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汇总.doc

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先秦两汉1、神话：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马克思语），是远古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它通常以神为主人公，包括自然神和神话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我国古代有丰富的神话，但保存下来的极少，主要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2、诗三百：诗经共有305篇，称为“诗三百”或“诗三百篇”，是举其成数作诗经的代称。到西汉初年，诗三百篇被奉为经典，才尊之为诗经。3、四家诗：诗经虽遭秦火焚毁，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得以保存。至汉复得流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而简称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武帝时已立官学，毛诗晚出，未得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自东汉末年，儒家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其后三家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独行于世。4、笙诗：又称“六笙诗”，指诗经 小雅中的南X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田仪六篇，有声无辞，据礼仪记载，这六篇都以笙奏，故名笙诗。5、六义毛诗大序总结了诗经的艺术经验，把周礼 春官大师中的“六诗”说发展为“六义”说。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方法的归纳。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文 大序“诗有六义”句疏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就是所谓“六义”的由来。6、风雅颂这是诗经内容的分类，最早见于荀子 儒效。“风”也称“国风”，“风”是乐歌曲调的意思，“国风”包括周南、召南，卫、王等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共一百六十篇。“雅”是王畿附近的乐曲名称，包括“大雅”“小雅”两部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国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是宗庙祭祀的乐歌。（风雅颂分类的依据，主要有音别和义别两说：1、从音乐角度划分：郑樵“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昆虫草木略 序）；2、从内容体裁角度划分，毛诗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音乐特点的形成，与其用途和地域的特点也密切相关，而不同特点的音乐，应用场合也不同，风雅颂最初只是一种音乐分类，在流传中，也有了内容的区别。7、赋、比、兴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成为诗之“六义”。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比兴是诗经广泛运用的形象化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三种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8、变风、变雅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正风”“正雅”是两周王朝兴盛时的特点，“变风”“变雅”则是西周王朝衰落之后的作品，所谓“王朝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均为“变风”。将小雅中鹿鸣至菁菁者x十六篇，大雅中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文王、武王、成王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属“变雅”，认为是西周中衰之后厉、宣、幽三朝的作品。正变说反映了汉儒将作品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9、大、小雅毛诗序说“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孔颖达 疏则云：“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10、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火之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伏生传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为今文尚书。汉景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称之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六十篇，不久亡佚。东晋人梅x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折出33篇，流传至今，连同原来的今文尚书共58篇，也称古文尚书。尚书包括虞、周、夏商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作，是后代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11、春秋三传：解释和补注春秋的三部历史著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称，又简称三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相传作者为左丘明，难以考证。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作者是齐人公羊高，谷梁传又名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作者是鲁人谷梁赤，三传中左转的成就最高，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二书文学价值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12、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方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于准确，浅显平实，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严格的倾向性，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后来，人们把文笔含蓄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为春秋笔法。13、楚辞：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其本义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场”（宋黄伯恩翼骚序），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大的区别。它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为基本句式，并大量运用语气词“兮”，形式自由，句式多变，极富表现力，表现楚国的风俗民情，又吸收楚地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吧楚辞称为“赋”。（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14、九歌：九歌本是古代乐歌，据说它是启从天上偷来的。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作的祭歌，并取古代乐歌为名。九歌中共有十一篇，与题目所示的“九”不合，历代学者多有解释，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为各篇所通用，其余每篇各主祀一神。九歌充满浪漫气息，想象优美而丰富，和民歌有血缘关系。15、九章：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16、山海经：我国一部最古的地理书，主要记载古代传说中的地理知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时，秦汉间又有附益。现有晋郭璞注本，全书共十八卷，约三万一千字。书中记述各地山川、道里、部落、物产、民俗等情况，多及异物灵怪，充满了神奇色彩，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宝库。17、淮南子：是西汉皇室贵族淮南子刘安招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两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以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18、楚辞章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成的楚辞注本，西汉成帝时，刘向辑“楚辞”十六卷二十五篇，东汉王逸增入已作七思一篇，或楚辞章句十七卷，并为之作注，在资料训诂方面，多有依据。保存了不少汉代的旧说。19、风骚诗经和楚辞代称，国风和离骚分别是诗经和楚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高峰，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典范。“风骚”的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20、百家争鸣这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学术界相互论辩和驳难的概况说法。“百家”是对当时各个学术流派的总称。当时诸子百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正所谓“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形成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名的有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各家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21、庄骚庄子和楚辞的并称，语出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庄子是我国第一部体现浪漫主义风格的散文著作，与屈原楚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其相似之处，故庄骚并称。22、寓言寓言是采用虚构假设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化来来寄寓某种事理的一种文学样式。寓言和故事有区别，它以寓意为本体，有比喻寄托，主旨多借此寓彼，借古喻今，以物喻人，把抽象深奥的道理寓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中。寓言和比喻有区别，它以虚构的故事为喻体，用简单的对话或细节刻画成故事情节，其故事本身就含有比喻和象征的意思。23、毛诗序秦火之后，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后来齐鲁韩三家都失传了，只有毛诗一直流传至今。毛诗在每篇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遂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关于诗序的作者，郑玄诗谱序说是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三国吴人路现毛诗草木虫直疏谓东汉时东海卫宏所作，一直没有定论。从毛诗序内容看小序恐非成于一人之手，其中不少说法在先秦可以找到根据，可能是毛公传诗时已有，后人又作过修订补充。大序思想与乐记一致，有的文字则抄自乐记，可能是毛苌所作。卫宏也许作过一些修订。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说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24、汉赋（新体赋、骚体赋）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屈宋等作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的诗歌体裁。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革为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新体赋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铺张为能事，以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诠赋）。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都与这一根本特色有关。与汉人所称的“楚辞”为“赋”分开。25、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七发的结构形式引起后世很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特立“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各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26、“发愤著书”说“发愤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诗三百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恰可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愁怨悲愤倾诉于作品之中，因此与后人的某些意见，如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还是有区别的。但这一提法对后世文学批评是有影响的。（一方面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符合于对黑暗现实极其愤慨的特点。）27、互见法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时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的传记中显示。史记选择安排材料，以反映历史，表现人物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有无互见和详略互见两类。对某些人物的某些材料，在本传中未写，而在他传中写了，这是有无互见，对某些史实和某些人物的某些事迹，在一篇传记中详写，在其他传记中则略写，这是详略互见。采用互见法，有时是为了避免行文的重复，有时则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多面性。28、汉乐府乐府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同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魏晋南北朝1、建安风骨指建安诗歌的风格特色，所谓“风”主要指建安诗歌反映社会动乱，抒写理想壮志的现实内容，“骨”主要是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两者结合指建安诗歌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刚健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建安风骨”，但他无疑是将建安文学作为风骨的典型来看待，后来钟荣在诗品中则直接用了“建安风力”一词。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如陈子昂。在文学发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正始文学（诗歌）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两晋立国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嵇康、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所谓“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即是他们的主要特色。3、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称谓包括了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一，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二，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反映社会动乱和抒写报国壮志的充实内容，慷慨悲凉的情辞和苍劲雄浑的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对魏晋南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我国古典诗歌也从此摆脱了四言格局，完善了五言体制，开创了七言新体，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新的面貌。4、咏怀诗阮籍所作。有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它开创了中国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非作于一时，反映了他的各种感受，因多用比兴、象征的手法，诗意较为曲折隐晦，钟荣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继承了“小雅”和“楚辞”的传统，开创了一种委婉含蓄、言近旨远的抒情风格，但也有词旨隐晦的缺点。它采用随感录式的写法，触景生情，睹物兴怀，不事雕琢，形式较为自由，给后代文人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怀诗，车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这些成组的咏怀之作，显然都继承了阮籍的咏怀风格。5、玄言诗是指以老庄玄理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诗歌，两晋永嘉年间至东晋盛极一时，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他们“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作者“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成就不高，但在玄言诗风行的百年间，对文人山水审美体验的启发，山水诗的继而兴盛很有影响。6、游仙诗往往假托神游仙境来抒写诗人的怀抱，或表达追求精神自由的向往，或表达对现实的鄙弃，诗人往往在仙境中寄托自己对时代社会的体验，最早以游仙作诗的是曹植，郭璞的游仙诗虽沿袭前人，但他的游仙诗往往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艺术水准较高，成就较大。7、宫体诗（或徐庾体）这是南朝梁代宫廷中形成的一种诗体，内容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风格绮艳秾丽，讲究声律，代表作家是梁简文帝、及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文人，又称“徐庾体”。8、太康体指晋武帝太康年间出现的一种诗风，这种诗歌重模拟，重辞采，讲究对偶、用典，诗风靡丽，内容繁缛。严羽的沧浪诗话 诗体中有“太康体”之称，举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其代表人物。9、永明体（新体诗）这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讲究声韵格律和对偶用典的一种诗体，与古体诗相对而被称为“新体诗”，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萧衍、陆X等“竟陵八友”。沈约创“四声八病”之说，诗歌创作注重声律，其中谢朓的成就较高。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竟陵八友：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倾意宾客，故一时天下文士，纷纷归附其鸡笼山西邸，形成了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梁书 武帝本纪中称为“八友”。四声八病：自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由于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新的发展，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字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著四声切韵，同时的著名诗人沈约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漆、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病必须避免，力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虽然八病的具体规定相当琐细苛刻，写作时难以一一遵循，但这样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的确是诗歌史上的空前创举，沈约等所发现的诗歌音律，和晋宋以来诗歌中对偶的形式互相结合，就形成了“永明体”的新体诗。声律说的产生，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它除对诗歌的形式有直接影响外，对于辞赋、骈文，以及后来的词曲等文学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10、骈文文体名称。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其特点是：一、讲究对偶，多用四六句式；二、语音上讲究平仄；三、多用典故和华丽的辞藻。11、典论 论文是曹植所著的典论中的一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篇专门的文论著述，它从评论作家处罚，论及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批评应有的态度等，全文篇幅虽不长，但涉及范围颇为广泛，提出论点虽然仅仅引其端绪，但在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次，对后世最有影响。12、文赋陆机所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创作的文章，用赋写成。陆机在序文中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也就是文、意、物三者的矛盾，文赋全篇围绕这这个中心讨论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强调作家要博览群书、充实自己，这属于创作前的准备，提出“瞻万物而思纷”，只有广泛深入地观察万物，才能产生创作冲动。这属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问题。初步忽悠了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认识。探讨了创作构思的全过程，强调精神专注，充分发挥想象力，要准确反映“万物”，达到“意称物”，用明晰的语言表达，做到“文逮意”；探讨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理扶质以立竿，文垂条而结繁”形象地说明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的特点。；提出文章体貌风格的多样性，将文体分为十类，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是对文学特征的新认识；（1、认识到由于作者个性、审美、爱好不同，造成作品风貌的多样2、说明不同的体裁，其体貌风格各异）论文章的审美标准，文赋中以不少篇幅，讨论文章利病，指出作文时应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从中也可见出陆机关于文章怎样才美的观念。还强调新颖独创，“谢朝华于己披，启文秀于未振”。故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 文德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文赋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3、文心雕龙梁代刘勰所著，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总结了南齐以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全书涉及了不少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诸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及文体的关系，文学作品优良风格的建立，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此外，刘勰对我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面貌，对许多重要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对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也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古代文章学和修辞学研究方面，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在一些方面也有局限，如在征圣、宗经方面，由于刘勰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就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如辨骚篇，对楚辞的艺术特征不能充分理解，评价之不合经典。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刘勰强调要有益于政治教化和道德修养。他对于一些缺乏这种内容的供娱乐用的通俗性文学十分鄙视。在艺术方面，刘勰虽然大力批判当时“习华随移，流遁忘反”的不健康风气，但毕竟又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时候表现得过于重视形式美。另一方面，刘勰对于后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创新变化，有时不觉贬责过多，如他对刘宋时代以山水诗为代表的文学创新，就嫌贬斥过多。但毕竟文心雕龙论述比较全面，体系比较完整，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史的新纪元，章学诚说：“文心体大而思精”“笼罩群言”（文史通义 诗话篇），诚不为过。文心雕龙的理论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子昂革新诗歌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论文学古人应该“师其意，不师其辞”，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到他的理论的启发。（文心雕龙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问题都做到“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分体的详细，论述的系统周密，远远超过曹丕和陆机。创作论十九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其详密深刻，也远远超过了陆机。批评论分五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分虽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14、诗品齐梁时代钟荣所著，是我国现存古代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它对汉魏至南朝齐梁时代的五言诗作了系统的论述，很多精辟的见解，对后代的诗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诗品与文心雕龙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称为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两大专门著作。章学诚评价“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诗品评述了古代文化学术传统与时代风气的影响。钟荣概况了诗人的风格特点，探寻了诗人间的承传关系，尽管有的地方不太确切，但初步建立起了五言诗发展简史的框架。他主张：一、倡导“建安风力”主张文质并重；二、反对声病说，主张诗要有自然和谐的韵律；三、反对过多用典，主张赋比兴并用，做到既“直寻”又有滋味。钟荣作诗品目的在于纠正岁时文坛严重的形式主义诗风，但不能不受到时风的熏染，因此存在评价作品偏重辞采，对内容重视不足的倾向，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明胡应麟，清王士禛等人在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15、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由萧统（梁昭明太子）在东宫时延集文人们共同编订而成。又称文选。文选选录了从先秦到齐、梁时期一百三十位知名作家和少数佚名作家的作品，共七百余篇。文选的序文明确提出了选文的标准是“以能文为体”，具体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或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内容有意义的文章才能入选。虽然文选遗漏了许多优秀文人的作品，乐府民歌的收录也甚少，但这仍是一部精挑细选的好文学选本，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代谚语也说：“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可以看出它在后代的广泛影响。16、志人志怪志怪小说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小说，内容主要记述神鬼怪异，远方异物，宗教迷信色彩浓重，但也有不少意义的作品，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总体看，志怪小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某些有些作品在人物刻画，叙述故事，语言使用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唐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源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焦湖庙视。在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就肇造于这时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志人小说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小说。内容主要记述了人物的轶闻锁事，言谈举止，从中可见当时社会清谈玄理，品藻人物，标榜名士的社会风气和面貌。代表作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它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唐朝1、沈宋指沈佺期与宋之问。他们的作品，“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声律精确，属对工整，推动了律诗的发展，五律体制至此已完全定型，七律的体制也开始规范。他们对唐代律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近体诗与古体诗的界限有了更明确的划分，诗人在创作上，专工新体和专工古体也渐渐有了分道扬镳之势。2、文章四友指初唐诗坛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位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贫弱，文辞浮艳。其中，杜审言较有成就。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在游宦之中写了一些感情真挚的好诗。3、上官体初唐上官仪的诗歌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时人纷纷仿效，形成了着力刻画美丽的物象，讲究对仗，用典整丽，精切，音律和谐优美，体制精巧玲珑，他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渡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4、初唐四杰这是对高宗至武后初年，出现的“以文章文名天下”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的并称。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他们对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深感不满，决心革除积病，扭转时风，他们的诗歌创作，扩大了题材内容，抒写了真实感情，给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对形式主义诗风起了扫荡作用。）（创作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5、初唐体这是初唐诗坛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歌行体诗歌。它句式自由，以七字为主，间以三、五、九言，骈散兼行，音韵格律也较自由，篇幅较长，往往融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代表作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6、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在初、盛唐之交，四人齐名，他们又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一带在古代也叫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其中贺知章、张若虚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张旭是书法家，也是诗人，包融所传诗不多。诗作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为著名。“四士”性格狂放，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新的情趣，体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色。7、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诗歌流派，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为代表，又称王孟诗派。王孟等山水诗人政治上有过建功立业的抱负，钦慕贤相张九龄，由于仕途受阻或不满现象，而半官半隐，漫游山水，或辞官归里，躬耕田园。他们虽无明确的共同文学主张，但相互之间常以所作山水田园诗酬唱切磋，形成了远绍陶渊明，近学张九龄，清淡自然的流派特色。在创造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发掘和开拓绚丽多姿的自然美方面作出了贡献。8、边塞诗派盛唐诗歌流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由于其二人成就最高，也称“高岑诗派”。唐代各民族间交往频繁，战事不断，成为唐代边塞诗派形成的社会基础。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有从军入幕的戎马经历，擅长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题材，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立功的豪情，描写边塞艰苦的生活和奇异的风光，抒发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愁，揭露军中矛盾，反映少数民族风土人情，表现民族融合。他们的诗歌兼容了建安风骨和秾丽哀怨的齐梁笔致，形成慷慨壮丽的风格，洋溢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成为盛唐诗坛的一大流派。9、箧中集诗集名。元结收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诗二十四首，命名为箧中集。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他们是最先感受到哀败景象到来的一群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予了很多的评价。元结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故选录其中以警时人。10、大历十才子根据新唐书 卢纶传包括：“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李端。”他们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疾苦，大多是唱和和应制之作。歌颂太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但大都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中钱起、卢纶、韩翃较有成就。11、韩孟诗派这是中唐诗坛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此外还有夹到、姚合、卢仝等人。他们作诗不重视写实，重视主观感受，内容态度上讲究的是煊才、苦吟，不把诗歌作为讽喻时政，干预现实的手段，也不重视社会接受，形式上不愿意从俗趋易，追求的是独创、出奇，用语务去陈言，选择物象搜奇剔怪，风格深险怪僻，又称“险怪诗派”。（主张“不平则鸣”，强调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12、新乐府“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13、新乐府运动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通俗，尚写实”，本着“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敢于面对生活，自觉地把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这就是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论：一、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稗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使命，他提出“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14、元和体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开创的一种诗风。因昌盛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故名。旧唐书 元稹传：“稹聪慧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妆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宫阁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元白体包括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也有元稹的艳体诗。）15、元、白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新唐书 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两人为好友，文学主张也相同，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16、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它经历了从两晋到隋的萌芽期，初唐到盛唐的准备期，中唐的高潮期，晚唐的衰落期等四个阶段。它以儒学复古为号召，以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为楷模，用刚健质朴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革新文风和文体的目的。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完整的古文理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把它推向高潮，一时追随者云起响应，终于确立了古文的统治地位。（文风文体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而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18、唐传奇小说体裁之一。始自晚唐裴鉶的传奇一书，其情节奇特神异，一般用以指称唐、宋人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如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李娃传等。唐传奇艺术构思奇异新颖，寓于变化，叙述事件简洁明快，人物对话生动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