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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

　　把社会成员按某种标准进行区分，并通过这种区分来透视社会结构的性质和主要特征，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发展到今天已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思路并不是只有社会学家才采纳，政治家以及普通的民众也时常运用这一逻辑来观察和判断他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事实上，生活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区分观念，它得自于他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得自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分析。这些社会区分观念反映出每个人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想像和理解，基于这些理解与想像，他们给自己和他人在结构中定位。与社会区分相关的一系列的想像会发展成为对社会结构的一套系统的阐释，它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关联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和机制。s·奥索基在其着名的《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想像和解释是不同的[1].他认为，对社会结构的阐释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对于确定类型的人类关系的出现或延续的一种回应。对这种结构的解释模式与实际存在的结构类型是相关联的。”这说明，对于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分层的想像及其理论表现形态和话语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考查当前的社会分层系统及其机制运作。
　　从主观层面讨论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视角，但在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分层研究中常受到忽视，学者们常常把主观社会分层研究局限于职业声望的测量，然而，职业声望远远不能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感知。为了能更全面地也是更深层地把握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本文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1）考查人们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即人们对于社会区分的感知的强度、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时采用的标准以及区分出的结果；2）考查人们对社会分层的价值判断、价值态度，即认为当前这种分层的机制和结果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3）考查人们的社会分层的意识形态，即基于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和价值的判断，人们所发展出的一套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系统的解释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定性的判断，它是趋向于冲突论的分析思路还是协调论的分析思路，是采取批判现状、否定现状、要求改变现实的态度，还是采取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态度。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把人们的社会分层想像与当前社会学家们提出的有关假设、观点和争论进行印证。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个案访谈资料来进行的，所用的访谈资料来自作者1995年至2000年期间在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湖北省汉川市、江苏省太仓市、辽宁省海城市、安徽省合肥市和北京市等地所做的160多个个案访问，访问对象涵盖了各类从业人员及下岗失业人员，绝大部分访问对象居住于城市，少部分居住于乡村。访谈中的提问主要涉及人们在讨论与社会分层相关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词汇、概念和分析逻辑及其背后的隐喻，以期考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分层形态以及它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差异之间的关联。
　　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进一步加速和深化的时期，1995年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感受与2000年会有所不同。本研究中的绝大多数个案访谈是在1995年末及1996年上半年和1999年下半年及2000年这两段时间进行的。为了能透过人们的意识观察社会分化的过程，本文还对1995和1996年的受访者的感受与1999和2000年受访者的感受进行了比较。
　　一、社会成员的区分：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
　　关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社会分层与现实中存在的客观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理论家们提出的基本假定是：当社会经济差异不显着、不稳定或呈多元化趋势，社会结构特性较为松动灵活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淡漠，社会区分观念模糊不清；反之，当社会经济差异显着、稳定或呈单一性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结构表现出刚性特征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强烈，社会区分观念较为清晰。这一基本假定表明，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的强烈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及其结构化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的访谈通过四个方面的讨论来考查被访对象的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及强烈程度：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和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1、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
　　分析人们是否体验到人群之间的社会性区别，是考查主观社会分层的第一步。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它反映出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当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或深化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会增强，当社会经济差异缩小或出现多元散化分层现象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就可能淡化。
　　在讨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区分时，1995和1996年受访人的态度与1999和2000年受访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了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显着增强。在95和96年，受访人对这类问题一般不太感兴趣，对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别感觉比较模糊，多数受访人表示不太考虑这类问题，对社会成员进行等级或类别的划分他们感到为难。“阶级”一词被认为是过时的概念或者是错误的概念，“阶层”一词对多数人来说还比较生僻，与改革前的身份制相关的一些分类概念则变得混杂不清。总的来说，95和96年的访谈资料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改革前身份制的社会区分观念趋于淡化，改革后新的社会分化所带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还未形成稳固化的印象。
　　自1997年以来的访谈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有所变化，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分化现象的感知逐渐增强。与95年、96年的访谈资料相比，1999年和2000年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明显强化，不论你是用“阶级”的概念或者“阶层”的概念，或者其它老百姓的口语化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人都认为人群间的社会经济区分现象是存在的，有几类人被明显地分类出来，几类人之间的分类界线和各类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清楚。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中，10个受访者大约会有8个人认为存在“阶层”或“阶级”，有1人认为不存在，另外1人会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大约70-80%的人认为存在群体间的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或不同的等级。而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者中大约只有1/3左右认为存在“阶级”或“阶层”现象。尤其与95和96年受访人态度不同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社会区分这个话题表现出较强烈的兴趣。超过半数的受访人往往就这一问题展开来与访问者进行讨论，发表态度鲜明、有时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言论，这反映出他们对社会分化的强烈印象。有少部分受访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一般是小业主、私营老板、与经济部门或市场联系较密切的干部和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或者对社会区分现象无所感知。恬恬相反，他们对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有较深刻的体验，并且，对这一现象可能引发的后果尤其是政策变化的后果是否会影响到其个人利益有所担心。在访谈中，他们往往思虑再三、斟字酌句地回答提问，并不时地观察访问者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经常会问访问者：“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要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又要划成份了？”个别受访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拒绝回答有关提问。这类现象在95和96年的访谈中要少一些，那时人们对此类问题较为淡漠或顾虑较少，而1999年和2000年受访人对这类提问的反映较为微妙、敏感或激烈。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说明人们对实现的社会经济差异的感知程度日益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明显体验到了社会经济差异。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度的增强表明，自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深化的趋势。
　　2、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
　　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觉反映，这只是社会分层意识的表层，比这更深一层的意识是，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体验到的社会经济差异。首先他们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较为趋同一致并且单一化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单一方向的两极分化；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多种多样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多元交叉。在访谈中，为了便于更直接地把握人们对此问题的解释，我们要求人们说明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
　　访谈结果显示，当前人们进行社会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当的一致。当你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个受访者中大约会有8个基本上是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群体划分的。这一点似乎印证了李强教授的观点，当前社会主要是经济分层.不过，虽然多数人以收入来进行社会区分，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权力与收入是同样重要的。访谈中询问“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时，认为权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于认为收入比权力更重要的人，不过，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无法确定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他们一般认为权力与收入同样重要，或者权力与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获得权力保护，两个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们把权力和收入合而为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人群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所反映出的情况与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在讨论社会区分标准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虽然许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分类的最重要的指标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一般把收入与权力看作为两个分离的指标，而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指标。
　　不论是1995和96年的访谈还是1999和2000年的访谈，多数的受访者在进行社会区分时都提到了文化知识、技能水平、个人能力等这类因素，并且在理性上对这些因素给予高度重视，他们的说法是：“有知识的人就应该获得高收入”，“社会应该以有知识没知识来进行高低等级划分”。同时他们又说，现在的社会不是按知识来划分的，“有知识没有权不行”，“上了大学可以从农民变为技术人员，但是没有家庭背景进不了好单位，去要倒闭的企业，照样下岗”。“很多中专生、大专生在家待业，没有文凭但有好爸爸的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中老年的受访者一般对子女教育期以厚望，刚开始就业的年轻受访者则希望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拿更高的文凭。他们说：“以后的社会就是靠知识能力来排列，没知识没能力的人要被社会淘汰。”越是社会低层的人这种感受越是强烈。这说明，知识、能力等因素被人们认为是理想中的社会区分标准，以后的社会应该以此来进行划分，而当前社会并不是由知识和能力来进行划分的。
　　自1995年以来，人们的社会区分标准由多元化趋向于单一化，这反映出现实的社会分化在由多元分化或多维度分化转向单向的或一元性的分化。
　　3、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当前人们的意识中，社会成员主要是依据收入财富和权力这两个因素合而为一来加以区别的，根据这一区分标准，人们把社会成员逐一归类，由此在头脑中构画出社会构成的大致框架，这一框架就是人们意识中对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想像。这是人们在头脑中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是我们研究主观社会分层的核心内容，透过它我们可以把握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果人们意识中的社会构成架构是确定而清晰的，说明现实中的社会结构的分层或分类界线是确定存在的，而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影响力的；反之，当人们意识中的社会构成架构是模糊不清的，则表明社会结构具有松动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的倾向。
　　在访谈中，我们以开放的形式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分类，以考查他们对社会结构形态的认识。由于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的不同，有些人对社会基本构成有较为完整的想像，能描述出一个相当系统的社会经济分类；另一些人的感知则较为模糊，只能提供他们感觉差异最为鲜明的几个群体类别；还有少部分人完全无法进行这种思维的抽象和归类。总体上来说，大约半数以上的受访人能对当今的社会进行系统的类别性的或等级性的群体划分，其余的人在经过一些提示的情况下也或多或少地划分出一些有明显特征的类别或等级。大约10人中能有8人进行了分类。尽管人们进行分类时运用的语言词汇不同，区分的粗细程度不同，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分类在两个方面趋同。第一，多数人的分类是有等级排列顺序的，也就是说，人们想像的社会结构是具有等级差异的体系；第二，多数人的分类中都包含有几个基本的类别，而且对它们的等级位置的排列也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有几类群体人们都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意识到了它们各自的确定位置。
　　在文化水平略低的职业群体中，人们最经常提出的分类是：“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普通人”，他们的具体解释是：“有钱的人”就是做生意当老板的人，“有权的人”是指当官的人，“普通人”指没有权也没有多少钱的人。一些人提出更细的分类，在“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之后，他们会划分出“有知识的人”，在“普通人”中他们会进一步分类出“处于中间的人”、工人、农民，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下岗的人”和“种田的人”。
　　在文化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中，人们的分类实际上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基本相同，只不过采用的词汇不同。他们的分类一般包括：“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三个类别之下分类的名称和数目较为多元化，大致包括有“普通的公务员”、“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也有更细的分类，例如把三资企业人员、国营企业职工和个体私营企业雇工区分开来的。
　　有些人直接按等级分出上层、中间层和下层。进一步追问这些层里包括些什么人时，他们的回答内容与上述分类没有太大的区分。比如，上层包括领导干部、私营老板、有名的知识分子等，“他们有钱，权力大”；中间层包括一般的工薪阶层，“有稳定收入，没有下岗之忧”；下层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他们“收入少、工作没有保障、生活有困难”。
　　有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动只局限于某一领域，与外界接触较少，他们无法对整个社会或社区的成员进行分类，但他们会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人进行归类。例如，一位曾在多家服装店工作过的21岁的售货小姐对社会上的人进行这样的归类：“社会上层的人是那些进‘梦特娇’之类专卖店买衣服的人，他们都是有钱的老板、政府部门里的一些人、有钱人的太太，他们都是趾高气扬、摇晃着走进店里，穿着名牌，拿着手机，大把花钱不心疼；中间层的人就是到我们这种服装店里买衣服的人，他们看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象教师呀、医生呀有点文化的人，衣着干净整洁，买衣服很仔细；下层的人的就是去女人街买衣服的人，这种人有时抻脖子朝我们的店里望一眼马上把头缩回去，不敢进我们的店，就是进了店里也看得出心里发虚，不会在我们店里买衣服。”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划分，人们对几个基本分类的高低等级排列非常相似，只有当排列“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谁在上谁在下时会有些分歧。一般来说，农村人更可能把“有钱的人”排在“有权的人”之上，而城市人更可能把“有权的人”排得更高。文化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或社会经济状态较好的人更可能认为“有权的人”等级位置更高，生活阅历较多、社会接触面广的人也更可能把“有权的人”排在“有钱的人”之上。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则更可能把“有钱的人”放在“有权的人”之上。
　　从人们对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想像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有几类人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突现出来，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特征使他们从芸芸众生中剥离出来。他们是处于社会两端的人，即：处于社会顶端的人——有实际权力的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处于社会底端的人——因工作和收入无保障而生活贫困的人。另一方面，对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中间带的人进行社会经济区分的意识则不太鲜明。
　　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与上述情况不同，大多数受访人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感觉是浪费时间。有些受访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类，但缺乏一致性，较难以归纳出普遍认同的分层结构——不论是等级性的还是类别性的。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未能明确感觉到确定的群体之间确定的分类界线的存在。而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高低等级排列、类别界线清楚的社会分层体系在人们头脑中明确起来。
　　总体上来看，当前人们头脑中所建构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态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表明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已达到明晰化的、普遍化的程度，社会经济差异已趋于系统化和结构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意识到这些社会性的分类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许多受访人指出：“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的子女是不会下岗失业的”，“进入好单位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的女子”。
　　4、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人们在头脑中构筑了社会结构的大致框架之后，会给自已在这个框架中定一个位置。能否把自己归类为确定的群体或确定的位置，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的强烈程度。如果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把自己都归为同一类人或相似的社会经济位置，即表明他们有群体或阶层的归属意识或地位的认同感，这意味着这些人具有强烈的社会区分意识。反之，如果人们难以给自身明确定位，或者主观定位与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缺乏一致性，即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群体归属意识及地位认同感的存在说明，不仅其他社会成员把他们归为特别的一类，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是同一类，这反映出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对人们的意识及行为产生了后果。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构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或者说社会分化达到了明朗化和固定化——才会出现。
　　访谈中，在受访人提出了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划分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自己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定位，并确定自己的地位等级。结果显示，人们的自我地位认同与前面的社会等级分类的排列顺序相当的一致。比如，工人一般自己归类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贫苦工人”、“穷困阶层”，其等级地位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农民把自己归为“农民”、“农民阶级”，等级地位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小业主、小商人自己归类为“个体工商户阶层”、“经商的人”，等级地位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下等阶层”，也有少部分自认为是“下等阶层”、“低等阶层”；一般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自认为是“干部阶层”、“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薪阶层”，等级地位多数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下阶层”。
　　有意思的是，虽然人们把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划为社会上层，但是这两类人中的多数并不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上层。访谈中发现，领导干部虽然并不明确声称自己属于上层，但时常流露出明显的优越感，尤其是那些掌握实权的干部或者好单位中的干部。他们常常把自己谦逊地类归为中上层，但他们的实际态度又让人觉得他们自我感觉是社会的上层。有些领导干部解释他们不把自己归类为上层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自认是在老百姓之上的大老爷。多数的干部认为他们比私营企业老板等级地位高，但一些清水衙门的干部会认为私营企业主比他们地位高。自认为属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并不一定是最大的私营企业主，一些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算得上是大企业主或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时会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多数私营企业主会说他们在经济方面是上层，其它方面不是。有些私营企业主自认属于社会的上层时带有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流露出对其实际的地位现状诸多不满。多数私营企业主希望成为社会的上层，但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一些压制。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在对自身进行类别归类时，对于“私营企业主”这一身份名称标签的认同程度相当高，高于其他各类人群对相应的身份标签的认同，比如象“个体工商户”、“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等。
　　从访谈结果来看，很明显，当前各类群体都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来归类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高低位置，各群体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位置与人们进行阶层或阶级分类中的等级排列顺序大体一致。这与5年前和10年前的情况有很大差异。1991年和1994年卢汉龙教授在上海、广州所做的自我社会地位的认同调查结果表明，当时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很不一致的.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由此可推论，在近5年期间，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的社会经济状态之间的一致性大大提高，类似社会经济条件的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增强。
　　社会经济群体的成员是否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一方面取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导致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因素，即是否存在着强化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或利益冲突的政治和文化思潮，比如象启蒙、灌输、引导阶级意识的运动。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或掩饰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当前人们的群体认同感的增强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深化和稳定化所造成的。同时，访谈结果还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越是对自身地位状况不满意，越是感受到被压制、被剥夺的人群，群体认同感增强的越快。
　　二、对社会区分的态度：社会分层的价值判断
　　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强度及其变化表明，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差异显着扩大并显示出两极化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发展到今天正在形构一个等级化的分层体系。这种等级分化现象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它会导致社会动荡吗？这是当前理论界和有关决策部门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区分的存在或者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后果，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多么严重的后果，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价值态度。社会经济差异和均衡分配是一个平衡器的两端，向任何一端的倾斜都将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资源分配过于平均，将使个人及其社会失去发展动力；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差距过大，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定。但是，这一平衡点应该定位在哪里，缺乏绝对的量化标准。虽然，吉尼系数被公认为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但并不能绝对地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吉尼系数高，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不稳定，或者这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有发展的动力。每一个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及特定的历史情境都有可能使这一平衡点定位于不同的位置，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认同程度和容忍程度。这里的意思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分层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本研究的访谈集中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1、对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判断
　　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结果有一点是出人意料的：多数受访人认为按经济收入差异排列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合理的。这与1995年和1996年的访谈结果有些不同，当时虽有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多数人不认同社会成员主要以经济来分层。很明显，人们对于经济分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同程度和容忍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不过，不同类型的人对经济等级分化的合理性的认可程度有所不同。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当前的差距还不够大，还应该拉的更大；还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虽然是合理的，但是目前差距太大了，应该缩小一些；再有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在目前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改革过程中必需经过的一段时期，过了这一段就会缩小；最后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现象不太合理，应该改变。这四种态度反映出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认同程度的不同。采取极端态度的人——完全肯定收入差距并主张进一步扩大差距或者完全否定收入差距——只占少数，多数受访人倾向于温和地肯定收入差距现象。
　　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入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2、对于导致收入差距机制的价值判断
　　虽然多数受访人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们又普遍地对当前的收入差异现象表现出很多的不满。访谈中进一步的提问和讨论反映出，多数受访人实际上并不是对收入差距的存在表示不满，他们是对导致收入差异的某些因素不满意。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机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受访人在谈到某某私营老板发大财时，会流露出羡慕或嫉妒，但不满情绪并不强烈，他们说：“那是人家有本事，胆大敢干”；对于获得高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特殊专长的人，他们的态度也类似。但是，对于某些当官的人或者某些部门的人获得高收入，他们则认为是极不合理的。通常受访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很多的议论，例举一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例子。很明显，人们倾向于认为，文化知识和个人能力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合理机制，但因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则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多数受访人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权力是决定个人收入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收入差距存在是合理的但又对当前收入差距现象普遍不满，因为人们对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不加以认同。
　　访谈中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其行为选择是分离的。多数受访人认为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是不合理的，应该受到谴责，甚至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人也这那么认为。但与些同时，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一些受访人因自己能与权力搭上勾并获得好处而沾沾自喜。
　　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于某些导致收入差距的机制比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有更高程度的认同，对两种高收入人群的态度的变化反映出这一点。1995年和1996年的多数受访人对发大财的私营老板和个体户道德评价极低，常常认为他们是一些走邪门歪道的不法分子，同时，人们对高收入的歌星明星也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受访人用一些污辱性的言语评论歌星明星，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而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这两个人群获得高收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可。人们在谈论发迹的私营老板时会对他们的冒险精神和聪明才智感到钦佩，他们还会提到这些老板付出的艰辛努力：“他做得也不容易”，“他走到这一步吃了很多苦”，“辛辛苦苦赚得钱还要孝敬当官的”等等。对于象歌星明星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获得高收入，人们的愤愤不平的情绪也缓和了很多，约半数的受访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对于当官的获得高收入，不论是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还是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大多都不加以认同，而且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此的不满情绪更为强烈。从表面来看，这似乎表明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距的权力这一机制的否定倾向增强了，也就是说，对权力参与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同程度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但是，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差距、不同级别干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享有的待遇、特权的区分等等，我们发现，对于因行政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及其它福利待遇和特权的差异，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明显要比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容忍程度高。这说明，人们对于权力机制导致经济差异的合理性认同程度实际上还是提高了，只不过这一机制的作用力的迅速增强势头远远超过了人们认同程度的逐步提高，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3、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公平感
　　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不同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公平感或相对剥夺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感受到的不公平感要强烈一些，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社会经济地位稳定而波动不大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人这种感受相对要弱一些。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受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部门分割。
　　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访谈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收入差距方面，体制内的人所感到的不公平感要比体制外的人感觉强烈。这一结论与以往学者们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体制外收入差距较大，人们的不公平感可能要强一些，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或者老板与雇工之间利益矛盾会大一些；而体制内收入差距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要弱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收入较少的人并不认为老板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收入高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对许多受访人来说，这种收入差距反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勤奋努力、业绩好，他们有希望提高收入。体制外的受访人较少报怨公司和老板给他们的报酬或待遇不公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意他们就会去换一份工作。但在体制内，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报怨则非常强烈。首先，受访人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同样行政级别、做同样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部门收入差距极大；其次，受访人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怨言极多——包括那些收入水平高的“好单位”的就业者，对于谁提升了谁没提升、谁加工资谁没加工资、谁分了房谁没分房有很多的报怨。
　　这一发现给人的感觉是，人们对于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并没觉得有太大的不公平，但对于由体制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异则有较强的不公平感。这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机制。
　　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公平感的差异在1995和1996年的访谈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到1999和2000年的访谈中这一点才突现出来，这可能是由于近5年来体制内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所引发的。
　　4、等级分化结构的价值支持体系
　　人们在对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认同或否定时，背后往往是有某种伦理性的价值体系的支撑，这种价值体系包含着人们对于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正是这套伦理理念使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等级秩序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探究人们这一方面的价值取向，有助于解释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看法、态度和不满。不过，讨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需要对传统文化、思想及社会心理有深厚的研究，作者本人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无法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在这里，作者只是把访谈中受访人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做了初步的归纳。
　　在访谈中，受访人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之后，被要求解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受访人的解释基本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
　　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对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等级分化现象以一种淡漠的态度加以接受。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按他们的说法：“有些人生来就命好，有些人生来就命苦”，“城里人生来就是享福的，乡下人生来就是吃苦的”，“xx天生就是读书的种，现在当了大官”，“xx天生就是老板命”等等。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社会都是有些人高高在上享清福，有些人落入底层吃苦受累，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没有什么不合理，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持这种观念的人许多是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城镇中的老年人或中老年妇女。他们中有些人经济生活条件相当艰难，访谈中时常为维持家庭生计而犯愁，但他们较少表露出报怨的言辞，或者对社会、对比他们富有的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把自己的困苦处境归咎于命不好，也有人说是因为自己“脑子不如别人灵活”，还有人说是“世道不好”——他们说的“世道似乎是一种天命所为的环境。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能维持在中下水平或更高的水平，他们还表现出相当乐天的、满足的心态。这种情况在1995和1996年的访谈中较多见，而1999和2000年访谈有些变化，可能是由于种田普遍收益减少、老年人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持有传统地位等级观念的人也免不了有些怨言。总的来说，他们的看法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论是多大的差异——都是自然的，顺应天理的。因此，他们倾向于认同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这些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似乎较类似于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农民意识的描述，也就是说，中国人传统上较认同于社会等级结构。
　　第二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它与经济改革前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某种关联。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持否定态度，尽管否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按他们的说法，“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者，他们也认可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差异，但目前这样的“贫富差距是不合理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危险的”。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用官方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共同富裕”、“大众奔小康”。他们认为，部分人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收入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也是不道德的——有些受访人因此而攻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他们还认为，高职位的人享有特权和优待也是不合理、不正常的这种社会观念表现出某种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意识、公平意识以及平民意识，学术界有时称其为“民粹主义”。他们一般较推崇当年毛泽东所追求的或文革时期舆论宣传所提倡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持这种观念的人最多的是工人，或者说是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普通职工，尤其是那些在较大规模企业里面临下岗失业压力或者已经下岗失业的人员，包括那些下岗后做小生意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体劳动者。另一部分人是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这类受访人对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想像很明显受到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他们在访谈中时常提及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事。有些年轻的工人、个体劳动者、农民工并未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采取这种观念。实际上，在社会底层中的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失业、待业状态或者干重体力活、打零工的年轻人，持有相当极端的情绪，他们对自身境遇极为不满意，对生活富裕的人怀有仇视心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包括有平均主义或者“世界大同”、“杀富济贫”的因素，因此，这种共产主义的平等意识也可能有传统文化的渊源。
　　第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其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有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积极肯定。这类受访人在讨论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时表露出的态度有些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逻辑，在他们看来，高智商、有能力的人获得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是合理的，低智商、无能的人落入社会的底层也是正常的，“这样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有活力”。他们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发财致富，鼓励富有者、企业老板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倾向于反对某些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或企图，认为这样做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持这种态度的受访者一般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往往是改革的获益者或市场竞争的获胜者，比如近年来提拔上来的“知识化、年轻化”的领导干部；大中型企业的老板、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经济收益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及传媒、金融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政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才俊们，最为典型的是所谓“不落空”的人，这些人就是人们印象当中的“高层白领”。一些刚步入社会的高学历青年也是这种观念的追随者。这类受访人不仅在态度上肯定社会等级分化，而且在实际行为上——服饰、行为举止、消费物品、生活方式等——也在推进和制造社会经济的等级分化。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和与全球市场体系联系较密切的活动领域，这种观念最为流行。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观念可能是随改革开放而引入的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
　　从访谈资料中较难以判断这三种价值理念哪一个在当前社会中占据了主流位置。每一种观念在不同的人群范围内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许多生活于乡村中的人和部分城镇中的中下层人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