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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文化探析

　　论文摘要：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的多元化，作为文化载体的博物馆建筑出现了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本文结合极具特征的博物馆实例，从精神内质、历史环境、文脉意向、特殊地段4方面，探求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的文化趋向。
　　自80年代起，博物馆就成为大众化的文化场所，并被不断地建造，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每2-3天就增添一座新的博物馆。人们把博物馆作为“终生学校”，用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人们掌握现代科学的兴趣和能力，普遍地强调博物馆为社会大众服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社会进入技术至上和商业膨胀的时代，博物馆建筑种类日趋繁多，功能日趋复杂，建筑形态与风格呈现多元特征。一方面建筑自身的艺术色彩通过对时空的描述和光影追求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建筑的人文色彩通过情感、文脉、环境等意象被加以强调。
　　博物馆建筑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往往映射着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及文化，它也许无法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筑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但往往是该地区文脉的象征、建筑文化的代言人。由此可见，博物馆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更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更能展现人类的历史、风俗、艺术等文化环境。以下便是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几种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趋向。
　　1解读文本，提炼精神内质
　　博物馆作为文化建筑既是为人类的文化活动所创造，也是为维系人类的文化活动而存在，同时体现了文化环境。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在建筑界刮过一阵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旋风。在形象上，后现代主义推崇对历史样式的借用和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建筑成为通俗的、适用于公众口味的、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一些博物馆建筑开始对自身的形式和功能逻辑意义之外的多样人们生活与文化意义的表达进行了努力，它不再是单纯的展出和收藏空间，而是尽力服务于人们的情感、领悟和沉思的场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文化哲理是建筑的灵魂，只有当建筑与人们的意识产生共鸣的时候，建筑才能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的丰实的精神需求的博物馆建筑形象。
　　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t Libeskind)为柏林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Berlin，1999)蕴含着丰富的隐喻。他借鉴了塔木德经(犹太教法典)、建筑史和文学等资料，使文学介入建筑设计领域。“建筑的文本”，正如里伯斯金所说的，在其多样性和广泛性中包含了全部的书写文本及文化，导致各种意义发生不同方式的冲突。在这座建筑中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还有“线状的狭窄空间”，它潜伏着与思想、组织关系有关的两条脉络——无限延伸的曲线脉络、充斥支离破碎断片的直线脉络。曲线代表德国犹太人曲折发展的历史，直线象征德国犹太人曾动荡不安的生活，驱逐、屠杀、逃亡、漂泊。设计者不仅是想通过有形的物体更想试图采用一种哲学的表达，来唤醒和融合犹太人和柏林的历史。
　　曾被法国当代哲学深刻影响的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把建筑看作是可读写的文本。他认为建筑的基础是哲学，建筑师应该以哲学的思辨来展开设计。坐落于柏林市中心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Berlin，2005)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部分是一个庞大的迷宫，由2711块灰色的巨形水泥柱高低错落列成方阵，方阵下是展示陈列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穿梭在那高高低低、宛若墓碑的石林间，他们漫步、感受、沉思、追悼当年被纳粹无情杀戮的犹太人。艾森曼说，“进出方阵的感觉是没有目标、没有终点没有道路。……我想把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希望这座纪念馆能触动每一名参观者的‘心灵和良知’。”
　　2留存记忆，尊重历史环境
　　历史环境对建筑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其中，公众的群体记忆作为人对环境感知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制约因素。建筑师应关心人们日常生活与真实且熟悉的生活轨迹，发掘人们群体记忆中对某一地段的感受，在特定区域内对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生活习惯等人文因素做出认同的反应，使人们通过对建筑的阅读回忆历史，凝结记忆。历史性区域的和谐生长要体现对整体历史环境的记忆，努力建立一种和谐的生长机制，创造富含记忆的有人情味的空间。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新馆(New StateGallery，Stuttgart，1984)是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在受历史环境影响基础上的大胆创作。基地原来是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废墟，当地居民已习惯于在其中穿梭游玩，将它当作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斯特林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在设计中为居民保留了一条穿越博物馆的自由步道，使人们的习惯和记忆得以保留与延续。这条步道自西侧穿过美术馆的大门，经“之”字形台阶进入圆形内广场，环行半周，由东门出去与山坡上的街道衔接，成为一条充满趣味的交通路线。建筑师出于对城市环境的理解和对居民心理状态的尊重，通过建筑空间与街道形态的融合，成功地将城市道路引人建筑内部，以完全开放的格局使建筑融入城市当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个有机部分。
　　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n设计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Barcelona Museum forContemp-orary Art，Spain，1996)位于巴塞罗那旧城中心，是该市20余年来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方面的最新成果之一(图7～9)。他的方案赋予建筑及其环境多重的意义与功能，成功地处理了在复杂的城市历史环境中创造新的现代空间这一难题。在设计中，迈耶以大体量的新建筑将四周小尺度和零碎的历史空间统合成为一组整体，把旧域道路网那种错综复杂的性格也延伸到建筑内部。圆形大厅、精致的后花园以及巨大的前广场，由一条蜿蜒的步道联系起来使博物馆成为当地公众所习惯的城市步行系统中的一部分。博物馆活动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它折射出建筑师对公众生活和城市历史环境的本质理解。
　　3保留传统，延续文脉意向

　　传统文化是一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也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的心理表现。传统文化深刻地约束着本地区的行为模式，这种约束力必然波及人们的建设行为，从而对这一地域的建筑风格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形成本地区建筑的地域特色。地域主义主张对文脉的尊重和表现，认为建筑形态应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两方面相适应，传统文化是建筑构思的重要源泉，尊重文化传统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而文脉意象正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建筑外部形态，传递相应时代、环境和人文背景信息；通过视觉的熟悉和情感的体验达到心理上的共鸣，从而创造出人们易于认同的、富有“地方精神”的建筑。
　　特吉巴欧文化中心Uean Marie TjibaouCultural Center，New CaIedonia 1998)的设计反映了建筑师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对当地生态、场地特征以及过去与未来结合等方面的全面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皮阿诺从当地村落富有特色的建筑中得到灵感，结合当地所有条件(地点、气候，卡纳克的传统文化)，以及由制造车间带来的工程上的专业技能等，提取和简化当地传统棚屋的民居形式。这些“棚屋”的功能超越了遮蔽和抵制气候的作用，更表达出人们心中的热情：渴望走进大自然，融入宇宙，并和谐地参与到具有深刻根源的地方传统文化中去。特吉巴欧文化中心希望在卡纳克文化的保护和继续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文化的根源在适应和利用新的环境过程中获得新生。
　　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iesCorrea)以古老的印度文明作为创作背景，将传统宗教文化的内涵引入到建筑设计理念中，使建筑创作焕发出具有“印度灵感”的生命力。在柯里亚的设计理念中，传统的历史文化既是需要表达的目的，又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所设计的斋浦尔博物馆(Jawa—har Kala Kendra，Jaipur，1992)位于斋浦尔市。该市是建于中世纪的一座印度古城，它最初的城市规划采用了印度婆罗门教的曼陀罗模式。柯里亚沿用了曼陀罗宗教图式，将博物馆分成九个方格，一个方格稍加游离形成人口。柯里亚还把曼陀罗所包含的宇宙神秘这一精神内涵加以提炼，使九个方格分别代表九大星系，每一个方格部拥有自己的属性、颜色、符号，彼此相通，又都与位于中央象征梵的境界的庭院相通。参观者在迷宫般的路线引领下，欣赏展品的同时，感受到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极大地扩充了建筑的文化容量。
　　4重获瓤生，建构特殊地段
　　特殊地段在这里是指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后，伴随旧的工业、仓储、交通或商业活动撤退，在城市中心地带出现的一些可再开发的历史地段。这些地段昔日曾经辉煌，周边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居民区，但现在这里失去了生气，成为城市衰落的象征。80年代后期欧洲广泛兴起的城市中心复兴运动，推动了在这些地段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博物馆之类的公共文化建筑，被作为城市修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与城市历史环境的结合，来赋予城市新的内涵与生命，促进当地向观光型产业转换，推动城市经济。它们同时也帮助当地复兴曾有的辉煌，重新唤回社区的凝聚力，重新呈现出活跃的个性。外观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建筑也拥有超越地域的影响力，成为城市新的标志与中心。弗兰克盖里([rank )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Guggen—hein Museum，Billbao，Spain，1997)和赫尔佐格与德默隆(Herzogde＆de Meuron)设计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Modern，London，2000)便是区域经济复兴最典型的实例。
　　1997年，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毕尔巴鄂市的文化品格，使该市从一个锈迹斑斑、被废弃的工业小城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建筑圣地与艺术殿堂、全球的旅游热点。盖里通过博物馆丰富的内部空间与令人捉摸不定的动感造型向人们展现了迷人的建筑艺术包装效果。盖里的这一设计从毕尔巴鄂的城市肌理和尺度获得启发，回应了河滨历史上仓库货栈等工业建筑的材料特质。建筑雕塑般的造型与城市大桥、河流有机的结合，成为城市新标志。该馆落成的第一年参观人数就达到136万人次，其中85％以上来自该地区以外，而这其中的84％又是专门为了博物馆而来到毕尔巴鄂，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截至2000年，博物馆的经济收入己达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
　　于2000年开幕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伦敦干禧计划中的火车头，以艺术将泰晤士河南岸翻新，是掀起该旧区再发展的第一步。美术馆的前身，是曾致力于将现代性和英国传统主义相结合的英国着名建筑师斯各特于1947年设计的河岸发电厂，其外型充满工业时代的味道。在1980年，由于新能源的出现，发电厂被时代陶汰，周边地区也随之变得萧条。直至1994年被泰特艺廊看中成为其现代馆的新址，并通过国际比赛挑选了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默隆翻新工程。美术馆保留了发电厂的原貌，如外露的烟囱与内堂的吊臂和钢柱；同时也重新规划内部空间，并在顶部加盖了两层玻璃大楼。新与旧的结合，令美术馆充满了独特的现代感，使这座老工业建筑及周遭环境获得了新生，促进整个区域的繁荣。泰特现代美术馆于2000年开馆仅一年就为伦敦经济贡献了10亿英镑。对泰晤士河南岸居民来说，它的出现，不仅仅为他们带来一个世界级美术馆，也兴起了当地的旅游业与餐饮业，由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活化了旧社区。泰特现代美术馆成为伦敦的重要艺术中心，也是伦敦快速成为文化首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5结语
　　在城市的结构中，博物馆被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元素植入到城市中，它逐渐成为当代城市空间中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它像“容器”一样容纳着人流、事件和信息，并且作为可识别的符号存在于城市之中，强烈的表征出城市的文化精神。博物馆不再是精英文化的藏宝盒，或是刻板严肃的教科书，而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体验中心。这正是当前博物馆建筑发展值得关注的文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