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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论析

　　摘要：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忧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忧人口增长的压力太大；忧国家科技、教育落后，忧环境污染问题；忧党的执政能力不强。其鲜明的特征是：清醒的危机意识、深切的责任意识、坚定的信念、理性的超前意识。
　　关键词：晚年陈云；忧患意识；忧民；忧国；忧党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对人间疾苦的悲悯情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高风亮节与伟大人格的重要标志。陈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不是对传统忧患意识的简单继承，而是其崇高的思想境界、深刻的理性精神和伟大实践的重要体现。
　　一、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
　　在陈云的一生中，充满着对祖国前途和命运、人民幸福、党的事业的强烈忧患意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0月16日，陈云就给在中央一线工作的李先念写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由此可见，陈云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是缘于中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可以说，陈云的忧患意识是历史的、具体的。

　　第一，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从事建设，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使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被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还没有根本改善，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贫困，对此，陈云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第二，从全球背景看，这是陈云对国际局势新变化深刻认识的结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掀起科技革命的浪潮，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获得了大发展。不仅美国、欧洲、日本发展很快，亚洲还出现了“四小龙”。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颠覆、渗透、遏止等方式阻止新中国的发展，并把“和平演变”作为其重要战略。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未雨绸缪，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问题，并不断增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增强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领导力量看，在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中国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等作风和情绪。作为执政党只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克服自身在前进中的困难，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四，从物质基础看，实现远大理想的基本条件是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工农业基础薄弱，要在这样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可忧之处实在很多。所有这些，构成了陈云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重要依据。
　　二、晚年陈云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综观陈云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陈云的忧患意识可以概括为：忧民、忧国与忧党。
　　(一)忧民与忧国。
　　在陈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为邦本，没有人民也就无所谓国家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第一，忧对农业重视不够。由于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摆在了优先地位，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否则无法摆脱落后和被动地位。但是，在后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忽视农业的现象，导致农业成为制约、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因素。1977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少71亿斤。面对粮食不足的问题，陈云强调：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陈云在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土地比我们多。中国耕地少，人口多，是个基本矛盾。”农业要下决心搞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必要的农业投资等。”，陈云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陈云认为在中国搞经济建设必须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必须把落后的农业和庞大的农村人口这个现实考虑进去：“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陈云主张：要把握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要量力而行，要顾及发展。陈云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要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认为必须重视综合平衡。历史上，“大跃进”的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多次呼吁要重视综合平衡，要解决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
　　第二，忧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出现了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震荡。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多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重要思想。改革需要理论指导，然而，中国的改革恰恰是理论准备不足。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僵化思想和僵化观念不可能为改革做理论准备。“摸着石头过河”论，比较好地解决了既要改革又要避免大的社会震荡的矛盾。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错误赶快改。这样，看起来改革的步子放慢了，实际上却是很有效地加快改革的方法。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还说：“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下河去试一试。”陈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稳妥的观点，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显示出不断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效应，既有助于缓解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也有助于克服来自僵化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干扰，从而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改革，以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忧国家科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生产要素中应用日益广泛。要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科学生产力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现代化大生产表明，知识分子还承担着高科技直接应用于生产的任务，他们和生产工人一起将高科技这种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且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主体生产者。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也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新的飞跃，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云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提出：政治上要团结和信任知识分子，在工作上要尊重和支持知识分子，在生活上要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1982年7月1日，陈云专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强调要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些人是当时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靠他们来做。因此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利国利民的，也是符合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的。陈云提出：要把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看作是基本建设中的最基本的建设，要不惜代价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第四，忧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建设能否协调一致。早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就支持马寅初先生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会议期间，马寅初提出的人口理论受到了一些人责难，陈云在一个便签纸上写下‘气可鼓而不可泄’七个字，托人带给马寅初”。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次全会上，陈云提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1979年6月，陈云在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人口是爆炸性的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准一个”。“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到了80年代初，我国的人口压力更加严重。1980年6月14日、15日，陈云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写信，提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是陈云等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力推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不断完善。
　　工业文明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1979年6月17日，陈云写信给李先念和姚依林，指出：“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981年9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有些问题必须考虑长期计划。比如，水的问题”。“水资源短缺，在我国北方是个大问题。”“总之，水资源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解决城市中的污染问题，从长远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工厂里头早投资比后来补上去省得多。”此后，陈云多次呼吁重视这些问题，提出：一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加大投资比例；三是加大落实力度反复督促检查，层层落实责任。1990年6月6日，陈云在一篇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文章上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
　　(二)忧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党的领导，中国又将回到一盘散沙的年代。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一，忧党的作风。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建设面临新的严峻考验。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针对党风状况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陈云进一步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的，但因谋私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此，陈云向全党发出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要“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只有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陈云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第二，忧共产党能否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个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能否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取决于这个党是否确立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执政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否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前提是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这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陈云提出：“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搞经济建设，最终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可见，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忧党的干部队伍老化。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重新走上中央领导核心的岗位，主管组织工作和纪检工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给干部队伍的破坏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我们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为此，陈云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因为：提拔少了不够用。关于提拔干部的标准，陈云认为：一要坚持“德才兼备”。“才干固然重要，但德还是第一。”二要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三是“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派系。
　　第四，忧党的宣传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陈云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80年11月前后，陈云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宣传上要有人把关。”陈云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都不能丢。
　　现代社会，宣传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具牢牢抓住，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陈云提出：要“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
　　第五，忧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陈云认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措施。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动议。这既是考虑到当时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的实情，设立书记处可以使他们摆脱日常小事，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更是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陈云提出：“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陈云要求：要正确处理领袖与党员群众的关系，既要重视领袖的作用，又不要夸大领袖的作用；既要崇敬、热爱领袖，又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把领袖神化。
　　通过党内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陈云深切感到要发扬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他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陈云对于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从他所提出的许多意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三、晚年陈云忧患意识的特点
　　第一，清醒的危机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所“忧”之“患”，就是一种危机，一种困境。陈云的忧患意识就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性、曲折性以及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性保持清醒认识，随时意识到危机的存在，特别是在表面上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这种忧患意识与发愤图强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要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不仅要以深挚的情感忧国，更要以非凡的实践强国。
　　第二，深切的责任意识。1981年5月，陈云向全党呼吁：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正是这种责任感，才能发现危机、直面危机，才能勇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才能最终消除隐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十六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开始进入中央委员会，形成新的领导核心。
　　第三，坚定的信念。陈云的忧患意识不是消极悲观，而是要在忧患中奋进，坚忍不拔，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陈云充满信心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第四，理性的超前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中最具智慧的不在于身居“困难的处境”时，“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而在于“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的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陈云经常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陈云晚年对资源、环境保护与人口问题的重视，就更加深了对陈云“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先见之明的认识。
　　综上所述，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人民、国家和执政党的忧虑，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寄予深切希望的理性认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有着深刻的理性精神。陈云的忧患意识是积极的、乐观的，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公而忘私的忧国忧民精神，是他留给我们治国兴邦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