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人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_郭未.pdf

-100-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剧烈社会变迁中一个重要现象和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1。在这期间，源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得到极大释放，大批农村人口脱离乡土进入城市寻求务工与经商机会2，他们没有迁入地城市的城镇户口却多在迁入地城市从事技术门槛低、机动灵活的非农工作3，乡城流动人口也相应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4。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分化特性逐步加强，这就使得传统意义上对这一流动人口整体特征与“行动逻辑”的关注存在局限性；同时，与时空伴随的流动人口的时代特性也呼唤研究者对其研究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拓展5。比如，基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代际关系的思考，学界已经开始超越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关注，形成对与中国人口流动长期化和家庭化特征相伴随并日渐庞大的“流动人口二代”这一群体的学术关注。一、代际视角下的中国流动人口研究：从“新生代”到“流二代”在流动人口主体多元化与流动模式复杂化的当下，学界逐步转向关注这一群体的次级人口群体，比如，强调年龄与代际差异视角下的“新生代流动人口”6。学术界一般将1980年及其后出生作郭未（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摘要：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分化特性逐步加强，其中，人口流动长期化、家庭化趋势的加深使得“出生于或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并呈现出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面对这种情况，学术界应超越当下对于流动人口整体特征与“行动逻辑”的理解，判别“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形成的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新流动空间”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生命历程的理论范畴衍化而成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在流入地城市空间的社会融合、就业发展、婚姻家庭及身心健康等维度的具体研究议题。关键词：流动人口二代；新流动空间；成年转变；社会融合；新型城镇化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22）12-0100-08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22.12.013收稿日期：2022-10-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研究”（20BRK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22&ZD19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业态下流动人口灵活就业对健康结果的影响机制研究”（22YJA840003）作者简介：郭未（1979），男，四川南充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变化与公共健康（PDPH），城镇化、健康与福祉（UHW），老龄化与社会发展（ASD）等。【法制与社会建设】2022年第12期（总第330期）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郭未-101-为新生代的标准7-9；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年龄较小并身处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有着自身的特点并存在特殊的问题10。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的界定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固化的年龄界定会导致该群体规模越来越大；相近年龄个体特征差异不明显等11-12。尽管学者提出“出生年代”动态变化，即在不同年份需要重新界定“出生年份”而代际年龄段保持不变13，但其无法反映“出生于或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这一近年来迅速增长的流动人口的子群体。有学者随之提出“流动人口二代”这一概念，其是从出生与成长的双重角度来定义，即是指在父母流动过程中出生的孩子，这些孩子随父母一直生活成长于流入地城市；或者这些孩子虽然没有出生在流动父母所在的城市，但是其在06岁之间开始随父母流动并在流入地城市生活成长14-15。实际上，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人口流动长期化、家庭化趋势的加深，多数流动人口以核心家庭迁移为主要形式，因此，在父母流动过程出生，并在父母流入地成长、入学和工作的“流动人口二代”越来越成为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分化出的重要子群体16-18。流动人口二代出生于或成长于城市，因没有流入地户籍而成为流动人口，但他们与同样没有流入地户籍的流动人口一代以及“新生代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19。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下，流动人口二代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流动人口”身份的再生产并未利于他们在人力和社会资本方面的提升20，其在社会保障与就业发展中相较于本地市民仍处于劣势。此外，这一群体的童年及少年时期的社会化基本是在流入地城市完成，他们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和情感价值倾向21；他们从父母外出务工开始，便已卷入流动人口身份的代际再生产中；他们与新生代流动人口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是老一代流动人口群体拆分性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果之一；他们承载着“乡城流动”或“外出务工”的代际传承特征22。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流动人口中极具特殊性的子群体，流动人口二代特殊的城乡生活经历除导致其成长环境明显不同于流动人口一代外，还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存在差异，他们有着新的群体特征和对城乡独特的认知与期望23-24。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游离，使得流动人口二代在成年后必将面临系列问题，并由此衍生而成学界正形成学术关照的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当前，我国正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强调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与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此，为准确把握流动人口二代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针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面临问题的剖析以及对应的议题研究势在必行。目前学者们在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视角与发展预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这些代表性成果为代际视角下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从研究视角看，将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城镇化进程和福利发展相结合，为这一群体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框架；从解决措施看，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代际视角下流动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也为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福利供给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现有研究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在微观机制层面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及其衍生而出的深入解释和讨论相对不足。为此，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进行整合性的系统阐释就能为学者在当下及未来开展相应的研究提供一个应然的指向。二、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总体概述目前学界从两代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异视角，从价值取向、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婚育状况等多角度对“流二代”群体的新特征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从价值取向和社会认同看，狭义视角下的流动人口二代并不倾向于认可体制为其设定的农村身份，他们基于城市生活经历对自己的身份赋予了更多社会意涵25-27。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二代留在流入地城市的动机已超越纯粹的经济考量，发展为其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28。但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二代仍然面临社会认同丧失和重构困境，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历使其身份认同更加矛盾29-30。张庆武等在针对北京市流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No.12.2022（Cumulatively,No.330）-102-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流动人口二代难以享受城市资源福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然是流动人口二代在流入地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31。从受教育程度看，流动人口二代群体所处时代的学校环境和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其受教育层次也明显提升32-34，但受教育水平整体上仍远低于同龄的城市户籍人口35。从就业期望与分布看，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二代从批发零售、建筑和农林牧渔这三个行业逐步脱离，其就业领域不断扩大，职业结构也得到较大改善36-38。从婚育角度看，大多数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可能处于未婚状态，或面临特定生命周期之下婚姻和生育的双重压力39-40；在婚恋模式方面，长期的“半城市化”生存状态使其婚育模式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共生和冲突41；在婚恋行为发生较大改变的同时，流动人口二代（特别是男性）仍面临“择偶梯度”的制约，很难跳出婚姻阶层隔离困境42。针对这一群体可能面临的问题，从研究逻辑的维度，笔者认为，研究者需要首先关注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形成的“新流动空间”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只有知道或者说研判这个动态变化的群体“在哪儿”，才可能接着讨论“去哪儿”的问题。“去哪儿”的问题即成年流动人口二代主观上对某一特定城市与区域的空间认知和归属感，以及客观上与近远期的政府发展规划高度相关的特定城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其就业与生活地点的选择，也就是说，主客观因素交织影响了成年流动人口二代“新流动空间”的分布格局和演化趋势。在上述对“新流动空间”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进行预判，乃至于精准的仿真模拟基础上，研究者才可能更为有效地开展针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系列问题研究。而关于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系列问题研究，则是必须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域展开。从逻辑而言，所谓的生命历程理论旨在时间维度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来探寻（生命）个体与社会（系统）的结合点43。根据生命历程理论，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延续的依然是其在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下的社会融合。其次，随着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年龄层级的进一步递增，以特定生活事件作为标志的生命轨迹产生变迁，流动人口二代进入工作、婚姻与家庭的场域44，据此，就形成对于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就业发展、婚姻家庭的问题关照。最后，对于流动人口二代而言，其处在生命的时间维度、城市的空间维度和社会的情境维度三重维度叠加之下的结构中，身心健康会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问题研究就势在必行。学者若将这些问题延展开来，形成基于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的分析，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就能为构建适宜的支持流动人口二代在城市中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有力的证据为本的学术支撑。当然，在政策研究的视野，学者可遵循从个体到群体再到政策体系的层次脉络，将流动人口二代尤其是成年流动人口二代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我们也必然看到，群体特质并不等于个体特质的简单加总，在个体间相互作用及群体与个体的交互影响下，群体呈现出自身的发展特质。在个体层面，学者可关注生命周期视角下流动人口二代中的个体自身的成长与发展问题，如教育、健康等；也可关注个体的行为选择问题，如就业、婚姻、生育、（社会）融合等。在群体层面，学者可关注流动人口二代系统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等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关联机制。最终就可能探索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支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流动人口二代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支持体系。三、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框架与议题基于前文分析，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首先要立足流动人口二代“新流动空间”迥异于其父辈“流动空间”的判别。从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等多学科来看，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形成的“新流动空间”在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上迥异于其父辈的“流动空 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郭未-103-间”。在此基础上，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的第一项议题，即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社会融合研究。西方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合会实现代际向上流动，这是因其教育、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较上一代移民有明显改善45-46。相比之下，中国的流动人口二代社会化过程虽受到城市生活与文化的影响47，但其在职业获得、住房选择等方面并未实现代际优势积累48，与其住房、出行和就业等方面的高期望存在偏差49。此外，流动人口二代虽然失去或说是弱化了与家乡特别是农村的“联系”，但在城市中仍未突破户籍制度的藩篱，未实现身份转变50，由此在公共服务等方面往往处于城乡的双重断裂中。他们的社会融合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后续研究可梳理和总结西方一代、二代移民社会融合的测度指标与影响因素，反思西方融合理论对中国两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适用性，提出核心问题：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社会融合是“二代反叛”还是“二代向上”，具有怎样的时空变动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在生命历程理论和区隔融合理论基础上，构建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合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经历、城市特征四个维度探讨其与社会融合的内在作用机制使用城市、个体两个层面的数据，测算个体、城市两个层面的社会融合水平，从社会变迁视角纵向刻画社会融合水平的变动趋势与特征。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的第二项议题，即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就业发展研究。流动人口二代过早远离家乡，在异乡城镇拥有长期流动经历，比其父代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这势必使得他们的择业方向与父代有所差异51-52。历经多年的市场经济转变，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就业与父代相比，其就业类型、规模和结构将如何改变？此外，受限于早期户籍制度、学籍管理方式，出生于特定时期的流动人口二代在流入地的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保障53。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体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教育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二代的就业状况同样值得关注，学者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目前公开可及的、有限的调查数据情况下去充分挖掘开放数据，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自建数据库（比如在流动人口二代聚集的部分典型地区开展自主调查而形成的特色数据库），以对成年流动人口二代就业状况的时空演化进行深度刻画，并对比流动人口二代与父代就业的异同点；进而从数据中提取流动人口二代的人口统计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体因素，提取劳动力市场变化、家庭环境等环境因素，开展关于流动人口二代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并据此建构涉及流动人口职业阶层、代际支撑、准入成本、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指数，衡量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不平等状况。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的第三项议题，即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婚姻家庭研究。婚育行为是群体社会融入状况的直接体现和重要影响因素54。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婚姻也可用于测度群体间社会文化界限模糊和社会融入的指标55-56。生育行为受到文化和结构性限制，同样可以作为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指标57-58。在另一个意义上，流动人口二代作为未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其婚育行为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城市发展意义重大。流动人口二代在尝试融入城市新环境时，面对传统与现代共生冲突的二重性，这可能加剧其婚育状况的复杂性59。后续研究可分别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流动人口二代和二代移民的婚育模式变动规律及家庭发展变迁情况，结合当下成年流动人口二代面临的婚育困境，提出核心问题：如何把握流动人口二代群体的婚育和家庭特征，合理引导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婚育行为。在区隔融合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流动人口二代婚育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分析框架，从个体层面因素（教育、职业、期望、居住时间等）和城乡二元结构性因素（家庭户籍情况、经济地位、居住地/出生地/迁入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等）两方面出发，围绕流动人口二代“半城市化”游离状态如何影响其婚育模式及其内在机理进行讨论，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二代婚育模式转变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适宜的调查数据库，从社会化（Socialization）和适应（Adaptation）两个视角纵向对比两代流动人口的婚育家庭状况，识别不同流动人口子群体在配偶选择、初婚时间、生育决策和家庭结构等方面的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No.12.2022（Cumulatively,No.330）-104-代际差异，把握流动人口二代婚育模式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从家庭外部支持和家庭内部建设两方面，探讨引导支持流动人口二代婚育决策的具体措施。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的第四项议题，即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问题研究。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会面临社会融合、就业发展和婚姻家庭等系列社会外部与家庭内部因素的冲击，从而引发身心健康问题。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问题是当下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关注的盲点，亟待学术界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转向和关注。研究者可构建科学、客观、合理的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测度指标体系；以实证为理念，研究不同人文社会环境因素、自然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系统测度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主观健康（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等）、客观健康（是否患病、患病类型、患病数量、是否住院等）和健康激励外部的健康服务（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内部的健康素养等；量化角度而言，学者或可尝试运用Markov链方法将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水平发展水平划分为低（LL）、中低（LM）、中高（MH）和高（HH）水平四种类型，测度时间跨度T为1年时全国及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随机转移概率，使用Dagum基尼系数和时空收敛模型揭示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身心健康水平的地区差异与时空收敛性；立足“微观数据”“微观数据宏观数据”“微观数据宏观转化宏观数据”三维数据，综合截面数据分析方法、混合截面数据分析方法、中介效应机制模型（传统中介效应机制模型、因果中介效应机制模型）、多层年龄时期队列（HAPC）模型、随机森林（RandomForest）、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s）、决策树（DecisionTree）等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分层回归模型、分层中介效应机制、空间计量模型等，测度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内在机制以及空间结构与关系。四、总结与讨论改革开放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是与城镇化进程相呼应，不同城镇化模式、不同城镇化阶段的迁移人口发展呈现差异性特征。无论是西方国家第二代移民的同化历程，还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与流动人口内部分化的演进，都为构建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相适应的流动人口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在历史视角之下可从中提炼出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可在整体意义上的“流动中国”的时代情境下，基于多元学科视角，围绕“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在测度流动人口二代规模结构与时空演化逻辑的基础上，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立足“社会融合”“就业发展”“婚姻家庭”与“身心健康”四个维度来探索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并形成系统化的研究议题。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生于或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势必不断扩大，其人口结构也会日趋复杂。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就学、就业地点的选择，既取决于他们对城市与区域的空间认知，也取决于目标城市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形成的“新流动空间”在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上迥异于其父辈的“流动空间”，并对目标城市与区域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流动人口二代社会化过程虽受到城市生活与文化的影响，但其在个体发展层面的职业获得、民生发展层面的住房选择等方面的状况并未实现代际优势积累，与其住房、出行和就业等方面的高期望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此外，流动人口二代虽然弱化甚至是失去了与家乡特别是农村的“联系”，但在异乡城镇，尤其是较大城市中仍难以突破户籍制度的藩篱，难以实现身份的转变，由此在公共服务触及等方面往往处于城乡的双重断裂中。他们的社会融合因为受到多维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全新的、极具复杂性的特征。从流动人口流动迁移模式上看，当下约80%的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流动，并且以核心家庭迁移为最主要的形式，这意味着2000年前后迁移的1.21亿流动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所得）中存 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及研究议题/郭未-105-在大量流动人口二代。当下随着这一代人的父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力军，了解其就业状况既关系到微观尺度的个体成长与发展，也关系到宏观尺度的城市稳定与繁荣。流动人口二代过早远离家乡，在城镇拥有长期流动经历等势必使得他们的择业方向与父代有所差异。流动人口一代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为主，当下劳动力市场结构在发生变化，流动人口二代的就业与父代相比，其就业类型、规模和结构将如何改变？此外，受限于早期户籍制度、学籍管理方式，出生于特定时期的流动人口二代在流入地的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保障。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体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教育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就业状况就值得特别关注。婚育行为是群体社会融入状况的直接体现和重要影响因素。国外移民研究的经典同化理论将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量化并分为七个层面，包括文化融入、结构性整合、婚姻相通、身份认同、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公民化等。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婚姻在促进移民价值认同的同时，也可用作群体间社会文化界限模糊和社会融入的测度指标。生育行为受到文化和结构性限制，同样可以作为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指标。在中国国内，与本地市民通婚生育也被认为是流动人口实现非制度性社会融入的重要渠道。在另一个意义上，流动人口二代作为未来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之一，其婚育行为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城市发展意义重大，也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城乡人口的结构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实现城乡高度的融合发展。当下，中国在整体意义上正经历由费孝通笔下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向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驱动下的“流动中国”演进，在“大流动、大发展”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受到学界广泛而持续的关注。随着流动人口长期化和家庭化趋势不断加深，“出生于或成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二代规模不断扩大。作为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所面临的社会融合、就业发展和婚姻家庭等系列社会外部和家庭内部冲击的结果，“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问题就势必成为“流动人口”相关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业已成长并在城市扎根的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的身心健康问题研究不仅契合学术研究的实践关怀，也将助推公共政策的包容性建构，从而助力“健康中国2030”的早日实现。从本文所陈述的针对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生成的具体研究议题的讨论看，基于数据的量化分析是研究得以开展的最重要的尺度。目前涉及流动人口的、面向学术界开放的数据库主要包括国家卫健委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该数据库是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大样本调查，其调查项目的设置有限，对于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一些研究议题的开展可能存在测量与操作化层面的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所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及其他相关的综合性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数据并非针对流动人口开展，并且样本量不够大，在设定流动人口二代这样的限制性条件后，其选择而出的有效样本的数量可能过小（这里也要注意，在对选择而出的流动人口二代样本的分析中，可能需要考虑到选择性偏差的问题），从而不适宜于对这一群体的深入的量化分析。在数据限制条件下，如何突破传统调查数据可及性的束缚（比如，在文科研究经费普遍有限的现实情况下，学者们在流动人口二代聚集的部分典型地区开展小规模的自主调查；在生态系统理论映照下，学者们对流动人口二代的类型化个体及其相关的“他者”的深入访谈等），以深入开展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主要问题的实证研究，将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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