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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分析

　　[摘要]国内外关于“科学主义”之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必要追逐外国的时髦。当务之急是寻回科学的真精神，进行能够宽容对方的合作，重建中国的科学文化。
[关键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权力；文化

　　要想给目前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下个判断是非常困难的。这不单因为自从有了近代科学以来，类似的争论就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而且因为到了20世纪，争论的内容和形式又有许多新花样，不少问题的提法和彼此争论的观点，既有区别又有交叉，使人一时真假难辨。更何况，双方的态度和语言有时并不怎么“科学”，总是事关科学之外的许多人和事，让旁观者不便公开表明立场。如果非要表态，此时唯一比较恰当的做法或许是，将“望远镜”的方式和“显微镜”的方式结合起来，通过中外比较分析、具体情境分析和超越性分析，把问题诉诸科学史和社会学。这样，或许就不至于把争论变成混战，又可能让明眼人更容易看出个所以然来。
　　一、国外关于“科学主义”之争的历史经验
　　系统总结历史上关于“科学主义”之争的经验是项比较繁杂的工作，因为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争论很难被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比如，有案可查的最早的科学争论要算是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教派关于无理数的争论，它被认为是数学的“第一次危机”，其中根本就谈不到科学主义的名称和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科学”可言。然而，仔细品味自此以后科学史上近几十场有名的大争论，虽然主要都是关于具体科学观点和学说的争论，可其中又无不涉及对科学的理解和立场，特别是后来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精神”。这大概是科学主义在晚近能够崛起的历史思想前提之一。而在20世纪以前的争论中，真正与科学主义有点关系的可能是1633年天主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和1860年关于达尔文进化论之争，因为它们都是科学与科学之外的宗教权威的辩论，涉及到以科学作为立场还是以别的什么作为立场的选择。无疑，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最终”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以来，关于科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顿过，而且有了新的形式，其中，关于科学主义与非科学主义争论的思想发轫主要缘于英国作家斯诺于1959年在里德所作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斯诺的演讲主要是针对“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而表达的一种文化焦虑。这个演讲的反响无疑是巨大的。即使对外文译介量很有限的中文，也竟然出版了三个不同译本，其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而在世界文化史上，晚近以来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此更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本来，人们天真地以为到了世纪末特别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滥觞，这个问题在观念和理论上似乎已经解决了。没想到它会再度因为所谓的“索卡尔事件”再起战端。而作为这个事件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社会文本》杂志，就把代表他们立场的书籍命名为《科学大战》在社会上广为发行，从而再度推波助澜。
　　不过，随着世纪的转变，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即使“索卡尔事件”也不过如此。不管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批评，还是科学家们对所谓后现代主义者的反讽，都已经成了历史的谈资。结果，现在的西方人干事的照样干事，批判的照样批判，各自依旧走着自己的路。这是一种“健全社会”的表现。因此，总结20世纪国外关于“科学主义”的各种争论，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共同现象：
　　其一，这些争论基本是在科学已经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要是对科学的被泛化及其与权力的合谋进行质疑，以维护科学健康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民主资源和科学家自由献身科学的基本权利，是反对齐一化、坚持多样性的自由思想自我挣脱束缚的理性运动。
　　其二，这些争论基本“局限”在科学和文化的内部，较少学术以外的力量掺人，很少政治化的色彩，尽管争论本身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争论的结果对与错、是与非并不重要，甚至争论者的生活和活动也没有任何改变，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争论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尤其是引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由此推动了认识的进步。
　　其三，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越到近前的争论，信仰问题越被淡化，更没有社会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只就事情本身发起追问，只就问题本身进行讨论，这就大大保证了辩论的纯粹性和客观性，也提高了争论的质量和档次，提高了争论的有益性。
　　其四，让“围观”的人们感到稍显不足和“遗憾”的倒是大多数争论最终都不以成败论“英雄”地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基本分不出胜负，乃至不了了之。或许，这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也最有趣味和吸引力的争论，是“科学的”争论。
　　当然，在这些争论中，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的一方，由于知识储备和工具的不足，都经常闹出一些贻笑大方的滑稽场景，给争论增加了不少笑料和情趣，不过也仅此而已，往往并不影响争论的结局。　编辑整理。
　　二、中国“科学主义”之争的立场及中西差异
　　“科学主义”之争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可能来得稍早了些。因为说实在的，中国至今似乎还没有真正的“科学”，因为缺乏科学真正健康发展的机制，虽然有大量学科活动和成果存在。这好象是个悖论而又有点耸人听闻，但绝非信口雌黄，因为出产科学的文化往往比科学更根本。十年前我在《走出现代科学主义的牢笼》(《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初步分析。最近关于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负面效应的议论，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也正是这一尴尬境地，导致我们对当前非常热闹的争论不好轻易下结论。
　　套用一个比较俗化了的模式，20世纪中国社会关于科学主义和非科学主义的关系，大致走了一个“正反合”的路子。世纪早期特别是1923年开始的关于“科学和人生观”的论战，其背景是主张科学发展的意见比较占上风，使得固有的文化传统被挤轧到边缘；由于事关中国未来的命运，因而其实质就变相地成了新学背景下不同科学观的争论，并且最终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把科学奉为至上的神祉了。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科学当然要服务于甚至要听命于某个东西的调度，日久天长，也就在这种被调度中失落了自己。这就是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科学。现在情况又变了，当我们睁眼看世界时。似乎又直观到了什么，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一切又开始一边倒，不仅科学受到了“重视”，科学还凌驾于各种事物之上，成了评价的根本尺度，以至于连富于人文情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是“科学”的了。因此，中国当下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虽说有外国人的争论做诱因，也还主要是源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有的现实背景。
　　1、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共同立场
　　首先，他们都知道科学是有力量的，都认为中国的科学本身发展得很不正常，因而主张正确地发展科学，并且借助科学的有效发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其次，都反对科学以外的某些东西对科学活动横加干涉，虽然所反的对象各有不同。科学主义反对社会上不“懂”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发展“说三道四”，反科学主义则反对一些强力机构打着科学的名义对科学发展“指手画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对象具有很大的“重合”性。
　　2、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不同立场
　　首先，他们是强科学纲领和弱科学纲领主张之间的争论。科学主义者看到了科学发展的不足，主张要以科学统领和改变一切；反科学主义者恰恰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别的东西既然不能对科学横加干涉，科学也不能对其它事物这样，在这一点上人类的各种知识和文化应该是平等的。
　　其次，科学主义者承续的是近代中国传统的立场，如坚持科学的正确和权威地位，以及科学就是力量等；反科学主义者则以20世纪下半叶国外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作背景，其基本立场接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张，因而也可以看作是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这是主张科学应该被意识形态化和彻底的反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因而也可看作是选择一元价值与多元价值的争论。
　　3、与西方“科学大战”之不同
　　中国的“科反”之争虽然跟在外国人后头，但彼此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和角度。
　　首先，这是以各自的社会文化作背景的。“科学大战”的背景是美国文化氛围，这决定了不管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但说的是个真问题，而且是真说问题——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中国的“科反”之争是以其特有的意识形态作背景的，这样一个条件就意味着双方说的肯定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因而注定要有伤情的举动，特别是因为双方乱扣帽子而显得非常严峻，如还不着边际地扯到了什么“反科学”还是不反科学的问题。其结果肯定逃脱不了中国所有争论的命运，即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最终必然会有人出来做结论，虽然本来不存在完全的对与错问题。前几年与此相近的关于生态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结局就大体如此。
　　其次，与国外那种只是事关科学的争论不同，在中国这是一场科学与权力的谈判。就争论者的立场所代表的群体而言，实质是得利者和非得利者之间的一场话语权力之争。“科学”的受益者自然成了科学权力的维护者，反科学主义者代表的则是处于话语边缘的人群的声音。如此一来，他们维护的究竟是哪个“科学”，以及谁更“科学”，确实不容易辨别更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再次，“科学大战”在国外是一场共时性的争论即争论者大致立足于同一时代背景，基本上是现代性立场和后现代性立场之间的争论；而“科反”之争反映的是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在科学观上存在的“代沟”，如果非要为中国的争论找一个解释框架，实际上是接受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的人之间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冲突。论文 联盟
最后，以美国为中心的“科学大战”主要是科学界和人文学家之间的争论，而中国是一场没有当下真正工作着的科学家参与的争论，基本为科学界所不理睬。更有一些闲杂人等以为有机可乘，便匆忙披挂上阵，学者不象学者，不是学者却又拿出学者的架势，武刀弄枪、左右出手、纵横捭阖、制造“噱头”企图因此混个明星当当。这就需要仔细审视一下我们争论的方式和价值。如果都讲“科学”，那就老老实实地讲“科学”和“科学”地讲。切不可因为外在事情自相残杀、制造滑稽。

　　三、意义、问题与调和的可能性
　　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是迟早要来的。就此，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争论可谓生逢其时，因为中国社会在面向未来的途中究竟应该怎样走，必然会反映到科学的发展上来，这场争论在一定意义上就从一个侧面提示人们应对此予以关注。而且争论本身还带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科学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科学与社会主体的关系，以及争论中的彼此越权等问题。同样，这又是一场并不怎么合时宜的争论，因为它跟在外国人后面“追风赶月”，很有做文化“模仿秀”之嫌。其实，中国又不是西方，何必跟着人家后面胡乱炒作。结果，在人们还没有弄清外国人的争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反倒由于迅速泛起的各种文化泡沫而使许多人看不清国内争论的问题实质。
　　其实，就其与早年的“科玄之争”和国外的“科学大战”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下的“科反之争”作为“意识形态的后果”，大概只有社会意义，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学理价值。这就是它的根本问题和独特之处。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主要是折射了科学在中国发展的不正常性，而争论也就在于怎样理解和解决这“不正常”。这说明，中国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本来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愚昧和专制。科学主义针对封建干预，“反科学主义”针对一切霸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盟友，是并不矛盾的“举”和“反”，也就是说科学主义也有革命性。所以，科学主义的命运在西方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中国情况可能就比较麻烦，因为在现实中科学主义或许比反科学主义还有威力。即使这样，如按照理性自身的发展而言，则反科学主义无疑更具有长远性和前瞻性，因为多样化主张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更大的优势。当然，这样一“反”，人们可能担心会不会影响科学的发展，甚至一些愚昧迷信也会沉渣泛起。这其实是多余的，一方面科学过去在中国所走的弯路几乎没有是“反”的结果，何况现在科学与市场经济的密致性，谁人又能动得了它?另一方面，恰恰是“科学”得过强了，一些陈旧的东西也才打着科学的幌子混迹于世。
　　最后，关于争论本身，我们的基本意见是：
　　其一，科学也需要自我反省。科学肯定不是一个坏东西，但是这就象糖和猪肉虽然有营养，吃多了照样会出问题一样，特别是自近代科学被建制化以来，它就开始了与权力的合谋。当这种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如此，人类今天也就有理由把科学送上被告席进行审判。如果有谁因此认为，科学不需要批判甚至科学不允许批判，恐怕他早已经与科学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也就是反科学主义在学理上稍微优越于科学主义的地方。现在，坚持科学主义的势头似乎很猛，他们把“反科学主义”等同于反科学而极力声讨，以至于闹得反科学主义不得不一再辩解“反科学主义”并不“反科学”，滑稽得很。其实，“科学”又有什么不可以反的，当它被到处乱用的时候，同样要遭到抗拒。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与人的许多事情相关，并不是什么都可以“科学”的，再一方面科学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总是正确的，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能用正确与否来衡量。“五四”以来，中国人求科学而长期不得科学的命运，科学自己又负得了责吗?这里，最根本的不在于坚持科学还是反对科学的哪种观点而在于必须维护一种机制——文化多样性出产的机制。科学其实也不过是这种机制的产物，而如今它又想变成“老虎屁股”，谁都摸不得。岂有此理!
　　其二，“主义”并不就是好东西。事情一旦被“主义”化，就总有某些外在的东西掺人，有这个主义，也可能就有那个主义。例如，科学一旦被“主义”化，它也就被意识形态化，那与原来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倒是个更难堪的问题。所以，反科学主义者反的是这个“主义”，而不因为它是科学就停止。这使我们想起了胡适之先生早年的主张“少谈点主义，多谈些问题”来。因为“主义”盛行的国家肯定犯有某种毛病。我们自然不主张科学也“主义”化，但这是一切权力事物的“天命”，而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大概就在于它有走出这种命定的“革命性”。因为科学既然是理性的事业，那么当近代之初它在反对宗教时，就应该意识到自己被意识形态化的后果。什么都有边界，科学之所以是理性的，就在于它知道自己也有这个不足，而不把科学变成理性的宗教。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追问：究竟什么是科学?谁有权自称“科学”?今天该如何坚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反”得恰不恰当，保持这样一种清醒无疑是更加理智的。
　　其三，应该建立良好的争鸣文化。科学既然自称“科学”，就该做出这个榜样。在科学的自我反省中，既没有必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拥护，也没有必要别人说啥我们也吆喝啥，更没有必要随便动“粗”，因为从争论变为漫骂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恢复理智却很难，而且这样不仅对争鸣毫无意义，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乱更糟。我们从现在的讨论中就已经嗅到了某种火药味，有时感到很可笑。这里，想就挑起美国“科学大战”的“元凶”索卡尔的做法说几句。
　　索卡尔利用《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们对科学的“外行”，而抛出诈文，不仅践踏了主张多样化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善良和宽容，而且他试图让《社会文本》的编辑们也和他一样懂科学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科学霸权的暴力行径。由于他的目的本身带有不善性，也就是在诈文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诈骗的恶意，因此它的唯一价值就是使人们开始质疑究竟什么是科学写作的“真”，中国人所推崇的“道德文章’’是否还有意义。这种为科学大家所不齿的事情，只有在科学界根本不入流的人，才会干得出来。就此，“科学大战”不过是场闹剧。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了索卡尔而津津乐道，拿来作当下争论的调料。
　　其四，这里想提出一个倡议，就是科学主义者和反科学主义者的“合作”。因为这颇似美国大选中的“驴象之争”，争论双方不仅有共同的目标需要努力，如中国需要真科学，尤其需要科学的真精神，而且他们彼此都有对方值得吸收的东西，更何况不少人曾经就是一伙的，本来就有合作的现实基础，就此“让人三尺又何妨”。或许这样，才能在争论中寻找中国自己的意境和趣味，使人们真正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事理性的事业，该干啥干啥。这才是“科学的”文化，也是本文对这场不合时宜的争论给予不合时宜的评论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