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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贤子孝：“母道文化”的历史建构与实践

　　母亲.母道：性别文化的建构
母亲，是文化赋予的一种性别角色；母爱，是人类情感的极致；尊母，是绝大多数文化共同的传统。赋予“母性”——文化认同的母亲角色和规范，赞美讴歌伟大无私永恒的母职母爱、母德，旨在回报母爱、母劳的尊母、孝母的制度习俗，就构成了“母道文化”的核心。尽管赞母职、颂母爱和尊母亲是超越文化和时空的，但很少有中华民族如此悠久和深厚的尊母、孝母的观念、礼俗的积淀。流传近3千年的《诗经.凯风》这样歌咏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这是一首赞美母亲和儿子自责的诗：生下七个孩子的母亲，像和暖的春风呵护孩子，她整日操劳，她具有“圣善”之美德；七个儿子长大了，却不能慰藉母心，分忧分劳，让母亲依然劳苦…… “母亲”和“女人”一样，不是天生，而是社会造就。“母亲”是对女性的一种社会文化角色的指认派定，“母性”则是对母亲角色界定规范和塑造。为人之母不过是女性诸多家庭身份角色——女儿、妻子、媳妇、母亲中的一种。用今天的眼光看，生为女人，女儿角色无可逃遁，而妻、妇、母不一定每个女人必须承担。但是，在儒家文化建构的性别制度中，生为女子身为女儿而不嫁，既嫁为人妻妇而不育，那是有悖伦理常情的另类异端，不为世俗所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对丈夫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妻子来说，“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看来，赋予女性以“母性首要条件是结婚并生育，这是做“母亲”的底线；至于被称作“好母亲”，需要在职分、气质和道德上接受文化的重重塑造，并不断加强“母性”修养，才会受到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在世时受到家人称许，儿女尊敬，死后亲属礼葬，后代祭享，她们中间的优秀者还会彪炳史册，被后代颂赞效仿。
关于“好母亲”的标准，尽管总是在不断变化，但基本条件是要能育善养，相夫教子，敬长恤幼，克己持家……不过，时代越古，好母亲的类型越呈多元和开放的态势。西汉刘向撰写的《古列女传》，表彰的母亲就具有多样性：母仪——母亲和婆婆的最高典范刘向如此界说：“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她们是女中圣贤智者，言行举止中义合度，为人表率；还善于生养子孙，推行教化，以种种美德襄助儿孙建立功业。像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刘向称赞她们“德纯而行笃”，不但靠智慧贤德使舜化险为夷，事业成功，而且还孝事阴险偏执多次合谋杀害舜的公公瞽叟。夏商周三代圣母式的女始祖，更是母仪之选——涂山氏女作为大禹之妻，禹十载治水，三过其家不入其门，也毫无抱怨，教养儿子启成就令名，继承父位开创夏朝。商民族先祖契的母亲有娀氏长女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教导契“理顺之序”，前后被尧舜重用，他的后代汤创建了商朝；汤的妻子有莘氏女生下儿子仲任、外丙，不但教子有方，还协助丈夫成就王业。周人的先祖后稷的母亲姜嫄，“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穑”，教给后稷种植桑麻五谷，周部族逐渐兴盛，到姬昌姬发父子时代灭商建立周朝。至于着名的“周室三母”——太王的妻子太姜、王季正妻太任、文王妻太姒，更被刘向赞为母仪的最高典范。称太姜“贞顺率道，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赞太任“性端一诚庄”，善于胎教，生下明圣的文王；颂太姒“仁而明道”，“有德”，号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生下十男，“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才有了武王、周公成功有德的儿子。这些都是帝王的母妻，集母职、道德、才干于一身。从中可以看出，刘向的时代社会还普遍认为，主内的妻母既贤明又有才具是受到肯定的，因为这些才使她们对部族和国家做出贡献。《尚书》记载周武王说过“予有乱臣十人”，其中就有母亲太姒，而孔子却改为“九人而已，有妇人焉”。可见孔子的时代已经排斥作为母亲的妇人参与政事。刘向树立的“母仪”，初了王母、王后，还有普通贵族和平民。像春秋时期卫定公夫人定姜，为丧夫归宁的儿媳垂泪吟诗送别，树立了一位“慈姑”的形象；鲁国季孙氏文伯之母敬姜，以“正曲枉”“均服”教导文伯相鲁之道，家居生活也处处以礼行事，能匡正儿孙过失，同代的孔子盛赞她的贤德慈惠。还有一类慈母是善待前妻之子的继母，魏国芒卯的续妻，尽管前妻的5个儿子都仇视她，但当其中有人被系狱时，她四处奔走相救感动了魏王，赦免其前妻子死罪。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断织励学的故事，更是人人耳熟能详。楚国将军子发的母亲教诲儿子体恤士兵；齐相田稷的母亲教育儿子拒绝贿赂，做廉洁正直的君子……这些母亲都成为后代广为流传的教子有方的贤母形象。“母仪”不是人人可以企及，于是刘向又将那些具有一、二美德、才具——或仁智、辩通或贞顺、节义的母亲推举出来，供更多人效法。能洞察几微、规劝儿子和家人趋福避祸的“仁智”母亲如密康公母隗氏，她劝说儿子献出私奔投靠的三个美女给周王，不可自己享用，不听，招致周天子征讨而亡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预见儿子叔鱼和孙子叔虎有“狼子野心”，必给羊舌氏带来灭族之灾，后来得到验证；赵括的母亲深知儿子只会纸上谈兵，力谏赵王不要用儿子为帅，赵王不听，造成赵国血染长平的惨败。面对凶险而能从容申辩、化险为夷的“辩通”的母亲，首推楚国郢大夫江乙之母，江乙被楚国令尹诬告犯盗窃入狱，其母亲自见楚王，用巧妙的譬喻，指责令尹的诬枉和儿子的无辜，江乙终被赦免。《古列女传》中也列有贤明、贞顺的妇女，但多是妻子，即未来的母亲；“节义”的范围较广，保母乳母、继母、姑姑、妯娌、妻妾等多种角色身份，伦理关系已超出母子、夫妻范畴了。 在树立正面母亲典范的同时，刘向也列举了坏母亲——“孽嬖”代表。与三代兴国贤母相对立是末代亡国的“女祸”，像夏桀后妹喜，商纣后妲己，西周幽王后褒姒，都被指控为以色惑主，毁乱纲纪，导致家坏国亡的“厉阶祸首”。无独有偶，春秋时晋献公夫人骊姬，蛊惑献公废世子申生，立自己亲生儿子奚齐，迫使诸公子流亡19年，造成晋国政局长期动荡。这类导致乱政的母亲成为后代“女祸”的一面镜子。贵为王后、夫人，身为母亲，非但不被尊重，反招致指责詈骂，就是因为她们危及了家国安定，搅乱了男女内外界隔。有鉴于此，后人对身为母亲介入外部公务的才具智慧不再过多赞扬，而更多注重家内的母职和德行。但是在皇家，如果遇到继胤中断，幼主登基，还需母后临朝听政，这在汉、宋两朝特别引人注目。对于官宦和平民的家庭，演变到后来，对贞节苦孝、相夫教子的母亲的记载日多，充斥着正史和方志的列女传和私人着述的碑铭祭文中，后代各种女教书中，也包括身为母亲的妇女对女儿、儿媳辈的叮嘱教诫，汉代班昭的《女诫》开母亲着述教诫女儿之先河。其实，这是更有力有效的母性塑造渠道。
宋代开赞扬相夫教子的模范母亲之风气，像宋代苏洵的妻子、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亲自经营生计，保证、督促、勉励丈夫、儿子苦读，父子在着述和为宦留下令名。守寡的贤母更能得到儿辈和世人的敬重，欧阳修的母亲郑氏29岁丧夫，拉扯4岁的欧阳修，“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她治家俭约，同宦途风波的儿子忧患与共，还要奉养性刚严有礼的婆婆。唐宋以降，连篇累牍的墓志、碑文、祭文，对母亲的颂扬，客观上形成了男性学者文人对模范母亲的全力打造。元明请三代，理学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理学与妇女关系密切之处，其中之一就是鼓吹妇女守节，表彰像欧阳修母亲那样的节母；人要守得住，最好知书达礼，教子读书通经，成就功业，以光耀门庭。这时，官方表彰起着压倒一切的导向作用，《清史稿?列女传》列有300多名模范妇女名单，更多的是节母。像洪亮吉的母亲蒋氏，夫死教子读礼经，正音训，常常读书到夜半；陈时夏的妻子田氏自述她守寡的动力就是为了三子一女，“忍艰苦以冀其有成”“使余生不负于子女，死不愧于夫子”……这类模范母亲都是经过层层申报、严格挑选被礼部批准给予表彰的，有的还敕赐匾额牌坊，荣耀闾阎。把青春、幸福奉献给子女、父母舅姑，把荣誉留给家族，忘掉自己的女性，就是那个时代的模范母亲，也是值得儿辈尊孝的贤良母亲。
　　尊母孝姑：礼俗积淀与孝子贤妇制造 既然文化已经把母亲分成了好/坏类型，那么体现在行动和态度上，就是区别对待：身为母亲的褒姒和骊姬受到最严厉的诅咒和恶毒的咒骂自不必说了，就连知书达礼教育出像宋恭伯姬那样恪守礼数的女儿的穆姜，只因她后来与叔孙侨如合谋废立，事情暴露被儿子囚于东宫9年有人劝她出逃，她占卜为随卦，深刻反省自己犯下了不仁、害国、害己、不贞的罪行，宁肯死在囚室，这是史载第一个自责反省的母亲，“一失足成千古恨”，咎由自取，无人同情；刘向撰《古列女传》把她打入“孽嬖”一类，当年守礼的一面也一笔抹煞了。
贤母们则别是一番荣耀。众所周知，华夏文化传统中没有母权时代，但在家庭中母亲对儿孙辈特别是子妇们握有较大的权力，有学者用“子宫家庭”来表述这一特点。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文化建构的作用，如前所述，那些贤德、劬劳的母亲，无论出于人伦还是道德，都会受到儿女的尊孝、社会舆论的肯定甚至国家的表彰。母慈子孝的伦常关系也是家国稳定兴旺的基础，所以历代文化人和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提倡。孔子提倡“事亲孝”，孟子也以孝母闻名而“亲”是包括父母双亲；不过对母亲的孝敬，儒家又有言曰：资于事父而孝母，这是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母亲因母爱、母职得到儿女尊孝的回报，也是本于性情，儒家制礼就说是本于性情，合乎人伦的。儒家提倡孝，把它看成是人伦之本，培养忠君爱国之心是以孝亲开始的。在历史上，也不乏把“孝”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的朝代《孝经》谓“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汉代“母氏尊崇”，女主临朝频频，就与“孝母”的“国策”有关。“以孝立国”，这既得力于儒家纲常伦理的倡导，又借助于阴阳家“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的“论证”。《春秋繁露》、《东观汉记》、《白虎通义》以及无数古今经学家对先秦经典的再阐释，就是强有力的权力和学术合谋重新规范天人和人伦关系。在具体的关于孝的礼仪规则风俗上，多家阐释的《礼记》在那时大行其道并成为后世效法踵增的依据。这里只举出尊孝母亲的礼仪、风俗。母亲在世时，作为儿女子妇对母亲应遵守如下礼数： 奉养。《礼记.内则》规定了晨请昏省之礼，早晨，儿子和媳妇在鸡叫头遍就起床梳洗完毕，带上服侍长辈的用具登堂拜见，下气怡声，问寒问暖，问疾搔痒，出入扶持，进盥递巾，侍奉饮食，事毕然后唯唯而退。晚上，还要再去请安。一日三餐，子妇伺候，饭前还要先品尝再奉长辈。侍奉当中，晚辈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打嗝、吐痰、喷嚏、打哈欠、申懒腰等不敬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孝母是儿女对母恩的回报，然而，事实上孝母的责任更多落在娶来的儿妇身上，孟子公开说过“娶妻为养”，就是奉养丈夫的母亲。这是儒家孝母文化的突出的特点，也是后代孝妇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根源所在
听命。尽管儒家有“三从”的规范，但“从子”一直服从孝母。儿女养老，要“乐其心不违其志”，做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礼规定孝事父母，即使父母有过错，也应该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劝谏；父母生气，鞭挞流血，也要跪受，起来依然敬孝。作为儿媳，更需小心侍奉婆婆。如果婆婆认为儿媳不贤，就应该休掉妻子。东汉时广汉人姜诗的母亲喜欢喝长江水，一次儿媳汲水遇大风未能及时赶回，婆婆口渴，抱怨媳妇不孝，姜诗怒休妻子；妻子没回娘家住在邻舍，昼夜纺绩，换来美味，请邻母送给婆婆，婆婆感愧把媳妇接回家。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就是婆婆过于固执，才成了礼数的牺牲者。 母亲去世，礼书规定了对母亲行孝的各种规则： 治丧：不但治丧事哭得哀痛悲伤，需要昏迷苫块，痛不欲生，尽哀守礼，才算孝子。如清代大儒颜元起初严格按照朱熹的《文公家礼》为养祖母服丧，不吃不喝，昼夜号哭，差一点送了性命；致使他后来抛弃了理学，创立“颜李学派”。 服丧：丧事完毕，还要遵照丧服礼制规定服丧守孝。《礼记》规定，父殁，子为母服齐衰3年，父在，子为母服齐衰1年。尽管对父母服丧时间有不平等的问题，但无论出于母子情深的哀伤，还是对孝母美德的追求和不孝恶名的逃避，守孝尽哀的孝子故事历代层出不穷，如《后汉书》中有每逢雷雨天绕母亲坟墓相陪伴，惟恐雷击和惊吓母亲的孝子，也有在母亲墓旁建庐长年住守陪伴的孝男。 上行下效，礼渐成俗。尊母孝姑既然是公认的美德，家族能得到荣耀奖赏，男人还能换来官爵俸禄，何乐而不为？于是母子情深的孝道被扭曲了，出现了不少极端的做法，矫情、残忍如郭巨埋儿，为的是儿子不与老母争食；遇到母姑疾患，除了侍奉汤药，又生出舔目尝粪、刮股、割腕甚至挖肝以疗亲的花样。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表彰的孝妇越来越多，在孝的项目上也空前繁杂，除了上述“割股疗亲”、尝粪舔目外，还有殉死、庐墓守节不嫁等多种行孝方式，仅举《古代图书集成》所见明代孝妇孝行统计数字来看，明请以降，妇女已经成为极端孝行的主体，孝子的作用更多被孝妇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