“品藻”，四库丛刊，第 49 页。32 刘知几史通，“品藻”，四库丛刊，第 51 页。33 郑樵通志，“校雠略”，元至治元年摹印元大德本。34 郑樵通志，“编次必谨类例论”，元至治元年摹印元大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