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译介...——以《儒林外史》英译为例_马福华.pdf

112摘要：“文学典籍的译介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对儒林外史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王际真译本译介过程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进行分析，总结两译本的成功译介经验，进而探究其对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的启示意义。关键词：“5W”传播模式；儒林外史;译介模式;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014(2023)01-0112-05文学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对树立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文化生态自身平衡和国家发展软实力的需要。”1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图书翻译出版工程和计划，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熊猫”丛书到 90 年代的“大中华文库”，再到本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2014）、“CCTSS-亚马逊 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2016）等，但“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2文学典籍译介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受传播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影响，只有符合传播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译介传播效果。因此，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以我国著名古典小说 儒林外史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和王际真译本两英译本为个案，对其译介过程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进行分析，总结两译本的成功译介经验，进而探究其对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的启示意义。一、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下的译介模式1948 年，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 出 了 传 播 研 究 的“5W”经 典 模式，指出整个传播活动涉及谁传播（who）、传 播 什 么（what）、通 过 什 么 渠 道（in which channel）、向谁传播（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也就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这五个紧密相关的要素。译介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因此可将拉斯韦尔传播学的五大要素应用于译介学中，由此衍生出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马福华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译介模式探析以儒林外史英译为例收稿日期：2022-10-12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研究”（2021CX15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华佗 五禽戏 译介中的译者行为研究”（SK2021A0309）作者简介：马福华（1979），男，山东济宁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译介学研究。教育教学研究2023 年 02 月第 40 卷第 1 期Feb.2023Vol.40.No.1长 治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Changzhi University113容、译介渠道、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的“5W”译介模式。如图 1 所示：图 1“5W”模式图由图 1 可以看出，译介研究就是要考察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这五大要素之间如何协调运作，以实现作品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流动和传播。具体来说，需要考虑的是应具备何种译介意识，采用何种传播策略与翻译技巧，翻译什么作品或材料，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传播，对谁翻译与传播，产生的效果如何等。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直观清楚地展示了传播过程五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我国文学典籍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儒林外史译介模式分析儒林外史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作者吴敬梓以辛辣的笔调描绘了古代士林群体的社会生活百态，批判了科举制度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小说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爱和推崇，被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自 1939 年葛传椝翻译的第一个英文节译本问世以来，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广为流播，先后出现了徐真平译本、王际真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及张心沧译本等多个英译本。本文拟以杨译本和王译本为个案，分析其译介过程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探讨各要素间如何协调互动以促进儒林外史在海外的成功译介和传播。（一）译介主体译介主体即“谁来译？”，对应于传播活动的传播者，是传播信息内容的发出者，也是对传播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包括译者，还包括翻译活动赞助人以及译作生成、出版和推广过程中涉及的其他机构和个人。在儒林外史的英译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译本和王译本，它们的译介主体是杨宪益、戴乃迭和王际真。杨宪益是我国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笔耕不辍，将逾千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传统戏曲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精粹译介到英语世界，在西方汉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一代富于学识和眼界的中国学者，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3戴乃迭是英国人，但却热衷于中国文化，曾在牛津大学专攻中国语言文学，并成为该校首位中文学士。1954年，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合译了儒林外史前七回，刊载于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取名为吴敬梓儒林外史。1957 年，在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和赞助下，他们又翻译了 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该译本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由此可见，杨译本的翻译赞助人是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年，儒林外史杨译本被收入大中华文库，目的是“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追求，五千年的梦想。”4在翻译儒林外史时，杨宪益怀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使命感，尽可能忠实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介绍给西方读者，使他们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王际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著名翻译家、西方汉学的开拓者。他必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曾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阿 Q 正传等。作为华裔美国学者，王际真在美国文化界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由于他与译入语读者在文化背景、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他翻译的作品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这也是他的译作在西方备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1946 年，王际真节译了儒林外史的第二、三回，取名为两学士中举（Two Scholars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s），收入乔治高编选的中国智慧与幽默（Chinese Wit and Humor）一书，由纽约 Coward-McCann,Inc.出版。该书后来又由 Sterling Publishing Company于 1974 年再版。由于乔治高是美国文化名人，曾长期担任“美国之音”编辑，因此其“名人效应”大大提升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此可见，译介主体对于译作的对外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崇高的地位和名声有利于促进译作在译入语读者中的传播和接受。（二）译介内容一般来说，传播内容基本上由“说什么”和“怎么说”两部分组成。5相应地，译介内容就涉及114具体的翻译内容和翻译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的选择主要是翻译原材料的选择，即选择什么样的原文进行译介以及影响翻译材料选择的主流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杨宪益翻译儒林外史的赞助人是外文出版社。作为服务国家对外宣传的机构，外文出版社的文学外译活动是由原语系统发起，旨在对外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中国，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其翻译选材倾向于遵照原语系统的文学规范。在这一翻译目的指导下，杨宪益夫妇将儒林外史全五十五回全部译出，向西方读者完整地呈现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王际真翻译 儒林外史 并不带有政治目的，而是注重文学性和娱乐性，因此，他选择了儒林外史中具有喜剧色彩的第二、三回进行译介，希望以此使西方读者感受到中国人的幽默，进而引起他们阅读儒林外史的兴趣。在翻译策略方面，杨译本和王译本也有所不同。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杨宪益在翻译儒林外史时倾向于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译文在形式、内容、风格等方面都尽量忠实于原文，力求将中国文化思想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与杨宪益不同，王际真在翻译儒林外史时则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减和改写，同时还采用目的语文化中的固有词汇来替换原作中的文化意象，以迎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在结构上，杨宪益忠实于原著的章回结构，在翻译时将每一回的回目都用对仗的英文译出，同时还保留了原著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而王际真的译文则打破了原著的章回形式和结构，没有译出回目，而且对译文的结构也重新做了安排。他将译文分为三个小节，并增加了新的标题。在语言处理上，杨译本以异化翻译为主，最大限度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独特的汉语语言及文化。而王际真则以归化翻译为主，迎合了西方的主流诗学，因此译文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例如：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作“朋友”，称童生是“小友”。（第二回）杨译：（Ming Dynasty scholars called all those who passed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classmates”,and those who only qualified for this examination“juniors”.）王 译：Fo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the custom to call the students who had obtained their degrees“friends”and to call those who had not“young friends.”在上述例子中，杨宪益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儒学生员”译为“those who passed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保留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意象，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而王际真则将其翻译为“the students who had obtained their degrees”。“degree”是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常用词汇，读者对此非常熟悉，因此，这种归化翻译策略降低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难度，拉近了原著与西方读者之间的距离，因而译本可读性更强。（三）译介途径译介途径是指“由谁来出版？”，它是译作进入译入语市场的渠道和方式，主要包括出版社、出版公司、大众传媒、文学代理人、网上书店等。在中国文学典籍译介出版过程中，选择有影响力的海外出版社有利于拓宽译作的发行渠道，扩大译作的受众面，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1957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儒林外史杨译本，不久，外文社即通过国际书店将该译本发行到海外，但由于国际书店在海外的合作机构大多为规模较小的图书经销商，再加上外文社推广和发行不力，因而杨译本并未在译入语读者群中产生较大影响。直到 1972 年，美国的格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主动引进了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的出版权，将该译本重印出版，儒林外史才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王际真的儒林外史节译本被收入乔治高编辑的中国幽默文选一书，先由纽约 Coward-McCann,Inc.于 1946 年 出 版，后 又 由 Sterling Publishing Company1974 年再版。与国内出版社不同，美国本土出版社在儒林外史的译介传播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更容易获得译入语读者的心理认同。因此，王译本出版后即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赞誉和好评，有效地推动了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长期以来，我国文学典籍外译模式主要以国内出版社推介为主，很少与国外出版发行机构进行互动和交流，对国外图书的出版发行模式和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了解不够，因此其推出的译115作很难进入国外主流图书发行渠道，造成中国文学“走出去”步履蹒跚。鉴于此，我们应改变现有的出版发行模式，加强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实行“借船出海”，通过转让版权、联合出版、文学代理人等方式推介中国文学典籍，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书展推介图书，还可以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如领导人出访时的赠书、孔子学院赠书等途径促进中国文学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四）译介受众译介受众即“对谁说？”，也就是译本接受的主体。王宏指出，典籍翻译应进行读者分类研究，了解译文读者是普通读者还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专业读者。因此，典籍翻译可从以下两种方法中选择：一是学术性的全文翻译。此类翻译讲究“信”度，与原文在长度、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高度一致，其读者对象是少数汉学研究者。另一种翻译方法是属于普及性翻译的节译、摘译和编译等，此类翻译讲究“效”度，与原文在长度、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其读者对象是普通读者。6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杨宪益选择将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全部译出。在翻译过程中，他坚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结构和词序，尽量保留文学形象，对于原文中大量的隐晦表达，也都尽量传达，真正意义上实现源语向译语的文化移植，突出译文的准确性。由此可见，杨宪益翻译 儒林外史的受众定位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专业读者。王际真在翻译儒林外史时只是节译了原著中具有幽默色彩、故事性较强的第二、三回，在翻译时对原作进行大量删改，同时对原作结构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以迎合西方的主流诗学和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突出译文的可读性。因此，王译本的译介受众为普通读者。（五）译介效果译介效果即“取得什么效果”，它是衡量译作在目标语场域中是否成功传播的重要标尺。“翻译文本能够进入异域阅读层面、赢得异域行家的承认和异域读者的反响才有译介效果。”7亚马逊图书网是英语世界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其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可视为衡量译本传播效果的重要参照。笔者通过检索亚马逊网站上对儒林外史英译本的评论，发现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较多，现举几例如下：“Master piece of Chinese literature,I cannot live without reading it.”“Anyone with an interest in good stories and a sense of what can happen in a“pure”meritocracy should read this.”“I think it was Mark Twain who said that a classic is a book that everybody wants to*have*read,but that nobody wants to read.The Scholars is an exception to this generalization.It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Chinese novel,but it is as fun for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to read today as it was for Wu Ching-tzus contemporaries to read in imperial China.”从上述读者评论中可以看出，西方读者对儒林外史杨译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杨译本在海外成功传播的有力证明。虽然王译本在亚马逊网站读者中的接受度不及杨译本，但它也得到了海外同行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如夏志清曾提到，“读者对王际真儒林外史（吴敬梓著）中喜剧高潮部分的翻译应该很满意一般美国读者能接触到中国小说，有赖于王际真这位最可信赖的学者和翻译家的努力。”8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成功译介和传播使西方社会认识到了儒林外史的巨大价值，学者们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夏志清认为，与同时期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在形式和技术上的改革，乃至对中国小说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力，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亨利韦尔斯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此乃不争之事实，其风格活泼生动，刻画中国文人阶级及广泛社会众生相，实无出其右者。全书充满浓郁之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9这些权威性评论有力地促进了儒林外史在海外读者中的广泛接受。三、儒林外史 译介模式对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的启示儒林外史杨译本和王译本在海外的成功译介和传播，离不开对译介学研究五要素中每一个环节的协调和把控，其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注重中外译介主体合作在中国文学典籍对外译介过程中，我们应树立国际合作的意识，积极联合和依靠广大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他们自身的“文化资本”和影响力，带动中国文116学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鉴于外译工作的艰巨性与困难性，可通过翻译大赛鼓励中外合作翻译，发掘外译优秀人才，进行外译人才储备，还可设立专门的翻译基金或翻译奖项表彰为中国文学典籍外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译者加入到中国文学典籍外译的队伍中来。在译作推介方面，由于中外意识形态和运作模式的差异，国内出版社推介的译作通常难以顺利进入海外主流发行渠道，也不太容易引起海外学术界和批评界的关注。因此，许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典籍译介作品根本无法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鉴于此，国内出版机构应转变出版理念，积极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学译作，借助它们良好的信誉和市场优势，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通过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二）注重对海外译介受众的研究译介受众是中国文学典籍对外译介的目的所在，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方向标。然而，“受众从来就不是被动或静止的信息接收者。面对某个话语，受众有可能接受或者排斥；改变或者坚持某种态度；采取或者不采取某个预期行为。”10因此，对译介受众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其对译介内容的接受情况和动态，进而能够根据受众反馈调整译介策略。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认为，翻译文学的潜在读者可分为两大类：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具体而言，中国文学英译的读者又可分为三种：有志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忠诚读者”，英汉语文学和翻译研究专业人士，即“兴趣读者”，对文学价值之普世性有期待的“公允读者”。11鉴于此，我们在对中国文学典籍进行译介时，应首先明确译介受众的目标定位，充分考虑译介受众的阅读需求和接受能力。如果目标受众是普通读者，可以先出版一些浅显易懂、具有普适性的节译本和改写本，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也可以对原著中晦涩难懂的内容进行适当删减和改写，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接受能力，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倘若目标受众是专业读者和研究者，则可对作品进行全译，也可按年代或流派等进行系列翻译。翻译时可旁征博引、考释出处，以满足他们对中国文学典籍的研究需求。四、结语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代表，其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对于塑造中国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考察儒林外史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可以发现：儒林外史杨译本和王译本在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两译本都取得了良好的译介传播效果。因此，在中国文学典籍对外译介和传播中，我们应借鉴儒林外史英译的成功经验，将文学典籍的译介视为一个系统传播工程，对其五要素做出正确判断和把控，并努力使各个传播环节之间协调一致。只有这样，中国文学典籍才能真正“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参考文献：1 杨牧之：国家“软实力”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编辑出版启示，中国编辑，2007 年第 2 期。2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 年第 1 期。3 迪莉娅达文：陨落的中国翻译大家杨宪益，独立报，2009 年 11 月 25 日。4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大中华文库 汉英对照），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5 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6页。6 王宏：中国典籍英译:成绩、问题与对策，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3期。7 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小说评论，2011 年第 5 期。8 夏志清：王际真和乔志高的中国文学翻译，现代中文学刊，2011 年第 1 期。9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年，第 254 页。10 陈小慰：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中国翻译，2013 年第 2 期。11 覃江华、刘军平：杜博妮的翻译人生与翻译思想兼论西方当代中国文学的译者和读者，东方翻译，2012 年第 2 期。（责任编辑秦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