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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扩对区域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试从对已有评述的角度，分析欧盟东扩可能造成欧洲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前景。通过文献综述并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归纳和小结，让国内学者了解当前国际上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后，有关劳动力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并以此分析欧盟东扩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欧盟东扩 中东欧国家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要素移民
1．引言

2004年5月1日，8个中东欧国家以及马耳他、塞浦路斯共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此次东扩的10个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相差悬殊，贫富差距程度远远大于以前陆续加入欧盟的国家[1]。
表1 东扩国2002年人均收入与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同期对比GDP本国劳动力在二、三产业的年均收入人均GDP的购买力平价失业率塞浦路斯*72捷克－59爱沙尼亚－41匈牙利56拉脱维亚－35立陶宛**39马耳他53***波兰39斯洛伐克47斯洛文尼亚－73欧盟原有国9161****100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Eurostat，World Bank，OECD和national sources综合整理后得出
*：为塞浦路斯政府所控范围内的统计数据；**：1999年数据；***：2000年数据；****：2001年数据

为此，国际上大量学者采用各种方法，针对欧盟东扩可能带来的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了理论或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由于角度各异，因此研究的方向各有侧重。即便是方向一致，也经常因为研究方法的迥异而造成研究结论的不同。本文将这些文献分为：①关于中东欧国家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研究；②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区位研究；③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每个方向中力图展示比较有代表性文献的研究结论并进行简短评论。作者希望采用文献评述与小结的方式，让国内学者了解当前国际上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后，有关欧盟区域内劳动力流动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并以此分析欧盟东扩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变动与发展前景。

2．关于中东欧国家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研究

Fassmann和Hintermann采用“民意调查”的方式，并综合考虑中东欧国家居民在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后认为，中东欧国家移民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实际潜在移民总量”为中东欧国家现有人口总数的2%左右。[1]Layard，Lundborg，Baurer and Zimmermann采用“递推法”研究后认为，未来15年内中东欧国家移民到西欧国家的人口数量不会多于其人口总量的3%。这就意味着，每年中东欧国家将有大约20万人口移居欧盟原有成员国。另有一些学者通过此方法推算后认为，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每年将有13万人移民到原欧盟15国。[1]Hille和Straubhaar使用了引力模型，预测中东欧10个国家每年将有34万人移民到欧盟现有15国，这一流动规模将持续12年，总流入量将达到400万人口，直到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基本持平为止。Boeri假设劳动力流动、收入差异和其它一些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并由此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Boeri模型的这种假设，主要以合成－协整检验为基础。此外，这类模型还可以计算两国之间长期的移民数量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调整速度。Boeri的统计结果显示，从长期看，10个中东欧国家将有－%的人口移民到德国。Boeri进一步认为，一旦劳动力可以在中东欧国家与德国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德国接纳来自中东欧国家移民的初始增量将是2－3万人。在另外一个计量模型中，Boeri假设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以年均2%的速度向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逼近，欧盟原有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失业率保持不变，劳动力流动受不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激励，同时也受劳动力转移成本、目的地劳动力市场吸收能力等条件的制约。该模型统计得出的结果显示：因欧盟东扩衍生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将持续30年左右的时间，转移人口由2000年底的85万上升到390万左右。另外根据激励和制约条件宽松程度的不同，Boeti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最终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在290－490万之间。Anzelika Zaiceva根据欧盟南扩经历，并加入了所谓国家特性变量和非时间变量，构建了一个移民函数，通过对不同情况的预测后认为，已经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共10个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每年的移民总量在30－50万之间。随着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移民数量将不断下降，从2004年到2014年10个国家的移民总量将在350－500万之间，占中东欧国家总人口的3－5%，相应地占欧盟原有成员国总人口的1%。在这些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而目的国则主要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Zaiceva同时认为，即便是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的过渡期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也不会明显增加移民的总量。
3．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区位研究

Weifeng Zhou以欧盟原有的移民政策保持不变为研究前提，认为中东欧国家向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流动的数量和规模受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经济机会的差异、人力资本禀赋不同和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变化等方面的影响。Zhou认为，欧盟东扩后，中东欧国家流入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的数量是相对较少的。由于德国和奥地利与东欧国家毗邻，因此这两个欧盟原有成员国将主要接收来自波兰和捷克的移民。从区位上分析，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将主要集中到奥地利的东部以及德国的巴伐利亚和巴登－坞特姆波格等工业化地区，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与中东欧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而且在地理位置与中东欧国家最为接近。Zhou的研究同时显示，在这些区域内，劳动力市场中蓝领工人的收入将随着劳动力的西流和初级劳动岗位的东移，而出现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并且蓝领工人现有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被中东欧移民挤占；而对白领工人来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既没有负面影响也不存在什么收益。随着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涌入，欧盟原有成员国边境区域的劳动力会因此而遭受负面冲击，但是劳动力的涌入又会相应地提高这些地区的出口竞争力，扩大区域外出口贸易的规模，刺激就业岗位的增加。因此Zhou认为，欧盟东扩对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就业总量不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4．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
Ben J. Heijdra构建了一个代际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重点研究了欧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移民产生的一般均衡效应。Heijdra发现，移民并不会影响欧盟一体化后区域内的长期失业率，暂时性失业会随着劳动力市场快速的自我调整而很快消失。移民仅仅会产生短暂的失业效应，这种效应的大小与移民的年龄结构有关。如果移民能够引致原有成员国总体产出的扩张，那么就会刺激区域内产业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并由此进一步提高区域内的资本密集度并减少长期失业。如果移民集中在低技术工人群体的话，那么劳动力移入国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和就业率就会下降，而高技术工人在工资和就业方面则不受影响或福利水平略有提高。Heijdra同时认为，在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体化产生的失业效应主要与原先的工资税率和失业救济金的大小有关。在实证研究中，Heijdra用一般均衡模型对德国由于欧盟东扩可能产生的移民效应进行了实证，发现一体化导致的失业效应在程度上十分有限。Matloob Piracha使用了一种持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研究了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Piracha认为，在欧洲内部，劳动力并不会大规模且持久地向同一个方向流动，劳动力往返式流动才是经济动态变化的一种自然反应。文章的结论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欧盟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让职业和岗位更具有流动性和延展性，并不是简单地创造失业。同时，这种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更是大有帮助。因为劳动力流动不是一种短期现象，劳动力长期的往返式流动可以提高中东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而且短期移民在外的中东欧国家居民可以带来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汇款。Piracha还进一步指出，当前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欧盟原有成员国更富有弹性，意味着它们可以更加有效地容纳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冲击。对于劳动力流出国而言，移民可以对国内的收入分配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仅提高了中东欧国家的名义工资水平而且减少了收入的相对不平等性，由此提高了收入分配的效率。5．简短评述与小结
1． 关于中东欧国家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研究

在研究欧盟东扩可能造成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劳动力流动规模的问题上，国外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民意调查法、递推法以及基于Harris－Todaro框架下的静态模型、动态模型、在考虑各国间稳态性差异变量基础上的动态模型和误差构成模型等几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式迥异，而且在研究方法的个别应用上还存在不少缺陷，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倾向于认为：中东欧国家未来在向欧盟原有成员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流动人口数量并非巨大，劳动力流动不会出现无序、失控的局面。我们在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再思考后，也基本认同上述结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①此次东扩的8个中东欧国家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还是从政治实力来看，相对于欧盟原有成员国来说，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小国，难以对欧盟原有成员国产生太大的影响，更不可能撼动欧盟已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②劳动力的跨区域移动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劳动力要素相对于资本和技术要素而言，是最无法在实体经济中快速、高效流动的要素。如果考虑要素流动需要花费巨大成本、流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障碍以及要素流动过程中获取信息的不完全性等各种现实情况的话，那么劳动力要素肯定不会出现如经典理论中描述的那种自由流动。③由于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在技术和要素密集度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只要要素的替代弹性在生产不同产品时存在差异，那么就极有可能出现所谓“要素密集度逆转”，而均衡的相对要素价格由资源禀赋、奢好及要素在不同国家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决定。一旦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在产品奢好或同一要素在各国生产不同产品时的替代弹性存在差异，就会发生“要素密集度逆转”这一违背H-O-S定律的现象。基于上述三种考虑后，我们认为，欧盟东扩后，中东欧国家工人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会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初级劳动力市场产生过于强烈和持久的影响，更不可能造成欧盟原有成员国初级劳动力市场的“雪崩”。

　　2．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区位研究

Zhou基于H-O-S框架对欧盟东扩前后，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研究过程中，Zhou把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素作为研究劳动力流动区域问题的侧重点。欧盟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Zhou结论的准确性：截至2000年底，欧盟原有成员国共接收了约85万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占欧盟当时人口总量的%，其中约有80%的移民定居到了与中东欧国家接壤的奥地利或德国；此外，这85万移民中劳动人口大约有30万人，占欧盟当时劳动力人口的%。但是，遗憾的是Zhou的所有预测都是以欧盟现行的移民政策没有变化为前提的，一旦欧盟的移民政策有所变动，其上述种种预测的准确性将会大大折扣。其实，在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问题时，我们认为还应该与目的地贸易、FDI的预期发展息息相关为什么欧盟原有成员国的边境地区将成为中东欧国家劳动力流动的首选地呢？除了成本因素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结论，我们自然可以预测，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贸易最活跃的区域一定是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原有成员国毗邻的地区。这些地域由于运输成本低，自然成为贸易的主要发生地。此外，根据FDI的区位理论，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欧盟原有成员国向中东欧国家FDI的首选地区。垂直型FDI的涌入，必然带动了边境地区贸易量的扩大。Laura Resmini认为，FDI集中度越高的地区，产业就业的地区份额就越多。相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国内那些对运输成本和市场接近度要求较高的产业，容易在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交界的地区发生产业重新定位或产业集聚的现象。[10]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当前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过渡期内的劳动力流动。根据入盟协议，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其国内工人不能立即自由流动到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去寻找工作。尤其是与东扩国毗邻的奥地利和德国，将在未来7年内有权限制东扩国劳动力的流入数量，以“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11]因此，在过渡期内，中东欧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将是波兰、捷克与欧盟原有成员国接壤的边界地区，这些地区将是未来欧盟原有成员国向中东欧国家FDI的首选地，同时也将是贸易最为活跃的区域。该区域是中东欧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吸引劳动力的流入。第二阶段，是在过渡期满后，这些在波兰、捷克边界集结的劳动力将不断通过“边界走廊”向德国和奥地利延伸。这两个国家由于与中东欧国家最为毗邻，因此将成为中东欧劳动力流动的首选地。但是，由于存在过渡期和边界地域的“缓冲效应”，因此未来真正流入德国和奥地利的移民的数量不会过于庞大。

3．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

综观后，我们发现，国际上研究欧盟东扩后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内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时，过多的都是考虑劳动力流动对欧盟原有成员国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作者认为，这可能夸大了劳动力流动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其实，劳动力流动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经济拉动作用将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应注意到，中东欧国家当前劳动力发达程度较欧盟原有成员国低，是由于中东欧国家以前采用前苏联职业式教育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上世纪8、90年代以后，中东欧国家纷纷采用了西方教育模式，中、高级教育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和发展，2002年中东欧国家接收中级以上教育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5%以上。今后流动到欧盟原有成员国中的可能更多的是中、高级技术人员，他们对提高原有成员国劳动力的整体层次是大有好处的。其实，由于流动成本的存在，导致真正流动到欧盟原有成员国的移民中，更多的将是那些拥有一定技术而且文化素质较高的脑力劳动者。

由此，我们进行了逆向思考后认为，欧盟东扩后受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负面冲击最大的，实际上并不是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初级劳动力市场，而是中东欧国家的中、高级劳动力市场。中东欧国家这种智力流失，将促进欧盟原有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可能导致中东欧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浪费，大批优秀人才的外流必然不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当前中东欧国家应该像欧盟原有成员国研究如何保护自己的初级劳动力市场那样，研究如何才能让本国的中、高级劳动力市场不遭受人才过度流失的负面冲击。我们认为，当前中东欧国家应该在大力培养本土人才的同时，创造条件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努力为人才搭建其展示能力的平台，让他们更安心于在本土安营扎寨，这不啻为中东欧国家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1] Romesh Vaitilingam, ed. (2002), ‘Who’s Afraid of the Big Enlargement?’[C], CEPR Policy Paper ；

Hille, H. and T. Straubhaar (2001), ‘The Impact of EU-enlargement on Migration Movement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Results of Recent Studies’ [M], in OECD, Migration Policies and EU Enlargement. The Case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ris: OECD, ；

Tito Boeti, ‘Structure Change, Welfare Systems, and Labor Reallocation: Lessons from the Transition of Formerly Planned Economie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Tito Boeti, ‘Eastern Enlargement and EU－Labor Markets: Percep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 IZA Discussion paper , February 2001；

Anzelika Zaiceva(2004), ‘Implications of EU Accession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Migration Pressure’,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184；

Weifeng Zhou(2004), ‘EU-Enlargement, Migration, Labour Market’, Working Paper；

Ben J. Heijdra and Christian Keuschnigg(2000), ‘Intergration and Search Unemployment: An Analysis of Eastern EU Enlargement’,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41；

Matloob Piracha and Roger Vickerman (2003), ‘Immigration, Labour Mobility and EU Enlargement’, Working Paper；

李宁．欧盟东扩对区域内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2．

[10] Laura Resmini(2003),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patterns of industry loc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C], Paper to be present at the 43rd ERSA European Conference；

[11] “Enlargement Dispute Solved”, EU observer, June 1, 2001, /?aid=2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