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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2/112022/1119新闻与传播研究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运动发生逻辑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 李康洁 陈 玥【摘 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运动的传播方式和行动发生了改变，其对资源动员论和政治结构的强调逐渐式微，当今的网络社会运动凸显框架、身份认同、文化因素等对其的塑造。当前，数字化网络和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作用备受关注，青年群体作为社会运动的主力军，其参与方式从线下转向线上，从实体组织转向身体不在场。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析网络社会运动如何发生，在哪发生即行动者如何通过行动策略和网络行动机制建构Z世代的网络社会运动。【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社会运动；框架理论；政治消费主义；身份认同【作者简介】李康洁，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陈 玥，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一、理论阐述（一）关于社会运动与网络社会运动的研究社会运动被定义为在共同集体身份的基础上参与政治或文化冲突的多个个人、团体或组织之间的非正式互动网络。1 大部分研究者赞成在集体行为中有示威、游行等非制度化的行动措施才能称为社会运动这一说法。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数是探究传统社会运动在线下物理空间中的发生机制、演进，多强调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和政治性倾向，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从社会学转向政治学。2 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运动发展以来，社会运动体现出“亚政治性”的趋势，传播话语向“人权”转移3；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得学者开始关注青年群体在社会运动中的特征和集体行为4，并探析青年在集体行为中是如何被动员的5。当今的社会运动具有经济政治、符号政治等典型特征6，媒介化生存将这种传统的社会运动认知以另一种形式在网络社会中呈现。在网络空间中，青年群体的社会运动经符号传播，由不同的媒介传递意义，区别于社会现实的抗争；从传播角度来看，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会运动目的仍然是为了表达诉求和实现与他人的对话，抗争的主体仍然是实在的，只是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虚拟202022/112022/1120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进行社会运动的平台。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不仅是指线下的群体运动，也指纯粹发生在虚拟空间的集体行动，或者称为“在线集体行动”。（二）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交融不断发展的传播技术，既提高了公众在公共领域中信息的易得性和可利用性，也影响了对公众或群体的施为性。近年来，由于传播技术的提升和话语权力的变迁，相关研究开始注重社会运动在新时空环境下产生的变化。社交媒体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社会运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7，突破了时空限制，行动者在虚拟空间中通过自我表征弥补身体缺席，形成符号化在场。8Lance Bennett提出活动中“范围的转移”这一概念，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运动的规模变大；社会化媒体因其能生产符号化行动的功能成为非人行动者开展网络社会运动的主要场域9；媒介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特性影响着公众参与社会运动的意愿。10对于新媒体中的科技传播，传统研究主要考察社交媒体在组织结构、信息分享、情感话语等方面对社会运动施加的影响11；也有学者从成本效益出发，提出社交媒体的草根性降低了社会运动的参与门槛以及参与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社交媒体对异质性行动者的趣缘性连结实现了他们之间的集体认同，帮助行动者互相联系并扩散信息最后成功形成运动组织。新媒体中的工具理性通过协调和实施社会运动以及群体内的沟通形成各行动者运动的规则与规范12；网络技术使异质化、碎片化的社会公众被动员起来，新的抗议模式为个人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与空间，网络将个人经历同“个人行动框架”连接起来。13网络身份作为身份的一种，是现实自我的化身，同样凝合在自我构成中，身份在不同空间中进行了差异化的展演，但本质上它们还是主体意识的彰显。赛博空间中的社会运动不仅存在，而且具备着与现实世界相似的意义和价值。当群体进行抗争时，网络空间将成为重要的斗争场域。14（三）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嵌入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媒介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媒介本身如何作用于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传播效果，还是为了研究媒介对社会的型塑力量。15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研究纲领，拉图尔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三个基础要素，分别是行动者、转译者和网络。网络社会运动中行动者包括人类、技术和机构。人与非人的参与者在行动者网络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扮演的角色同等重要。“转译”是行动者网络中核心的一步，即通过呈现问题、赋予利益、分配角色、征召动员将网络中各行动者联结起来。在行动者网络中，媒介不再是充当工具中介和实现社会运动的手段，它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能够组织人的集体行动，并通过媒介的规训和引导力量型塑社会，控制群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人反过来成为媒介的延伸。16 社交媒体对公众议程进行设置，出于组织需求或为满足公众期待，其会根据受众特征生产和传播资讯，进而影响网络社会运动形成的渠道17。智媒网络中的各行动者通过不断地相互嵌入，将语境、背景、社会联系起来，界定各自在网络中的角色，从而彼此影响和塑造，共同对“异质性网络”进行构建和运行。ANT作为一种本体论的认知，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系列行动的组合体。ANT中的网络强调的是行动者参与其中，形成多维度的节点，构成临时的、流动的、不确定的联结。网络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包括青年群体、社交媒体、网络技术、网络空间及政府等。美国西北大学艾尔东莫里斯教授认为，媒体可以决定社会运动的结果。媒体与政府以及行动者三者构建了一个复杂但又步调一致的行动者网络，智能媒体为社会运动提供资源、传递信息和情感支持，青年群体在公共领域中自由表达情绪，在公共空间中寻找集体归属感。212022/112022/1121新闻与传播研究二、Z世代网络社会运动发生的三个维度Z世代青年群体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力军，他们的集体行为和意义构建越来越能影响整个社会，并映射出国家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本文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青年群体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逻辑，涉及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情感和意义表达；人与非人两类行动者对网络社会运动的行动策略；以及行动者网络中的运行机制对网络社会运动构建的方式。（一）网络社会运动中的多元行动者参与网络空间中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主体包含了用户和媒体。用户主要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他们因意义与表征的差异又形成不同的群体，本文根据他们在互联网中的生存特点，探析其网络社会运动的变革与特征。1.Z世代的群体特征：生存方式和社会心态网络化的主体行动者：相比传统的生存方式，网络化生存有着不同的空间与状态，尼葛洛庞帝曾经指出：“计算机决定我们的生存，信息技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作为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等受到媒介全息化的影响和塑造，从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能感受到其参与社会政治事件的热情不断高涨。18 这主要是由于青年群体的自身诉求以及公共场域的自由性为其提供了参与社会运动的契机。在网络空间中，用户根据自己的意志生产、转发和评论内容，并基于情感诉求在公共空间中表达自我及参与集体行动，进而打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度传播。对于Z世代来说，生活即网络，网络即生活，从社会情绪生成的结构性因素来说，网络平台中群体情绪的表达与每个个体的主观态度和实际需求相联系，网络平台中的用户是对真实自我的一种表现和延伸。民众集体意识中的愤怒、团结、公平、正义等生活情感在公共平台展现出来，当涉及公共议题时，民众把自己视为更大群体中的成员，例如2021年孟晚舟回国，千万网友云接机，贵州小伙用玉米拼等方式在网络上展示各地接机的同频共振。尤其当所属社群及社群成员受到不公对待并感到不满时，民众的发声和行动会促进其集体身份的形成。矛盾化的主体行动者：青年群体除了其实际行为通过媒介延伸，他们的社会心态也通过媒介传递和塑造。近年来，在与青年群体心态相关的词汇中，“内卷”和“躺平”等热词不断涌现，一方面因学历、工作、就业等问题加剧内卷；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处于物资丰富、国家富强的生活环境中，“佛系”“丧文化”等心态也凸显出来。矛盾化的心理折射出Z世代的代内差异，其在对生活和社会有更多包容性的同时，也对公平正义有了更多的需求。从社会冲突理论来讲，非直接利益冲突是当前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它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参与者关注的不是事件中的物质利益诉求，而是由于对社会中违背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念的行为产生了不满，从而试图通过社会个体的遭遇来发泄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表达其价值诉求。19 例如“小镇做题家”寒门学子与普通青年的集体发声。此前，社会运动被认为是青年群体的社会泄愤行为，如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运动，不如说是台湾青年群体因未来可能存在的难题对当地政策提出要求。生活在社会压力愈发强烈的时代，青年群体的无力感、差距感、怨恨感也愈发明显，青年群体在网络中的集体行为是个体将现实社会境遇在网络中发泄的一种表现。扁平化的主体行动者：以往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多基于地缘政治，有着明确的组织形式、组织团体及等级结构。网络极大地改变了Z世代的人际交往方式，网络社会运动的结构呈现扁平化特征，Z世代根据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通过网络建构自己的关系圈和生活圈，他们的交际和生活大部222022/112022/1122新闻与传播研究分在网上开展。20 在社交媒体中，公众大多由趣缘连结形成新纽带，从而构建出虚拟社区。由于去中心化与匿名性的特性，用户可以跨越现实区隔，形成去权威化的群体结构，在集体行为中人人平等，畅所欲言。这与充满规训的制度化社会运动相反，网络社会运动大多是在陌生人中建立起来的集体行为，Z世代在行动中既是中心，又是非中心的存在，扁平化的网络结构中传播方式更加平等化，话语权力的分散使群众更愿意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群众表达的欲求呈上升趋势，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2.媒介场域：身体缺席的在场行动者网络中的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其他商业媒体，其分别从专业和非专业的角度共同构建青年群体网络社会运动的场域。布迪厄将“场域”（field）定义为在各种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特定行动者由于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场域是一种穿越不同时空点的力量关系，场域中物理空间和因其他各种因素的存在相互作用，对行动者的行为具有扩大化和制约效果。21 以往社会运动的场域是一个线下实景，人与人的交流呈面对面模式，传播技术的发展弥补了时间和空间的缺陷，集体信息的传递突破了地理位置的束缚，媒介技术对人们的物理时空进行了重构，将社会运动所需载体延伸至网络空间中，改变了青年群体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但身体的不在场并不等于缺席。青年群体的网络身份也是其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网络行为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以抽象符号在场的形式表现出来。新媒体作为网络社会运动运行的场域，社会运动中身体不在场的参与方式与“指尖点击主义”和“懒人主义”相契合，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可通过“赞”“转发”等按钮将相关信息转到更大的社群。如江歌母亲求判凶手死刑的请愿活动，除了现场的上万份签名外，网上参与请愿者达200万余人；网民对唐山殴打者的实名举报、人肉搜索都是青年群体网络抗议、网络签名、网络揭黑等网络社会运动身体不在场的积极参与。青年群体参与网络社会运动也表现出随意性和非制度性，多以快速聚集的方式为主，如论坛灌水、微博讨论、微信朋友圈等。豆瓣、贴吧等都是新兴网络社会运动的主阵地。3.传播形式多元化的行动场域传统的社会运动以资源动员论为理论基础，由既有社团和政党组织，对资金、媒介支持、政党关系有较高需求。而新媒体的匿名性、即时性、互动性和弹性沟通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渠道，使得公众的社会运动参与具有个人化特征。新媒体场域中海量信息在网络技术的普及下达到即时的传播和分发，降低了公众获得信息的成本，媒介技术的完善使PGC与UGC广泛地传播，网络社会运动也从中获取信息资源。例如#为高彦发声#，严惩校园霸凌事件都是青年群体自建话题。社会运动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超媒体特性，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仅包括文字和图片，还包含了视频和动画，其以更新颖且符合受众需求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抵制“南京夏日祭”短视频中采用的动漫叙事；帝吧出征和FB远征中的网络集体行动也采用了表情包、段子式的传播形式，传播风格趋于诙谐。社会运动是一场与行动者情感相互联结的集体行为，能够引发行动者共情、激发行动者的参与，刺激社会情绪与集体意识的形成。（二）网络社会运动中的行动策略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的原子化生存不断削弱他们的集体认同，因而有学者提出在新媒体场域中，社会运动是否还能有序地组织进来。传统的社会运动多与资源动员论联系在一起，如社会运动所需的资金、资源、组织等，有着程序化的组织行为和政治立场。但在网络空间中，社会运动的参与更多是对个人愿望、生活方式和不满情绪的表达，个人化框架的形成成为社会运动新的232022/112022/1123新闻与传播研究传播态势22 聚焦于行动者的经历与情感。网络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被认为是抗争者，相同的经历、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都会重塑他们的抗争形式和策略。23 学者们认为，符号与表征是促进社会运动产生的因素，一是框架，认知过程中关于组织者和行动者如何呈现议题以取得共鸣；二是行动过程中关于组织者和行动者如何使用或创造集体身份认同，以增强认同该身份的行动者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度。行动者网络中最核心的一步是转译，即将他人的问题和兴趣通过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从而将所有行动者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必然涉及行动者对事件的理解与态度，包括其中的情感和立场。社会化媒体场域是一个高频互动的社会网络，这意味着行动者的策略选择更容易受到线上社会网络的影响。1.媒介实践驱动行动意义的共享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最早提出“框架”概念，即当人在接受一个框架中的信息后，相应地会排除其他信息。社会学家戈夫曼首次将框架与传播情景相连接，提出只有通过符号中介，意义才能得以传递。后来的社会运动多与框架理论相联系，一个社会运动的兴起必然包含了行动者的参与、行动网络、行动动机和扫除行动障碍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涉及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不同的行动者对于意义的理解不都相同，但只有将框架变成公众认可的理念才能实现实际意义。身份政治理论表明，人们根据他们的社交网络、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塑造自己的意义体系，社交媒体则引入了人们互动的新方式，并塑造了新的公民参与实践。框架建构理论提出，文化塑造了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目标，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建构一种“共享”的意义。中华民族通过公共记忆来建构命运共同体，这些记忆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节日仪式、文化展演等之中。24 社会运动需要情感来维系参与者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B站“南京夏日祭”活动在公布之后遭到投诉与抵制，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最有力和最持久的动力，就是民族的符号、习俗和庆典。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抖音#夏日祭#话题高达11.9亿次播放，拒绝南京夏日祭的短视频、漫画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在抖音、微博等自媒体的抨击下以及各类南京抗战视频、照片、影视的刷屏的压力下，B站取消了该活动。社会运动成员之间的关系在集体行为中转化为同志般的友谊以及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2.行动者网络中消费符号的表征网络社会运动这一由媒介构筑的行动者网络中，除了各种媒介引导的实践之外，还有青年群体行动的各种符号表征。当前社会从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公众也转向对消费产品的符号追逐。网络社会运动必然与经济层面挂钩。智能媒体通过曝光社交媒体政治表达和政治讨论的在线沟通过程，进而对人们的政治消费主义行为产生影响。在问题呈现及动员征召这一个阶段，媒介与公众形成认同同盟，此时媒介充当着网络社会运动中的意见领袖，通过对议题的传播引发舆论，引导公众行为。2018年D&G设计师发布的辱华言论引发了该品牌网络舆情危机，新浪微博中“#D&G涉嫌辱华#”话题阅读6.2亿次，被讨论9.6万次。2021年服装品牌H&M造谣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引起轩然大波，青年群体较为关注的知名品牌耐克、阿迪达斯、ZARA参与其中，西方反华势力打出“新疆牌”对中国经济、产业进行打压，电商与线下门店采取下架对策，青年群体抵制购买以回应该公司不可取的商业行为。在过去十年，政治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政治消费主义被视为一种非传统、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政治消费主义的抬头表明了政治斗争的场域从政府转移到市场。25出于对政治和伦理问题的考虑，消费者会避免使用某些产品或有意寻求其他产品。26 2021年可以称为“国货崛起之年”，242022/112022/1124新闻与传播研究“国货当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青年群体更是掀起了一股国潮风，如吃中国零食、穿本土品牌服饰、用国产手机。网络直播带货中，购买中国本土品牌的消费热情也被不断点燃，例如鸿星尔克的出圈，市场格局也逐渐转向国货。媒介在网民的购买情绪中起到了中介和助燃的作用，在符号消费中构建文化意识形态。3.各行动者关系的相互联结社会运动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往放在社会结构变迁上，现在更多从微观层面探讨社会运动的参与动机问题，即集体的认同感和个人情感。在网络社会运动中，人与非人的行动者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其共同构建着社会运动的异质性网络。Melucci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种集体行动形式，其表现特征为：基于团结、进行冲突、打破行动发生系统的局限”27。媒介赋权使青年群体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抗议活动。青年族群化的网络表达自下而上延伸，其表征从娱乐化的自我维护发展到严肃的爱国护国、政治参与。28 2016年“周子瑜事件”是引发“出征FB”的源头，当事人对于台独行为的敷衍道歉以及台湾网友对大陆艺人的诋毁激起了大陆网友的不满。心理学上认为，人的情绪的变化能够让其对某件事产生态度和行为的变化，网络事件的传播是情感聚合的力量，正义感、爱和忠诚的聚合发酵能使群体迅速产生集体认同，在社交媒体中，群体情绪更容易在愤怒中交流、唤起和共振。青年群体由此开展了Facebook表情包大战，有组织地进行“远征”，赴Facebook海外平台向台湾网友表达爱国心声。回顾历史，社会运动往往会诞生优秀的组织者并从中获得运动经验，“帝吧出征”这样的网络社会运动也留下了不同于现实空间中的行动者、新的社会网络、运动策略和组织形式，影响着集体认同文化和公众态度。2019年央视新闻曝光香港艺人王嘉尔在转发“护旗手”微博后，被港独分子列为攻击目标，多位艺人也因在海外社交平台发表力挺香港警察的言论，遭受恶意攻击。网友呼吁帝吧能支援饭圈。#饭圈女孩出征#和#今晚属于帝吧网友#等话题直冲热搜，对于帝吧官微的驰援，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新媒体平台也给予报道或转发，以表示肯定。网络声援从围观到实践，青年群体通过使用数字媒体参与媒介事件，制造社会舆论，与主流媒体构建异质性行动者网络，形成集体事业的网络社会运动策略。（三）网络社会运动的行动机制建构1.媒介对行动者的信息激励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认为，身份认同不是先验的和僵化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定义与再生产的，人们倾向于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联系。29 网络社会运动是一种基于团结进行冲突的集体行动，包括了作为群体成员的共识和认同，作为非人行动者的算法技术结合用户特征推送信息，方便了青年群体相关知识的获得和情绪交流。有研究表明，青年群体通过朋友圈参与抗议活动，其与线上好友和陌生人的互动会显著增加，从而会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延展到虚拟空间中。Hillmann等人分析论坛、微博、网络聊天等不同类型的在线交流后发现，情感差值较小的用户更容易建立联系，显示相同的情感表达。戈夫曼在其拟剧理论中提出“前台”“后台”两个概念，青年群体为了在社交网络中展现自我的社会形象，也会参与到朋友圈抗议这个“前台”中重新塑造自我以获得作为群体成员的价值认同，这就为网络社会运动奠定了情感价值基础。尤曼斯等人对埃及塔里尔广场抗议事件的参与者访谈调查后发现，市民通过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网站在关键时刻获取相关信息，对于市民决定是否参与抗议以及市民对于成功可能性的预估等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30 在网络空间中，虚拟共同体由趣缘关系建立的弱纽带与现实社区突出的强关系纽带连接起来，交流互动时提供的信息和观点更加多元化，个体也在多维度参与网252022/112022/1125新闻与传播研究络社会运动的过程中获得对问题多角度的认识，这也有助于建构客观理性的社会运动共同体理念。青年群体在社会运动的集体性活动中完成了思想的解放，实现了意义的共享，在运动中和运动后强化了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纽带，并促进集体身份的形成。2.媒介对行动者的情感激励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侧重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再建构，新闻传播行业除了对受众每日议程的设置之外还对其情绪进行设置，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强调时间与空间的偏向，当今的媒介传播也显现出情绪的偏向。社交媒体从议程设置延伸到情绪设置，激发了民众的情绪共变。以往的研究表明媒介在对于受众“做什么”的影响是逐渐衰减的，尤其进入新媒体时代，受众拥有了更多的能动性和选择权，但媒体对于受众“想什么”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能够引发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和聚焦，通过对公共话题、热点对象、社会议题的讨论折射出公众对于该议程的认知和态度。媒介通过其曝光量提供社会问题进入公共话语论坛的渠道，从而激发抗议活动。刘中望等人在对微博的议程设置研究中发现，“感性的、情感倾向明显的微博内容更符合用户的认知模式从而更能吸引用户转发”31，并提出媒介传播的内容是否能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议程是否更容易成为公众议程是成正比的。Zhao等人根据对微博上数百万条推文的分析，发现愤怒很容易沿着比快乐更薄弱的纽带传播。网络社会运动中包含了个人情绪的发泄和集体对道德的维护等心理因素，媒介通过议程和情绪的设置，影响着公众在传播过程中怎么想，并以何种情绪想。另外，媒介也作用于网络空间中的传播链和传播范围，从而建构公众发声的环境和发声的生态氛围。3.行动者网络中的传播话语权智能媒体环境下，青年群体网络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包含着政府的疏导，如果说以往的舆论场是话语博弈，那么当今的网络社会运动更多是融合而不是竞争。权威机构发声，媒体议程设置，受众再度编码形成网络社会运动的传播路径。首先是平均日活2.25亿、平均月活5.26亿的微博，其舆论热点发酵快，覆盖政务、公益、娱乐等多个垂类，生态较为成熟，为全民参与提供了公共舆论场。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入驻微博为青年群体的政务生活树立标杆，进行日程设置，在新疆棉花事件中共青团中央第一时间发布抵制谎言等热搜话题。另外，高活跃、强关系的微信平台日活超10亿，其私域社区、深度交流互动特点显著，在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群等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群体能最大限度地聚集并发表言论。在微博和微信高使用数据的背后，是用户表达欲望的增加和心理需求得以满足的结果。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公共领域，即一个透过言行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作的领域。32 网络社会运动包含了丰富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Z世代在“有他人在场”的社交媒体中自我披露与表达，与他人互动并达成意义共识。行动者网络中话语模式的新表达：一是网络话语，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Z世代在社交媒体中不断沟通交流，这为网络社会运动的群体行动奠定基础，但新媒体的草根性、商业性以及青年固有的群体特征常使得社会运动中的情绪在传播过程中“跑偏”，出现娱乐化、极端化现象；二是政治话语，网络社会运动是Z世代维护权利和利益的表现，他们在网络上对于社会民情、时事热点发表观点，能够提升其归属感和增强国家认同感；三是民族话语，网络媒介成为网络社会运动表达的载体，群体性互动性增强。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网络社会运动发声方式从直白、激烈到嘲讽、隐晦、戏虐，以段子、表情包、漫画、搞笑视频等为主，呈现多元化表达特点，青年群体借助互联网在主流话语之外形成独特的话语场域。262022/112022/1126新闻与传播研究结 语基于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等给予的技术支撑，推荐算法作为非人的行动者为用户提供信息的能动性不断深入，新媒体的草根化赋予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群体的力量日益显现。但是，同类推送和信息茧房都有可能使青年一代聚集从而导致网络社会运动极端化的群体狂欢，互联网的隐匿性也会带来青年群体价值选择盲从等问题。网民的受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地位差异较大、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导致网络虚拟空间背后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上升。青年一代通过学习VPN翻墙，在国外网站如推特、脸书等获取有关外网对本国的评价和推文，对于诋毁和污蔑，网民有组织地进行回击，但媒介素养较低的网民则采用了极端的方式，这对于中国在对外营造良好国际形象的道路上无疑徒增阻碍。因此，专业的智能媒体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培育用户的媒介素养，未来，应共同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认同构建积极健康和谐有序的智能媒体空间。参考文献：1 Diani M.“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0.1(1992):1-25.2 12 丁晔.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J.国外理论动态,2013(9):9.3 6 刘钊,何威.从大众媒介校验新社会运动集体目标的构建基于系列“PX事件”中的大众媒介报道的研究J.编辑之友,2014(3):5.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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