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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

　　[关键词]比较研究；近代早期；《清朝殖民地事业》 [摘 要]近年来的西方中国学研究纷纷致力于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中心论等视角来瓦解从前居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视角，目前又流行互动比较的视角，而且偏爱比较晚明前清与同时期欧洲的关系，但比较中总是忽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美国学者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一书所作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即存在这种不足，并且这种状况在西方学者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The Trap of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Some Notes on Laura Hostetler‘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Key Words： comparative research; early modern; Laura Hostetler; QingColonial Enterpris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 is trying to disintegrate the once dominant Western-centered approach by using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such as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he intercomparable approach is a new fashion. But when Western scholars are practicing such intercomparisons, they often ignore the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uses Laura Hostetler‘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as an instance to explore these common defects in Western comparative researche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 and tries to provide some ideas on proper intercomparison.一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一向以其变化多端令国内同行应接不暇，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倡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劳拉·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2001)一书是这股新潮流的又一典型代表，也泄露出西方学界的中西比较研究之重大不足。《清朝殖民地事业》力图把清代前期表现为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一个扩张性帝国主义政权，这一观点通过分析清朝政府如何使用地图和人种志实现其殖民野心而呈现，尤以对人种志的分析为主，而所谓人种志在这里就是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描述少数民族的那部分。把17—18世纪的清朝描绘成与各欧洲强国处于同样历史进程中的政权，并且把原本通常用于19～20世纪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分析用于一两百年前的清代中国。此主张与我们多年来的习惯看法相悖，令人好奇心陡然而起，而作者也宣称她力图通过此书展现有关历史编纂学的新设想。此书在人种史和制图史领域进行比较研究，但更深层的比较对象是欧洲与一个非欧洲地区的行为。作者自称本书是想通过一项比较研究来挑战关于“东方”与“西方”之基本差异的各种成见，和认为“世界”的形成只是欧洲的责任这种成见。之所以选择近代早期欧洲和清代中国作为比较双方，只是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考虑，而无意于标榜这两个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重要，作者也希望有更多学者就其他地区的早期近代性问题承担起同样的比较研究。就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而言，作者希望提供放开眼光和转换思路——在世界脉络下审视中国历史——后的新启示，破除长期困扰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一种成见，即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而费正清这种模式其实继承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早期西方人的中国观，把中国刻画为内部没有任何变化动力的静止文明。近几十年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固然在激烈拒绝早期关于一个静止、停滞之中国的推断，而努力遵循更加中国中心的取向，但中国中心取向的提倡者们，在看待那被描绘为“对西方之反应”的范式时，经常不愿意去揭示涉及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作用的话题，亦即缺乏比较与互动的眼光，因此并没有摆脱费正清那种偏于一隅的缺失。鉴于此，作者提出如果采用一种聚焦历时态变化或者国内地区差异性的取向，可能会有更大的贡献。需要一副新的历史编纂学透镜，它大到足以既把清朝看做一个有其自身历史和动力(以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独立实体，又能把它看做是更大范围内早期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清朝如何参与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甚至帮助其形成，而不仅仅是对之做出反应。作者针对历史编纂学的宏图伟志值得称道，而这项具体研究究竟如何，还需通读全文后再作评价。二 支撑起作者比较思路的基点可以概括为：1．“近代早期”可以恰当地描述全球化进程，而不是只用于西方化进程。2．“殖民扩张”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普遍存在，当今世界诸国都应看做造端于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中国也不例外。3．与近代国家扩张进程密切相关的图像表达技术可同时见于东西方各国，并且技术的相似性和使用这些技术时之政治目的的相似性是由于它们有类似的殖民历史为根基。 围绕这几个基本假设，本书第一章提出，清朝的立国特征或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以满洲人为最高统治者的多民族共容的帝国，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汉人文化的号召力，而又同时保证清晰的满洲人身份认同。作者认为清朝由于在三个方面维持平衡而取得成功：创造性地运用它与中亚的文化纽带(宗教信仰和尚武游牧传统)与北方及西北结盟；鼓励一种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关于普遍规则的意识形态；对近代早期的技术保持了解与开放。第三个方面作者是以前清时期耶稣会士服务于宫廷为证据，认为是清廷为了平衡满洲人身份认同和儒家意识形态而有意采用和雇佣既非满人的也非汉人的技术和技术人员，因此而专意大力倚重来华传教士，当时一些流传到欧洲的耶稣会士报告被她用来证明康熙皇帝对西学的熟悉和开明态度。关于第二个方面，作者极力强调清朝要建立的意识形态图景是以儒学为基础但又超越它，主要是把儒家文化观念与政治观念中以华夏为中心这一点替换为以清朝统治者为中心，而不论其文化出身。作者以1751年乾隆吩咐制作《皇清职贡图》为例来证明上述与前朝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她承认职贡图性质的文本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她主张清朝的职贡图虽对先例有所继承，其形式和目的却都与早期的不一样。形式的不同由编辑方法体现，它以直接经历为基础，包括编纂者的直接经历和他咨询有直接经历的人所得，同时皇帝要求在获取资料时做到保密。目的的不同则在于《皇清职贡图》背后的理想是描绘以统一的形式为清帝国纳贡的所有不同的人，是一张全球性“文化地图”，旨在描绘并宣扬清朝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中心，既是扞卫这个由多种文化组成之实体的策略，也是宣扬一个以清朝为中心的世界图景。由此，作者发现了清朝与同时期欧洲主要政权处于类似的世界扩张进程中，并且采用类似的方法论和表现形式，即直接观察以获取知识和图像表达技巧，这便奠定了作者在“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共同脉络下审视清朝之发展与行为的基调。她认为是两个地区处于类似的进程才会唤起类似的反应，而实证知识与图像表达这两点也成为全书贯穿始终的将清朝与世界相连接的最直接理由。 随后作者从绘制地图的角度证明清朝积极参与近代早期世界的形成，因为她强调制图学被近代早期的各帝国都当作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首先简介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士在中国绘制地图的经历，然后回顾1700年以前欧洲人地图里的中国，再介绍同在1660年代动议的中国、法国、俄国的全国性测量工作。全国性测绘工作在相近的时期展开，这是她论证中欧间相似性的重要一点，这时期的上述三国在制度、君王能力上均有可比性，全国性测量的目的和采用的技术也类似，都是为了在一个近代早期世界的脉络下确立疆界以巩固统治，并都及时使用了新兴的天文定位技术。但是在这三国的绘图计划中，参加者和方法之间都没有明显联系，而这恰恰说明这几国的统治者是被一种共同意识所驱使却并非被某些国际人士的建议所串联，即日益增长的关于他们的王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一个有限地球上之位置的意识。作者于此再次提醒人们，不能让错误的东方与西方、文化与历史的二分法模糊这一重要事实，清朝并非隔绝于早期近代世界，而是涉身其间。 人种志作品也被作者视为表现近代早期扩张性帝国的一个醒目特征，因此接下来就将读者的视线从图绘疆土转移到“图画人民”，这也是全篇重点，从第三章到第七章都围绕被她称为“人种志”的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内容进行。第三章有总领后面大半部书的意图。首先指出人种志作品与欧洲进入近代化阶段的关系，接着用这种关系模式分析中国同类作品的发展轨迹，得出在相近的时期里，“人种志”在欧洲与中国都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作品体裁。具体而言，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理解从重视定性转变为重视定量，并演变成一种一般性的自然史兴趣。而自然史在北欧成为一个知识结构与国家的扩张意识和竞争意识有关，因为为了自己的贸易利益要尽可能了解海外贸易地并防止竞争政权夺取它。人种志与自然史在方法上有相似处，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并以分类学组织知识；其产生背景也类似，源于欧洲人在扩大活动范围的过程中开始关心自身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并认为这世界一定可以被理解和控制。作者进而提出，18世纪的中国拥有与欧洲一样精细的分类架构，并且清廷也与欧洲政府一样明了地球的“全球”陆质及其自身疆土的相应有限性质，区别欧洲人种志与早期述人作品的几大特点——直接观察、独立证明、对人类和社会系统的新的强调等，也都在清朝表现出来。比如欧洲从希罗多德经马可波罗到哥伦布的描述外国人的作品，都以充满神话传说和夸张言辞为特征，而中国从《山海经》、《史记》列传到明代《三才图会》、《咸宾录》的诸多同类作品，也一样道听途说、满纸荒唐，直到清初《古今图书集成》才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种志特征。作者此举是想证明，清朝在与欧洲差不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人种志”这一与各政权的扩张趋势相关的近代学科，因此在绘图之外又见到清朝与更大范围的近代早期世界在关注点和技术上有相互联系，更可以在“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脉络下看待清朝，也可以考虑将西方有关人种志研究的思路扩展到清朝。这个思路就是人种志对政治和殖民目的的潜在用途。 作者介绍了西方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几部里程碑性作品。1973年Talal Asad首先提出19～20世纪的人种学与殖民事业密切相关，但很快有人认为这种思路不应只限于论述西方与第三世界间的关系。1975年Michael Hechter通过分析英格兰与凯尔特外缘(苏格兰高地、威尔士、爱尔兰)的关系而提出“内部殖民主义”，不仅论证后者如何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陷入对英格兰的依附，还证明了人种学描述在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成为约束和限制弱势地区居民的工具。1987年Bernard Cohn通过研究印度的殖民化过程与当中的人类学实践(如获取人口资料)而进一步支持不仅人种学、整个人类学都应属殖民地研究领域。1992年 Mary Louise Pratt继承当年Hechter的思路进一步解构“距离”与“殖民”之间的联系，提出一个欧洲政权对邻近地区的控制与对遥远地区的控制历来不相上下。同年Jonathan Friedman总结性地揭示出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类学学科中的人种学表达，怎样成为一种强调西方人身份认同而令其他人沉默的权威工具。 这些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书作者提供启发，其一是人种志作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不应局限于西方背景，人种志身为不平等关系之产物的性质可放之四海，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上、政治上或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试图去定义其他人民。一向被压缩在“东方主义”思想中的图像表达的策略，其实并非单单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是殖民地冲突自身的特征，只要有殖民地关系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以测量和直接观察为基础的图像表达技术，并非近代早期欧洲所独有，而在本质上与对近代早期的定义相联系。其二，殖民地的含义应当扩大，只要存在因力量不平衡而产生一个地区对另一地区进行剥削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同化，就有殖民地问题存在，而不是由距离远近决定。如此，作者对清朝提出新的认识，清朝中国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同Hechter所论英格兰与凯尔特外缘的关系很相似，都表现出地理上的邻近地区如何被融合进一个帝国，而且发生的时间接近，此过程中对人种学描述的利用也相仿，因此不能因为清朝没有海外扩张而说它不是殖民政权。这样就可以从殖民地研究这个视角，来考察图像表达技术如何在清朝作为政治控制手段被运用，而在接下来的几章里就是遵循该思路来剖析贵州方志和苗图册里的西南殖民事业含义。当然作者在本章里也特意声明，她既不是想证明清朝的图像表达技术多么不同于先前的中国，也不是想说以图像表达为控制手段是清代才有，只是绘图采用测量法和人种志采用直接观察法在清朝才变成系统化的近代技术，并且凭借该近代技术把图像表达规范化和精细化，变成意图更为鲜明的治术工具。 至此，我们已经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将追求实证知识看作“近代化”的根本标准，把以测量为基础的地图和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人种志看做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鲜明特征，而且“近代化”与“民族国家形成”在她的叙事中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两个概念。这几点是她实质上的比较依据，循此，可以将欧洲的殖民地研究轻松嫁接于清朝，前清存在的许多事物都可以被引至“近代早期的世界”这条线索上。后半部书中有关贵州方志和苗图册的具体分析都是在这个限制下层开的。 第四章介绍贵州的基本情况和清朝的有关统治政策，以突出其殖民地性质；第五章分析贵州方志里的人种志内容与教化和涵化政策的关系；第六章把苗图册看做18世纪特征鲜明的一种新体裁，以与分析贵州方志类似的思路分析其背后的政策和权力信息；第七章指出19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央与贵州居民交往之性质的变化，苗图册从行政管理工具变为收藏对象，同时侵入中国的外国殖民者开始对这一人种志资料感兴趣。最后的结论部分则总结了前文中反复申说的几个论点：第一，苗图册、《皇清职贡图》和康熙朝地图各自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处于近代早期进程中的清帝国的各面相，地图描绘了帝国疆域，是为了供少数人准确把握帝国及其边疆之地理而制作；职贡图以象征性地图的方式表现了那些作为清帝国之组成或至少承认清朝皇帝为最高统治中心的民族；苗图册可视为对职贡图中某一地理范围及此地居民的放大和细化。第二，上述几类作品的不同内容和涵义包含着普遍存在的近代早期世界里对帝国进行直观表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人和疆域渐渐被分置于不同类别的作品，制图和人种志开始步人分化为独立学科的进程，这说明清朝和欧洲同时表现出向“近代早期”发展的趋势。第三，人种志式的表现是清帝国确立自身之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欧洲各主要政权建立其殖民帝国之过程的一部分；清朝和葡萄牙、法国、英国、俄国、暹罗等国家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了勘定和图绘疆土的工作，且这种工作都带有宣称新兴民族国家之自然范围的努力。这两方面的相似性表明了清朝与世界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权都各自参与并(有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类似的世界性力量，但这种联系被人们长期忽略。第四，从近代早期的世界这个脉络下审视，18世纪的清朝是一个扩张中的殖民帝国，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根据它所获取的技术信息和所面临的政治情势来确立其扩张、发展和控制策略的政权，19世纪所出现的各种逆转和停滞不应成为模糊或歪曲清朝前期与近代早期世界互相接触的理由。这样一幅清朝历史图景的确相当别致，作者的思路也闪耀着新颖锐利的锋芒，叫人不禁想为比较研究叫好。不过在跟着作者的思路和指点看风景的同时，我们也理应带着反思性的眼光去透视她的比较法和比较结果。
　　三 首先要承认，放弃对立性的二分法而换个角度来评价和认识清朝，的确会引出很多新颖和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作者从政治互动这一点人手打破将清朝与西方相对立的成见，指出文化差异并非分割世界的当然理由，作为一个政权的清朝与欧洲诸国或者还有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处于同一个缔造“世界”的进程中，这种思路立刻使人想到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两部作品都有以东西方的政治性关联破除彼此文化性对立、以中国政府的政治性作为破除中国社会停滞说的意图，只是一个着眼于外交政策，一个着眼于边疆治理。何伟亚的作品也是本书参考书之一，而且本书作者明确声称受到何伟亚的启发，比如书中对清朝意识形态图景不同于传统儒家图景的强调，就类似于何伟亚宣称清朝通过积极的内政外交对周边各地区实行“多主制”统治，而非遵守僵化的“朝贡体制”。放在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背景下，这样的努力当然令人赞赏。 关于苗图册和贵州方志的研究为本书重点，也是作者以边疆治理表现清朝具有类似欧洲之殖民扩张性质的基本支持。作者以贵州的交通状况、居民饮食和其他文化习俗强调此地历来与中原颇为隔绝，称18世纪中期中原人口爆炸大量迁入才使该地加速卷入殖民化进程。介绍过贵州七个主要族群的名称由来和族属情况后，作者说清朝促进同化的一个措施，是继承自前朝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经典教育，但雍正朝积极执行的以汉化为方向的文化融合，应当区别于乾隆提倡的将儒家意识形态作为在一个多样性帝国里促进团结的手段。乾隆朝之所以更重视以汇集帝国境内各种人民的信息来实行有效统治，是吸取了雍正朝的失败经验——以鄂尔泰为代表的强硬汉化措施被证明不是长期有效的殖民政策。于是乾隆朝的苗图册刻意颂扬这样一个图景：(有限的)文化多样性共处于一个保护性帝国的伞翼之下，在这个帝国里，所有人本质上都一样，区别只在外在的有形表现。而这种以儒家理念为基础但又超越它的意识形态目标，早在1670年的康熙圣谕中已经表明，该谕旨倡导所有民族和平友爱并服从帝国领导，至少在理论上阐明其理想是教化而不必然是汉化，其中所宣传的儒家行为规范有一种普适性的诉求和运用。 纵览16～18世纪的几部官修和私撰的贵州方志，可在时间的变化中体会到清朝如何将贵州纳入殖民地统治：一、清朝能将其行政触角伸及遥远地区，省志中反映出地理调查的范围在扩大；二、随着疆土的勘察和控制增强，编者们逐渐增加了以直接观察为基础的信息，而不仅仅依靠以前的文献资源，细节也逐渐充实；三、从省志的后来版本中可见对贵州省境内居住之非汉人群体的分类和命名也逐日精细和系统化。可见在大约三个世纪的历程里，关于贵州非汉人群体的人种志作品的标准经历了显着变化，使其逐渐变得更“人种志化”，或者更有科学性。证据就是直接观察在收集信息中的角色不断明显，后出之书比前出之书地名增多、描述范围扩大，同时对人民的分类与归类系统日趋复杂，族群之分从早先的13个增长至82个，并对其中每一个都记载其特征鲜明的行为和特色。另一方面说明，清朝截止工8世纪中叶不断推进疆土扩张并加强对新获之地的控制。这些文本贯穿着行政方面的考虑，并不断表达出目标实现的信息，最早的康熙朝贵州方志已频频出现对各个群体汉化程度的评论，以后更不忘强调他们的“驯服”。而归类系统的扩充繁复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加强的一个结果，归类和分类问题是清朝努力理解、表现、最终定义贵州境内之少数民族群体的核心问题。尽管18世纪中叶关于82个族群的划分以现代标准衡量并不科学，但它有自己的统治目标和内在逻辑，汉人强加于各族群之亚族群上的分类不仅是统治者认识和控制他们的依据，甚至有些也被亚族群所接受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观念。 细审18世纪特有的苗图册，则又可以感受到加速推进贵州历史进程的政府表现。“苗图册”是指描述中国南方各地非汉人的一类带插图手稿作品，本书所用以描述贵州少数民族的为主。此类作品尽管通常作者匿名、编纂时间不详、不公开发行，但可以通过序言了解相关信息，知道这最初是为地方官员准备的行政管理文件，康熙朝已有制作此类文件的先声，内容有来自方志的，也有独立调查获取的。这类图册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记录辖区的各种信息，以便为实际控制本地居民服务；另一方面有宣传意图，告诉上级管理者说，本地人尽管曾经躁动不安，但在帝国政府的明智管理下日趋平静和驯顺。与这两个目的相配合，本书作者提出释读苗图册的内容应该一分为二，一是看取它们实际包含的内容，二是看它们为观者制造的更为主观的整体印象。以前者论，无论文字还是图画，都传达着某地某个族群的基本信息，如外貌、性情、习俗、生计、姓氏、饮食等，经常还有关于某个群体汉化程度的评论。从后一个角度看，文字和图画塑造出的印象是这些群体在怎样与地方经济相适应，此地存在一种有秩序的安全感。其隐含的意识是，官员们已知晓边疆状况并为这些地区的民族和习俗建立起一种秩序，也知道如何维持该地区的和谐，对于依然存在的野蛮人群也能更好地理解和归化。这种印象还通过图册的一些形式特征被强化：通过设计和布局告诉读者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和内容相当详尽；为每个特殊群体各自设计一种行为和位置模式，并在后来的图册中不断重复，成为固定化的视觉比喻；通过模样古怪的插图告诉观察者，这些人民绝大部分朴实和单纯而并不危险。可以说，苗图册突出并界定了一群看起来与清帝国多数居民显着不同、但终究也是这个王国臣民的民族，它们是构造一种集体性的“我族”意识的工具。 总之，贵州方志和苗图册所表现的直接观察法和分类系统的发展步伐与欧洲相类，说明清朝与欧洲一样，通过绘制疆土以增加关于自然地理的知识和增强对其的控制，通过描绘民族了解其扩张步伐所及之地的人文地理并更好地对人民实行控制。而苗图册中家长主义和沙文主义气息与文化开放性态度并存，这披露了一种属于整个18世纪而并非欧洲独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和扩张局面。作者旨在探究贵州方志和苗图册中针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治含义，堪称全书亮点，也正是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富有启发性的作为。从凌纯声、芮逸夫开创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人类学调查和研究的先声以来，中国学者对苗图册这类文献的研究并不算少，但大多停留在把它们当作了解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历史状况的资料，用来讨论苗族各地支系的历史文化、分布状况、服饰、语言、风俗、支系划分、族人由来等等。而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默认了这类文献为客观真实的材料，是有关苗族历史文化的可靠佐证。但是本书作者却提醒我们，在重视这类文献中所含历史资料价值的同时，应该警醒于其中隐含的思想与观念性内容，它们不止是反映苗人历史文化的材料，还透露出更广阔的时代信息，透露出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关系的信息。苗图册以及贵州方志中的同类内容所包含的政治和权力信息，一方面告诉我们中央政府控制和治理南方边省的实际作为和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也蕴涵着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偏见和主观想象，还原出长期以来被主流声调遮蔽掉的一些历史层面。对于日益重视反思性认识的当今学界来说，这些图册正是反思中国历史发展之一端、帮助接近历史的丰富多样之本真面目的上好思想史材料。其实葛兆光教授也已谈到图像不仅可以作为一般性史料，也可以作为思想史的材料，并且以《职贡图》、《苗蛮图》为例谈到分析其中关于异国和异族的想像、关于“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的关系将会带来很多启发。[1]不过，还原苗图册中思想史意蕴的工作，竟还是由西方学者率先而为，那么不仅这一具体研究本身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学者的批评性和创新性眼光也很值得学习。四 本书对苗图册政治含义的分析相当精彩，但是当她以技术和知识的实证化趋势为桥梁，把这些分析与西方的殖民地研究联系起来，进而比较出清朝与欧洲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时，她便掉人了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比较陷阱中。本文第二部分所提的三个比较基点见之于本书“导论”。其中含义扩大了的“殖民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定义与特征都是作者继承自前人的观点，而这些研究原本不是针对中国的。基于实证知识的制图和人种志与近代国家的扩张密切关联这一点，原也是基于欧洲经验得出的结论，近来有人将之延伸到暹罗向泰国转变的研究。故本书作者所为是把这两个结论直接嫁接到中国研究领域，把它们作为可接受的论证前提来审视清朝的行为，继而把观察到的类似事物赋予欧洲经验下的类似性质，由此判断清代中国与欧洲都在“殖民扩张”和“近代化”，而“近代早期”可以恰当地描述全球化进程。我们当然要问这样的嫁接是否合适，是否能不损伤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但作者只是默认了欧洲经验扩大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此先人之见下推导出有关近代早期的结论，所以许多相关的论证新颖却并不牢靠。 比如第二章有关耶稣会士为清廷服务的一些假设。作者说地图作为宣言工具和高度敏感之信息的表示，这两者间要保持微妙平衡。从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写给为俄国服务的法国天文学家德里勒(Joseph Nicolas Delisle)的一段抱怨获取和传递重要地理信息之困难的信中看到，清廷愿意其外国雇员参与一些国际通信以交流最新技术，但并不鼓励他们与在外国宫廷服务的同胞通信以免泄密。作者又指出，参与康熙朝全国测量工作的耶稣会士与1706年以后的所有欧洲传教士一样，被要求发誓永不回国才可在中国居住，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保密的原因。耶稣会士绘图时不得亲临最边疆地区，有关中俄两帝国之间的一些地区的材料不允许宋君荣等人接触，这都应是为了防止耶稣会士把有关信息直接传递给法国和俄国。限制耶稣会士在边疆的活动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进一步是为了确保他们作为测量专家所获得之信息的完整与安全。1721年康熙曾将《全览图》副本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大帝，意在向其竞争者宣示清朝是新科学的赞助人，同时也宣称其版图与主权，因为这种按比例绘制的全貌地图对于任何拥有同样制图习惯的人来说都是明白易懂且有效的解说方法。 上述关于宋君荣评论通信渠道的分析，忽略了中俄战争和礼仪之争造成的敌对外国人这个现实背景，而面对这类现实情况，换中国任何一朝统治者都会有类似防范行为，不能当作清朝之帝国扩张意识的独特表现。至于传教士领票，更是直接与礼仪之争相关，而不能视为绘制地图背景下的保密手段，当然领票政策反映了清政府对于外国势力干涉内政的忧虑，但这种情绪同样不能作为清朝具有在世界上争霸意识的证据。防范外人本是中国历代政府所惯有，其轻重程度则随对外政策之不同和对自身力量估计之不同而有差异。本书作者把每件事都看做清朝所独有，并联系到清朝的殖民意识，而在其论述中则没有建立起关于这种联系的明确逻辑链条。若说清政府有意识对所有遥远欧洲国家奉行政治保密政策，则无法解释测绘成果在《全览图》完成之前已被耶稣会士顺利寄往欧洲；若说康熙命令绘图是有意对一个在逐渐侵占地球的欧洲宣示其主权及自己在近代早期世界中的地位，则为何又没有把《全览图》当作正式文件寄送欧洲各主要君主?至于对俄国的防范与寄图，因有现实的边境纠纷和军事威胁，事属理所当然，换一朝亦会如此。而且，固然《康熙全览图》长期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疆界的看法，但这地图并非康熙主动送去欧洲，他并没有向遥远的番邦异国展示自己帝国结构的意图。总之，从这件事情上判断清朝有一个明确的涵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概念并不恰当，它所感受到的只是迫在身边的俄国问题，它的世界意识仍只限于历史上与中国有接触的地区，它设想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只限于这个范围，称其已有与欧洲强国争雄甚至计划将其主权向那里延伸，这不合实情。从清廷对历次西方来使的诰文中即可看出它的世界与西方国家的世界并不在同一平面上。另外，由耶稣会士架起的中西间的桥梁是一根单薄脆弱的链条，而将康熙、乾隆等帝王的国家意识、世界意识与整个官僚结构的这些方面意识割裂开来讨论，在中国背景下显然不合适。 在第三章，作者比附西方的历程而分析早期中国人对他民族的图像表达与清朝可称为人种志的作品不同，例举了《山海经》，《史记》列传，唐代的《西域图记》、阎立本的画、《通典》所记载的《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志》，宋代的《诸蕃志》、《宣和画谱》，明代的王圻《三才图会》、《异域图志》、茅瑞徵《东夷考略》、《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诸夷杂志》、《咸宾录》等，称这些作品中关于外国人和远方生物的状绘都因不加核实而奇形怪状，正如早期西方人描述其他人的作品。直到《古今图书集成》才看到包含着以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得来的不同类型的信息，地理部分可看出人种志信息的苗头，涉及其所论地区之居民的信息是通过第一手观察和独立核实而来。当然《古今图书集成》的人物部分也直接袭用了以前的《三才图会》和《山海经》而荒诞不实，这就如关于新世界的早期欧洲作品一样，既包含来自古老文献资料的传说内容，也有来自相对当代的直接观察。以上对《古今图书集成》特点的分析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古今图书集成》之前诸书的论述都转引西人作品，而那些引用中只涉及对海外不可知地方的描述，未言其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内容如何；至《古今图书集成》则突然引入对边省的描述，并以之与海外奇谈对比，以突出其实证性。这样看来，作者并没有证明《古今图书集成》之前的这类作品是否都没有实证性内容，因为作为她参考资料的那些西方论着中可能已经把这部分内容过滤掉。进而，按照作者所述，《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实证性内容限于中国人足迹可至的中国境内，海外部分仍为神话，那么何以认定《古今图书集成》就独成为近代化的标志?在实证与神话各自的范围问题上，此《集成》与以前作品并无本质区别，足迹所不到之处自为道听途说。作者特举贵州为例说明清初人种志作品与同时期欧洲人有关海外的人种志作品在方法论上可相比拟，则除非我们像作者一样认定贵州为中国之“海外”，才能接受这种类比。 第四章作者引杜赫德(Jean Baptists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有关苗人的报告，说耶稣会士以外来者眼光所写的报告清晰勾勒出该地“教化使命”与紧张关系并存的殖民地性质。《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生苗”的介绍的确表明他们是中国人的劲敌，中国人为了制服或遏制他们花费了很多军力和物力，而“生苗”在黎平府附近还占有大片不服中国政府管制的土地，称为“生苗界”，甚至也在一句话里明讲这里是“殖民地”。然而《中华帝国全志》也很明白地说，关于“生苗”的这些信息是在贵州等省从事测绘的耶稣会士们从征伐苗人的官员们那里获悉的。(p31～32)这说明他们所述的征伐与强制归化行为原是汉人官员并不讳言的事实，在他们看来是对本国事务相当自然正常的控制和管理程序。在耶稣会士看起来这样的地方就是“殖民地”，但也未见得耶稣会士是为清朝官方的行为赋予侵略性质。19世纪之前的西方语境中“殖民地”一词涵义宽泛，凡是一群人原居住地以外的新获居住地都可以被称为殖民地，常常就指迁居地或垦殖地，未必都与战争、暴力、剥削等19世纪特有的残酷意味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圣经叙事中亚洲、非洲、欧洲分别是诺亚三个儿子的殖民地，古时闪族人在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各商业站点也被称为他们的殖民地。如何去定义“殖民地”一词的性质似及把握其历史流变，原是本书提出的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但本书作者在采纳和拓宽19—20世纪西方语境下的殖民地研究成果时，只是想把这些成果的适用范围直接在空间上延展，却不是把“殖民地研究”本身进行时空纵横的合理拓展，没有真正做到扩大“殖民地”的含义。 她认为贵州之于清朝的殖民地关系就类似于近代欧洲的殖民地模式，其依据是土司制度的羁縻性质，作者似乎还没有把羁縻州看做真正的殖民地，而是看作中国疆土之外的地区，“改土归流”则是加剧贵州殖民化把它完全变为殖民地的政策。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以羁縻州形式管理的地区是否可与西方语境下的“殖民地”类比，这的确是本书提醒我们的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不管怎样，关于贵州与清朝关系的这个论断显然忽略了贵州这个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历史渊源，忽略了苗人这个族群与中原汉人的历史渊源，也忽略了“改土归流”并非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将羁縻州变为直接控制。对贵州的控制并非始于清朝，即使不论汉朝牂牁、武陵郡，也该从元明算起；同时贵州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成为苗人的主要栖居地，按照西方人的眼光或许还可以说贵州是苗人的殖民地；苗人是远古苗蛮集团的一部分后裔，而苗蛮集团本是中国人的基本组成之一；从羁縻州变为州县的例子史不绝书，宋朝时广南东、西路就有很多，这是历朝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合宜举措。如果把羁縻州看做殖民地，重新界定“殖民地”的历史涵义，这倒果然是一个启发我们再次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但由此只能推论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在不断的殖民扩张”进程中，却不能说清朝的行为与以前有本质的不同，不能说“改土归流”与前朝的羁縻州变州县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论证清朝何以就跻身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中。 作者在第四章也想以清朝在贵州的政策为例进一步证明第一章提出的，清朝努力创建一种以儒家理念为基础的非汉化教化模式。但是她却不能明确指出，在中国这种汉族文化占优势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以儒学为基础而又非汉化的教化，其标准是什么?尽管她把康熙圣谕和乾隆朝的苗图册解释为包含了超越儒家汉化理想的教化目标，但从她的叙述中实际看到的对贵州本地居民的归化努力就是汉化的方向，除非把鄂尔泰强令苗人男子改满人装束算作非汉化之教化的表现。本书提出的这个“非汉化的教化”就像当年何伟亚的“多主制”一样，乍看让人耳目一新，细品又觉论证单薄，而它们又偏偏是两部作品各自的重要立论基础。如果能证明清朝的教化图式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有明显的创新性变革，将会非常有利于证明清朝的许多重大作为都有与前朝不同的性质，从而可将其向“近代化”靠拢。但这么一个需要以更充分的证据仔细论证的关键环节，本书只是含糊其辞。清初统治者固然努力保持满洲人的身份认同，但他们有心汉化也是不争之实，实际情形是满人学习中华的语言文字和制度风俗，而非迫令汉人承接满习；强迫执行衣饰装扮等外表和礼仪上的“满化”所要达到的是在形式上表现出让汉人臣服了新朝廷，而非文化和政治上真正的“满化”，甚至一般认为满族君主比明代帝王更符合中国传统亦即儒家传统。所谓“不论其文化出身的多民族大家庭”图式或许适用于描绘对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政策，因为清朝在这些地方并没有推行儒家教育而是保持其固有文化，但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的文化和政治同化手法与历代王朝却不见得有本质差别，无非是征伐加怀柔，进行儒家教育的同时也听其自治。这样看来，“非汉化的教化”更加含义暧昧。 作者之所以选择人种志和地图为主要材料，就是因为它们是近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特征，全篇屡次宣称近代早期的地图帮助确定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土界线，人种志则帮助界定其公民，17～18世纪的清朝有这两类东西，可证明清朝位于近代早期世界形成之列并且具有民族国家的形态。尽管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确是从这时期开始分疆裂土，以了解国土范围为目的的疆域图也的确在这时兴起，整个社会追求实证知识的风气也反映在这个领域，但欧洲的近代化特征是否可以浓缩为以实证知识为基础的对疆土和人民的图像表达技术，似乎还可讨论。况且就以中国的环境来看，这两类东西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且目的也不外于标志疆土和居民，前清时期所为有技术上的进步，但不能就说与前朝相比有性质和目的的区别。作者虽然一再想说明先前的图像表达与清朝的有很大不同，但读者从她的声明中感受不到深刻的本质区别。若以这样的近代化标准衡量中国，则可以推论出中国几千年来都处在形成民族国家的状态中。 在结论部分，作者重申清朝统治者利用近代早期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意识性和主动性，并以一个反例来证明，那就是清朝后来拒绝近代早期的技术所提供的机会以致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都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汉族人视之为“外国的”而加以强力排斥的强大压力。如此评说未免太美化清朝政府的开放性，也太歪曲汉族士人的排外程度，其实晚明士人并没表现出这样的排外。而满族政府在对内文化政策上的种种封闭、倒退、箝制、愚民型做法，本书作者惜乎不甚了了。满族政府的重要奋斗目标是革除明朝政府导致覆亡的一些重大弊端，主要是巩固皇权和充实府库，以维持在一个广大、散漫的农业国家里的统治，文艺复兴亦或启蒙运动，离前清政府的统治思维都太过遥远。中国士人的排外性固然是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