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政体的关联.docx

德性与政体的关联

　　摘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结合虽然是出于自然的本性的产物，但是国家的目标不仅仅是生殖与生存。更重要的在于国民的安家乐业和获得幸福，就是指一切美德的实现，城邦的最高的目的是追求至善的生活。
　　关键词：德性；政体；中庸
　　1　公民的界定
　　一种政体就是关于一个城邦居民的某种制度或安排，城邦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形成的某个整体。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公民的概念如何界定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要求，把公民称之为“无定期的官职”。至于居住地以及父母双方是否是公民，甚至侨居者是否拥有公民权利，这些都是一些外部的界定因素，在不同的政体情况下，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例如有的公民定义适应于平民政体下的公民，对于其它政体就不一定适用。通常的公民定义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不包括只有一方是公民的。但是在雅典，克勒斯泰尼把大量的外邦人、奴隶和侨居者也都纳人了各个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公民，没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那么这样的公民是否具有正当性呢?就像亚里士多德举例所说的那样，当寡头制和僭主制蜕变为平民政体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推翻原来的义务和契约，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契约都是僭主所制定的。在这种政体之下可能是奴隶，然而在转变政体之后可能成为统治者了。
　　一个人是不是公民最重要的是要遵循自然的概念，就像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就是自然的安排。在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注定。就算在有的情况下由于社会整体形式的改变，由奴隶改变成为公民。也不具备社会地位高的人所应有的德性。高贵之人所具备的德性不是后天培养所能养成的，这种观点可能有老子的思想在里面，任何事情如果强求最后都会变质，强调事物的本性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公民和奴隶在同一个城邦之中都能应尽自己的责任，保持自己应有的德性，那么城邦最终能达到至善的目的。
　　2　衡量城邦优劣的标准
　　在明确了公民的概念界定以后，那么在一个城邦之中，衡量城邦好坏的标准是公民的利益还是公民的德性呢?公民的利益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还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准呢?
　　公民的德性有哪些内涵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一员，由于每个人的职业和功能不同，所以每个人论及德性也会有所差异，但是公民所合力寻求的目标是维护整个城邦的安全。一个城邦不可能全部由最优秀的公民所组成，即使一个普通公民只要遵纪守法，恪尽职守，也能成为城邦良好的公民。那我们在寻求最优秀的政体的时候，这个城邦是否全部都要由善良之人组成了，即是否都要由最优秀的人组成呢?回答是否定的。既然城邦是由不同的成分组成的，既有统治者又有被统治者。就像一个家庭是由丈夫和妻子组成的一样，丈夫应该努力获取财物，妻子应该认真地操持家务。公民不可能只有惟一一种德性，奴隶的身份虽然低贱，但是他们也有特有的功能。一部分人天生就注定治于人，一部分就注定至治人，奴隶是主人的附属物，自然赋予努力不同的身体。适于劳作，他们在一个城邦之中也有重要的作用。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他们对奴役不仅是有益而且是公正的。统治者与公民的德性是不同的，统治者应该得到专门的教育，一心寻求治国的要道，所以好的公民和政治家用不着去学做被统治者的活计，除非是为了自己的一时需要。否则就无法分辨主人和奴隶了。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善良之人的德性和普通公民的德性是否是相同的呢?这样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来考虑，第一种情况就是天生优秀的人或者是出生高贵的人天生就是统治者，他们的德性与普通公民的德性当然是相异的，这种情况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二种情况是地位平等的人即自由人对自由人的统治，讨论的是共和政治的统治。亚里士多德举例说，统领骑兵的人必须学会受骑兵将领的统治，统领步兵的人必需学会受步兵将领的统治。俗话说，没有受过统治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统治者。一个善良的人必须要精通这两个方面，他的德性不能只限于一种，在这里，我于“德性”一词理解为才能和秉性。有的德性使他接受统治，有的德性使他被统治，就像如果女人像男人一样男敢反而不会为人们所赞赏。所以亚里士多德最终在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和良好公民的德性是否相同的问题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有的城邦两者相同，在另外的城邦却又相异。即使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不是每一位公民都如此。
　　3　德性与优良政体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一个城邦所维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存在?城邦的存在有利于公民的生活吗?人们即使能够独自的生活，也会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会将他们聚集起来。对于一切共同体和个人来说，享有美好的生活，顺应自然，是人生最大的目标。依据自然的法则，公民统治依据的是平等或者同等的原则，公民认为大家应该轮番执政。显而易见，种种政体都应该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着眼点。如果是仅仅着眼于统治者利益或者是最优秀的人的利益的政体都是不公正的。正如有的人在未成为统治者之前。时时为别人的利益着想，但是在成为统治者拥有权力之后，希望从公众财物和官职中捞得好处，一旦没有官职，就会失魂落魄一个政体由多少人执政，就会衍生出不同的政体，分别有一个人、少数人任何多数人执政的三种情况。根据上述分析，正确的政体必然是，这一个人、少数人或者多数人都必须以公民的共同利益为施政目标。因为真正的公民必定在于参与行政统治，共同分享城邦的利益，这才是公民的本质。由此衍生出来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政体，他们的变体分别是僭主制、寡头制、共和制，这些蜕变的政体没有一个是为了全体公民谋利益。由多数人执政胜过由少数最优秀的人执政。因为众人中每一个人都部分地具有德性和明智，当他们聚在一起，在习性和思想方面也是不拘一格。这个人懂这一部分，另外一个人懂另一部分，合起来所有的人就可以懂所有的部分。因此既无财产又无德性的自由人完全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惟一的解救办法就是让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事务。只要群众不是过于卑贱，群众整体的判断就会优于至少不逊于行家的判断。
　　每种政体的分类从表面上看是按照统治者人数的多少进行分类的，实际上是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的。一旦富有者执掌政权，就产生寡头政体：一旦那些穷困潦倒的人执掌政权，就产生了平民政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穷人居多，富人较少。如果是由少数人执政，肯定权力掌握在富人手中，不可能一个社会穷人比富人少，这种情况是极少会出现的。一个整体中，富有的人只占少数，而全体公民都应分享自由，财富和自由才是这两种政体存在的根源。
　　那么怎样区分政体的优劣呢?前面的讨论已经确立了一个原则要以执政者要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标准。那么按照这个原则平民政体应该是最好的政体。如果财产是人们结合成共同体时的最终目的，似乎寡头政体比较有优势，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呢?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应谋求优良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奴隶和其他动物就也可能组成城邦了，可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奴隶和动物们不能共享幸福或符合其意图的生活。最崇高的生活当然是幸福的生活，因为幸福是“最高善”，而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乎德行的实现活动。大多数人要拥有幸福的生活，这就不得不考虑导政治上的德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公民没有德性那么城邦只会成为一个单纯的域上的连接体。如果一个城邦的人们没有相互往来和公共生活，或者是相互侵害对方，公民每天都勾心斗角，那么这样子就不是一个城邦。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友爱使人们选择共同生活的初衷。城邦是若干家族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和自足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而善德就在于行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可以看出，中庸的生活是最崇高的生活。混合的共和政体具有较大的优势，折中之中就已经有了混合，因为两个极端都会在同一折中表现出来。在斯巴达体制中。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受到同样的抚养，接受同样的教育。在共餐制中，他们吃的是同样的东西。斯巴达政体就已经体现了一定的综合的意图，寻求民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城邦分为三个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一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他通过分析认为只有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公民在整个城邦中是最安分守己的，他们既不会觊觎富人的财富也不会被穷人所觊觎。中间阶层最强大的时候可以超过其它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最大限度地让公民拥有政权；即使力量比较弱小，也能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两种极端转变，防止政权的频繁更迭。他的这种以中产阶层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民主政治的思想。在一个城邦之中，极富者和极穷者毕竟都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公民都介于这两者之间，他们的愿望是实现优良的生活，财富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他们能够运用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使城邦的各项事务顺利进行，保持城邦的稳定。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也许这一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4　结语
　　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优良政体需要以公民的优良德性作为支撑，他说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而善德的关键就在于有中庸政体的保证。那么。要保持最优良的政体就需要保证中庸政体的实施，关键是要保持民主和法制的实施。善德的保持需要民主制度作为支撑，古时的城邦民主虽然是最原始的，但是显然能够满足当时公民的基本政治需求，使德性与政治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平衡点。同时他认为法律是最好的统治，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对法治的要求应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良法的主张摒弃了一些社会受是非曲直的标准观点的引导，引导整个社会的运作朝着优良的方向发展。优良政体——德性——中庸、法制这样一个循环的因果关系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一直主张善德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