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不闻”——刍议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对赵占魁报道之取舍.docx

新闻”与“不闻”——刍议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对赵占魁报道之取舍

　　关键词： 解放日报 延安 赵占魁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隆重地召开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赵占魁的画像与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被一同挂在大会主席台的帷幕上。[1]一名普通的工人能有如此荣耀，这源于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对赵占魁的报道。
　　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让赵占魁家喻户晓。那么，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是如何报道赵占魁的呢？其中又有哪些取舍？纵览1942年的延安《解放日报》，笔者发现其着重报道了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延安《解放日报》展现了赵占魁“安心工作”的作风。对赵占魁的首篇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中，延安《解放日报》引用生产科长的话：“来到工厂里不用问，你光看吧，那个唯一的穿着棉衣的，那个站在离炉子顶近的，那个工作最忙而出汗最多的，就是赵占魁。”随后，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中指出，“他在工作上不怕艰苦繁重，始终站在最前面，而且又做得最多最好。但他从来不夸张自己、不贪功；每遇论功行赏的时候，他总是让开，认为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自己并无什么功绩可言；并且他认为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正是自己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与人民的需要而多增加生产，亦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在其后的报道中，延安《解放日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现赵占魁克己奉公的精神，如1942年9月29日《恭喜赵占魁同志》一文最后指出：“只有在这里，一个工人，老老实实地，勤劳地做了工，才有这样的光荣，才有这样大的幸福，这样地被人学习和哄动”；张铁夫和穆青合着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通过这样几个片断——“在工厂里”、“老赵是从火里炼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和细致”、“工人参议员”、“‘我还能工作二十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赵占魁任劳任怨的精神。延安《解放日报》极力渲染赵占魁“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深”的精神，是因为有些工人恰恰缺乏这种精神。1942年，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边区联防总司令贺龙命令温家沟兵工厂在短期内造出10万颗手榴弹。而兵工厂工会主任狄德建却提出10小时工作制等于使用牛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并大肆宣扬“共产党一天不如一天，剥削工人；总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这种思潮影响及其恶劣，贺龙甚至愤怒地要枪毙狄德建。与之相反，兵工厂的翻砂股股长赵占魁不仅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还给青年工人做思想工作，这样的人无疑是一个值得树立的典型。毛泽东闻讯后，给邓发打电话说：“平时我听你们要找斯达汉洛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洛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所以，延安《解放日报》鼓动赵占魁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一方面讴歌劳动英雄赵占魁，一方面批判“那些只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力图增加工资，不顾工厂是否可能，甚至与工厂对立，任意浪费资材，采取怠工行为，破坏工厂生产的人。”延安《解放日报》言辞激烈地批判和热情洋溢地表彰，显然是为了鞭策后进、鼓励先进。所以，延安《解放日报》在报道赵占魁时，往往貌似不经意地指斥与赵相差甚远甚至截然相反的人，这也在情理之中了。无怪乎延安《解放日报》在对赵占魁的首篇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的开篇就引述厂长的话：“‘……有些善于自我吹嘘的人，虽然他自己是那样的空虚，他能把自己装饰得很圆满，甚至他能说得使人家把他的很瘦的身体当成一个大胖子’。”知悉内情的人，不难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这警钟让落后分子胆颤心惊。
　　延安《解放日报》不仅从横向上作对比以展现出赵占魁大公无私的品格，还从纵向上作对以揭示赵占魁努力工作的原因。
　　原来，“赵占魁和一般年老的工匠一样，在社会上曾受尽一切剥削与痛苦，过了半生困苦与屈辱的生活”，而“到了延安，他遇到一件一生梦想不到的事，就是他居然能够进抗大与工人学校学习。”[10]昔日之苦难与今日之幸福的比较，让赵占魁感喟：“我做了一辈子工，可从未看见工人会被选举成模范还发奖，还开会庆祝，还要给他演戏，这都是几十年工人流血斗争的结果。今天在边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真正已得到解放了。”[11]这种“忆苦思甜”在以后的报道中不断上演，如在张铁夫和穆青合着的通讯《赵占魁同志》里，赵占魁依然“没有忘记当学徒时受过的师傅的打骂，没有忘记那些资本家对他的剥削和工头对他的侮辱，他没有忘记因为拉了汽笛而晚到五分钟便拿不到牌子而失业一天，或是因为一点点不注意被扣除了工资。他没有忘记常常过着他不能供给家里甚至连自己吃饭也维持不住的那些日子。”[12]所以，他说：“咱们这里，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随便找厂长谈问题和兄弟一样，公家管吃管穿还发钱，人只要心里痛快，就是工作再累也甘心！”。[13] “忆苦思甜”运动可谓一箭三雕，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它既是政治运动，又是道德运动，又是宗教运动，其宗教性质是通过今昔对比证明人间确有一位神似的救星，其道德性质，则是警告如果忘记‘幸福之源’便是道德良心的败落，其政治性质就不言自明了”。[14]报道赵占魁昔日之酸苦和今日之甜美，延安《解放日报》意在召唤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进而忘我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这也就不难理解，赵占魁为何被马拉架扎烂一个手指后，依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的手是橡皮的”。[15]也不难理解，他在右脚被火红的镕钢烫伤后，依旧“拿着棍子拐来拐去的走着”。[16]
　　1957年，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的谈话中指出：“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17]对赵占魁的报道正是如此，延安《解放日报》在经意和不经意间略去了如下事实
　　首先，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工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从1942年9月7日至年末，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赵占魁的工厂时，要么称为“农具工厂”，要么干脆只字不提。如，“他自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今，一直在农具工厂担任熔炉看火的工作。”[18]“一九三九年五月，他从职工学校被调到农具工厂工作，一直到现在三年多了，……”。[19]“农具工厂”，顾名思义，应该是生产镰刀、锄头等农具的地方。不错，延安《解放日报》正是要外界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工厂性质这个问题上，延安《解放日报》基于保密的需要，不得不来个“不闻”。其实，据兵工厂办公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杨长春介绍，所谓的“农具厂”，就是兵工厂。杨长春说，“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立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这时，中央决定将原边区农具厂与原来红军的兵工厂、陕北红军修械所、延安何家岔的枪厂、安塞茶坊的手榴弹厂合并，扩建为延安温家沟兵工厂。”[20]扩建兵工厂的时间是1942年年初，9月7日的“农具工厂”不再是“农具工厂”，而是“兵工厂”了。正因为是兵工厂，所以才会生产手榴弹，所以才有狄德建煽动闹事而影响手榴弹生产。而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报道吴满有所在的工厂时，依然称之为“农具工厂”；在报道吴满有的工作时，也不提他生产的为何物。这种“不闻”，如前所述，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当时，国共两党貌合神离，延安既要应付日军的“扫荡”，又要防范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在这危急存亡之时，延安发展军事工业时，不得不高度保密。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今天，各国在军事报道中仍然高度保密，更遑论烽烟四起的战争岁月了。
　　其次，对赵占魁初来延安时产生的思想波动，延安《解放日报》作淡化处理。延安《解放日报》如此报道：“抗战爆发后，他从同蒲路退下来，走到西安，听说延安是工人出头的地方，于是就由安吴青训班转道来延。到了延安，他遇到一件一生梦想不到的事，就是他居然能够进抗大与工人学校学习。”[21]在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的笔下，赵占魁从延安到西安，简直就是从地狱升到天堂；赵占魁是欢呼雀跃、满心欢喜。其实，赵占魁是有个思想转变过程的。赵占魁开始的目的仅仅是“找活干”，谈不上“出头”；来抗大后，他“认为自己命苦，甚至想离开抗大另找工做。”后来，经中共中央职工运动筹委会负责人兼安吴青训班职工大队长张浩劝说，赵占魁才转变观念、安心地留在延安。[22]延安《解放日报》对这段经历不予报道。在传播学上，这种宣传策略被称为“Card Stacking” ，是指“选择采用陈述的方法，通过事实或谎言、清晰的或糊涂的、合法或不合法的叙述，对一个观念、计划、人或产品做尽可能好或尽可能坏的说明。”[23]当时，延安条件艰苦，毛泽东在回顾1940——1941年的历史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24]但成千上万的青年才俊仍然不远万里奔赴延安，这显然不是为了物质的享受，而是为了精神的富足。既然不是靠物质刺激人，那么，延安《解放日报》就要另辟蹊径：要在精神上鼓舞人。这就不难理解，延安《解放日报》为何舍弃有关赵占魁意志消沉的一面，而是展现其奋发向上的一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道德上感召人、在精神上鼓舞人。
　　李普曼曾提出“客观现实”、“主观现实”和“媒介现实”。对赵占魁的报道，1942年的《解放日报》试图重塑一个“媒介中的赵占魁”。其中的取舍，鲜明地显现出了延安《解放日报》对“客观的赵占魁”的改造。经过这样的改造，“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同志学习”到后来终于变成轰轰烈烈地“展开赵占魁运动”了。
　　[注释]
[1]王光荣.穆青与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J].人物春秋,2001,1:19.

张铁夫,穆青.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N].解放日报.1942-9-7(2).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N].解放日报.1942-9-11(1).

穆青.恭喜赵占魁同志[N].解放日报.1942-9-29(2).

张静.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D].湖南: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2007.

王光荣.穆青与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J].人物春秋,2001,1:18.

高长久.继续展开赵占魁运动[N].解放日报.1942-12-22(1).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N].解放日报.1942-9-11(1).

张铁夫,穆青.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N].解放日报.1942-9-7(2).

[10]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N].解放日报.1942-9-11(1).

[11]农具工厂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N].解放日报.1942-9-29(2).

[12]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N].解放日报.1942-9-13(4).

[13]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N].解放日报.1942-9-13(4).

[14]李泽厚.世纪新梦[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498.

[15]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N].解放日报.1942-9-13(4).

[16]赵占魁号召工友爱护工厂增加生产[N].解放日报.1943-1-4(2).

[17]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93.

[18]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N].解放日报.1942-9-11(1).

[19]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N].解放日报.1942-9-13(4).

[20]杨长春.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6,2:47.

[21]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N].解放日报.1942-9-11(1).

[22]杨长春.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6,2:45.

[23]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 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19.

[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