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_左红.pdf

罗素曾在权力论中指出：“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1（P5）罗素从人性的欲望本质揭示了“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它们都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因而，人类的利己本性往往将权力作为支配和控制他人或外在事物的一种手段，从而确保自己的权力得到延续与拓展。如果任由这种权力欲望泛滥，那么，人类社会秩序将会因此而带来各种不公、失控与灾难。因而，马克思则以“合法性”作为权力的伦理尺度，防止权力的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与灾难。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合法性的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也就在这种对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呈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与“社会的良心”，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同样也难以置身于权力之外。大学场域之外与场域之内的权力因素，都建构并影响着大学的发展生态。以权力作为19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小说的研究视角，一方面能准确地反映出大学场域外部的关系网络以及其运行机制与发展演变；另一方面，还能窥探出大学场域内部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幽暗与复杂。一、大学场域外的权力衍变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空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封闭性。但权力又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和关系，不管是从大学外部还是内部，它都能对大学的发展产生制约与推动作用。从大学场域外部对权力进行考察，能从整体上把握政府、社会等外在性因素对大学的制约性影响。张阳曾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强制性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人格性权力。前两种属于显性权力，后两种属于隐性权力。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交织在一起，构成政府与大学的权力关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左红，马建珠（井冈山大学1.发展规划处；2.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343009）摘要：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与“社会的良心”，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难以置身于权力之外。大学场域外与场域内的权力因素，都建构并影响着大学的发展生态。新时期以来，众多创作主体以权力作为大学叙事小说的叙事维度，一方面呈现出了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的发展影响，揭示出了社会转型后大学场域外部的权力衍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大学场域内部的权力乱象以及权力对大学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与异化。这些小说深刻地表现出了新时期以来大学的发展生态与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关键词：大学叙事；场域；权力书写；知识分子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203014文章编号：16748107（2023）01011407收稿日期：2022-06-2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革命叙事文学的文本改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6）；吉安市社科规划项目“19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中的反讽修辞研究”（项目编号：22GHB468）。作者简介：左红（1980-），女，江西井冈山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社会学研究；马建珠（1977-），男，江西永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44卷第1期2023年1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44 No 1Jan 2023系。2（P82-83）这四种权力类型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发展的影响衍变。新时期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对此都有间接性的文学呈现。汤吉夫是一位专注于大学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以大学及大学知识分子为叙述对象，这源于他自己多年的高校从教经历。同时，他又担任了多年的大学校长。因而，他的大学叙事小说往往从大学管理者的角度表现出大学与政府、社会等之间复杂的外部关系。相比一般的大学叙事小说作家而言，他的大学叙事小说具有一种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汤吉夫的 知识者生存收录了从1980年到2006年近30年创作的大学叙事小说，纵观其小说创作，能隐约窥探到我国近30年大学发展的衍变轨迹。在他早期的副教授买煤记希望转折等短篇小说中，明显具有一种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叙事特征，从中能明显感受到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的直接控制与干预。希望与转折详尽地描述了欧阳庄在L师范学院所遭遇到的各种改革阻力。临危受命的欧阳庄面对L师范学院拨乱反正后人心涣散的管理状态，他以身作则，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准备放手一搏，并踌躇满志地想将L师范学院建成省级甚至国家级的一流大学。然而，他所面临的艰难超乎想象，他遭遇到的不仅有来自普通教师的“怀疑”，也有中层管理干部层面的“不配合”，更有来自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向省委组织部的“告状”，这反映出了“文革”刚结束后大学中复杂的形势。最后，欧阳庄虽然能够继续留在L师范学院，其缘由并不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学术权威或行政权威，而完全是借助于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权力的干预。无论是欧阳庄在学校内部改革的阻力，还是他最后继续留任学校的校长，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掌控着学校及其个人的命运发展。在汤吉夫早期的大学叙事小说中，明显具有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叙事痕迹，文本中寄寓着浓厚的党和国家意识以及理想化的人格特质，这些都与当时的改革文学构成了内在的同质性。另外，在希望中有一个尤其令人痛心的细节：中文系的副教授班峰的老伴，在即将退休之际，为解决她们夫妻分居三十余年的问题，特意从江苏跑来请求欧阳庄院长能高抬贵手调离班峰。最后，班峰虽然为欧阳庄与自己类似的经历遭遇而震撼，从而自己主动要求留在L师范学院。这种因工作原因造成夫妻分居两地的现象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也从中折射出权力对大学人事关系的强制性控制与管理。无论是欧阳庄的最终留下，还是班峰的最后坚守，都源于大学外在的权力因素，其中折射出的是当时大学所具有的行政化组织特征。大学在这种计划经济时代，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性，导致人才不能像市场经济时代那样自由流通。如果说汤吉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叙事小说，其中行政权力对大学的控制与干预是一种直接的强制性权力管理，那么，他在后期尤其是新世纪初的大学叙事小说，这种国家行政权力则由直接的控制与干预，已转换成以统筹规划为手段的间接控制。恰如张阳所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强制性权力在不断减小，功利性权力相对增长。”2（P82-83）功利性权力就是权力客体服从权力主体的意志，权力主体则向权力客体提供实用的、有价值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往往通过经费资助的功利性方式对大学的办学行为进行宏观调控，这种调控方式可称之为功利性权力。相比计划经济的强制性权力而言，国家的功利性权力使得大学具有一定的选择自主性。1990年代以来大学在叙事小说中所反映的各种大学乱象，如大学“跑点”、评估、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这些乱象产生的根源都与功利性权力调控密切相关。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在接管H大学后，雄心勃勃地要将H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顾H大学的现实条件盲目申报博士点，号令大家抓住大干快上的好时机，不计成本地大力“引进”人才，不惜一切手段“创造”科研成果。正如何季洲在动员会上所说：“不要墨守成规，要敢于创新，比如我们师资力量不足，博士嘛可以引左 红，马建珠：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115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进一点儿，专家嘛也可以调过来，条件可以商量；不能调来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他的署名权，他的科研成果发表时，署上H大的名字就行，我们出钱就是了。”“最要命的是我们的人不懂公关，今天是什么时代？你又穷又横，谱儿摆得跟大爷似的，哪个肯买你的账？评委是要经常去联络的，要经常到人家家里看看，重要评委，我们校领导可以亲自去，要让人家感动。”3（P246）何季洲这种急功近利、不顾学术伦理底线的办学思维固然与他的个人权力野心密切相关，但也与功利性权力的调控不无关系。因为这些都是牵涉到大学发展的利益。功利性权力在对大学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从一定层面上滋生了大学功利主义的盛行。值得注意的是，何季洲的这种跨越式的、冒进的治学与治校思维，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遏制，反而被同等院校奉为国内新兴大学的一面旗帜，并将以H大作为兴校的典范。那些坚守学术底线、尊重办学规律的人们反而被贬斥为墨守成规、思想不够解放、思路跟不上形势。这种浮夸式的学术风气的形成，固然具有人性贪婪的根源，但这种贪婪也是依附于功利性权力对各种资源的统筹设置的管理机制相关，这看似能调动大学办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大学功利主义的盛行。在19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中，涉及到关于申报博士点与硕士点，以及各种项目申报的小说很多，这无疑是当下大学病症在文学中的反映。如倪学礼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集中描绘了E大围绕申报博士点而展开“跑点”的各种现实图景。小说中的孟校长与何季洲不仅在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同样的精明强悍，在办学思维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大刀阔斧式的贸然与激进。但作为E大的一校之长，孟校长也深知围绕申报博士点而进行“突击”行为的各种弊端。但他又非常无奈，因为大学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其背后真正指涉的是大学的发展利益。也许，金河对柳琴声的肺腑之言能表现出孟校长的无奈：“我有什么办法？老师要生存，学校要生存，要生存就得跑点就得走科研型大学的路子。”4（P167-195）作为人文主义意识浓厚的知识分子金河，他反对大学无底线地、不顾自我的客观条件进行跨越式发展。他一方面想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与人格良知，反对学校因为申报博士点而浮夸作假，甚至通过四处“公关”的方式达到申报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屈服于各种世俗压力，以至让他时常陷入在一种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所分裂的痛苦情境中。无论孟校长的无奈，还是金河老师的分裂性痛苦，其中所折射出的都是当前大学尴尬性的生存境遇。另外，在其他作家的大学叙事小说中也间接地涉及到了功利性权力对大学的调控与干预。如在劳罕各奔前程中，就有对学校迎接评估细节的详细描绘。汀州大学为了迎接评估，要求师生全力以赴，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并给予指挥部可以调动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特权。为了迎接这次评估，学校也基本上处于一种半工半读的状态去应付各种形式的材料检查，而真正涉及到师生利益的住宿、以及相关教学设施却没有资金做好相应的改善。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无疑彰显出了评估背后的某些弊端及其利益导向。在朱琳的 缺氧中，也涉及到了关于大学评估的情境描写，对于大学评估的各种弊端，叙述者以一种切身之痛的方式指出：“教育部每四年一度的本科教学评估，完全是与高校多方利益牵连在一起的。如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及地方政府经费投入额度、学校招生人数等，因而除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其他绝大多数内地高校不得不把迎评看得高于一切，成为特定时期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5（P40）学校为了迎接评估，进入了特级警备状态，所有院系全天候派人值班，各级领导班子24小时待命。真可以说是如临大敌，人人自危。当评估专家到了学校的时候，向评估专家配备豪车服务，甚至出现让学校外语学院与艺术学院的女生充当临时服务员的荒唐行为。阿袁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中的顾言，只因他的博导是一位博士点的评审委员，学校便不惜违背自己的人才引进原则，让其配偶由教辅岗转为教学岗。这样的事例说明，学校的让步并不是基于学术能力的考虑，而116是基于申报博士点的现实利益考虑。这些无不彰显出功利性权力对大学办学秩序的影响。上述分析表明，虽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大学的控制方式发生了由直接到间接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控制力度的削弱，而是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控，采取比行政命令更为隐蔽、更有力度的间接性控制。也正因如此，一旦涉及到申报硕士点、博士点等关系到大学的发展利益，大学才会出现数据造假、学术剽窃与学术腐败等各种违背现代大学理念的乱象。这些乱象会严重干扰到大学正常的办学秩序，也会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规范与学术生态。因而，大学的“去行政化”管理成为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治理文化、学术评价、人才评价等层面显现出浓厚的行政主导特征。”6在具体实践中，大学往往被当作一般的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大学中的学术性事务当做一般的行政性事务来管理，忽略了大学作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性。随着大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越来越呈现出其弊端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开始着力于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二、大学场域内的权力乱象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后，我国高等学校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正是在这种管理体制模式的影响下，大学虽然确立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者共治的结构模式，但行政权力仍然是高校权力的主体结构。行政权力是指依靠国家法律、政府意志、社会要求、学校规章等手段，形成的影响、支配高校内部成员和组织机构的一种权力形式。7学术权力“就是根据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等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的影响和干预力量，是学科规劝和管理技术的结合，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目标而对其特定的管理对象进行的组织、协调和控制的权力，主要由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构成。8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以理性和学术价值作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基础，以学术机制作为自己运行的主导机制。学术权力应成为学术人员合理占有学术资源并展开学术研究工作的权力保障机制。然而，当前大学的管理体制，却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管理倾向，行政权力远远高于学术权力，甚至对学术权力造成了严重的干预。以权力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最能真实地反映出大学的内部镜像。关于大学内部权力的书写，主要有以下两个维度：一是表现为对大学内部权力斗争与腐败的揭示。霍布斯认为：“我把永无休止谋求权力的欲望，至死方休，作为一切人类的普遍倾向。”9（P261）他将人类对权力的追逐界定为人类的普遍的基本的动机。尽管大学原本是个学术共同体，但是受制于社会体制，大学内部的权力之争同样也难逃此窠臼。骆平的 绿扉 集中地描绘了大学内部的权力之争。留学归来的教育学专家石坤在担任了离溪大学校长后满怀对大学的改革激情。但在现实处境中，他所感受到的不是高尚纯净的学术氛围，而是深陷于由利益关系所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权力网之中。石坤的大学改革，让这位不谙权术斗争的教育专家空有一番激情抱负，在权力倾轧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诸葛奕雄虽然为离溪大学的党务副校长，但在党委书记沈德庭的纵容下，他生活腐化，以权谋私，党同伐异，并不顾组织程序任人唯亲，俨然一副校园“土皇帝”形象。他依仗自己的职权，将校内的建筑的修建与租赁权，违规承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商，这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还造成因建筑质量问题而发生了一件命案，甚至还将学校的教学科研场地改为商品营利的场所，并以此谋取个人私利。这种荒谬的行径固然具有文学性的夸张色彩，严重损害了大学的形象。但从中却折射出了市场魔力对大学的腐蚀程度，也反映出了大学知识分子在权力欲望下的精神迷失。离溪大学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彰显出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些大学管理者整日思考的不是如何提高科研与教学质量，如何为学校师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而是如何绞尽脑汁去巴结讨好左 红，马建珠：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117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司，投其所好与投机钻营。溯其根源，也许正如文中所言：“中国的大学有一个普遍的误区，那就是不断地向行政机关靠拢，大学校长的级别，高的可到副部级，低的起码是副厅级，系主任则相当于县处级。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对学术的轻视。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系主任，他们只是学术带头人，而不是某一个级别的行政官员。冠以行政级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助长了大学内部官本位思想的膨胀。校园内专心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势必越来越少，大家都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学有所成一定要做官，做官才是一个学者最终的成功。”10（P247石坤对大学的反思不仅反映了大学严重的行政化管理现象，还揭示出了大学官本位思想的根源。朱琳的缺氧以一种全景式的方式描绘出了国内大学的生态现状，通过对高校行政化管理大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集中反映出了作者对高校行政化管理弊端的思考。F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青年教师曾玲，在她三十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份关于认定她博士学位论文存在抄袭行为的公文，这无疑宣告了她二十余年的寒窗苦读所换来的体面生活即将化为泡影。但令人深思的是，指控她学术不端的起因不是因为维护学术道德与规范，而是她导师丰凯信与他人的权力之争。当曾玲准备向学术督察委员会与学位裁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攻关”以保留其博士学位的时候，其中的刘祖安则利用其学术监察委员的身份与权力，不顾师道尊严，公然提出权色交易，其丑态跃然纸上。F大学田矛副校长利用其行政权力高薪引进曲保国，只因为这位滥竽充数的水货客座教授曾经帮助过田矛副校长出国的女儿，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权力腐败。F大学从正副校长到下属的各院系负责人，在面对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时竟然纷纷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其根源正是因为“去行政化”改革是对他们行政权力与资源的剥夺。恰如霍布斯曾指出的那样，人们谋求权力本身不是真正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已获得的财产与声誉，“因为他不能保证如果不再继续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手段仍可像目前一样安稳地生活。”9（P261）老悟教授变形记中的皇甫钟贤为了夺取人文社会科学部马观音的统治权，一方面是溜须拍马、讨好卖乖、送礼行贿；另一方面是各种造谣污蔑、攻击谩骂、利诱威逼，最后逼迫马观音交出统治权。为了获取权力，皇甫钟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人格底线。史生荣所谓大学中的杜小春与马长有，只因为依傍上了权力，便由大学的基层青年教师走向了权力的中心，完全改变了他们在大学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况。在1990年代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绝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到了大学内部权力的描写，虽然部分小说可能没有像以上小说那样集中性地描写大学的行政权力，但从散落在文本中的一些细节来看，仍然隐匿着对当下高校行政化管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以及官本位思想的反思。二是表现为权力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异化。福柯认为，权力话语与知识话语密切相连，没有脱离权力运作的纯学术的知识话语：“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1（P31）相类似的是，钱穆也同样指出了权力欲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普遍性：“试问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12（P148）既然权力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基本动机，那它的合理性存在也是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权力从产生的那一刻，就已埋下了人性异化的种子，它们相伴而生。这也许基于人性的贪婪或霍布斯所谓的“自保”。大学叙事小说中也有很多作家着力刻画出了权力对大学知识分子的扭曲与异化，表现出权力与人性的复杂关系。马瑞芳天眼中的史可亮，在梦中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掌握权力，因为权力就是力量，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不传之秘。史生荣教授之死中的东学潮只因依附上了校长的权力关系，不仅顺利评上了副教授，而且还享有高额科研经118费的支配权。正因如此，他领悟到了权力的魔力，并认为“男人的力量并不取决于身体和力气，而取决于和身体无关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高大了，人的力量就强大；社会地位弱小了，不仅人的力量小，一系列的麻烦也就多，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起你。”13（P179）这成为他不惜一切手段巴结领导、讨好上司的内在驱动力。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他甚至听从校长的意愿而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东学潮就是这样在毫无人格底线的情况下逐步迷失在对权力欲望的追逐中。所谓教授中的白明华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官僚知识分子，他凭着过人的活动能力，一步步当上了教务处处长，并一直坚信：“有权后一切都有了”“知识分子单纯搞学问也不行，财力物力都不支持你，出不了成果。只有领导和学者结合、学问和权力结合，才能如虎添翼如鱼得水。”14（P29）史生荣所谓大学中的马长有原本是权力的受害者，当他领悟出了大学的“生存之道”后，最终又借助权力走向了自我的“成功”，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也在其走向“成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蜕变。朱晓琳大学之林中的俞道丕，沉迷于“一支笔”所带来的权力快感，在获得延迟退休的资格后，仍千方百计地谋求连任，当谋求失败后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而突发脑溢血，以致瘫了半边身子。缺氧 同样展现出了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大学生态。丰凯信是一位能坚守学术道德良知与底线的刊物主编，可是面对田副校长爱人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投稿，他也不得不吩咐自己的博士生为这位领导夫人代她重写，表现出跟其学识与身份不尽相符的世故与圆滑。恰如丰凯信所言：“搞学问不能只凭学术成果说话，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上下级关系更加重要。”5（P146）骆平绿扉中的何仲舒原本是一个极具文艺气息的时尚青年。他爱好摄影与旅游，留着长发、戴着银耳钉，崇尚个人精神自由。在他从事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两年后，耳濡目染了大学官场的一些规则，他对人生开始有了另外一番彻悟，他的人生理想便是要做官，整天琢磨的是如何出人头地。他为此开始“洗心革面”，剪短了头发，学着穿西装，人也开始变得循规蹈矩，卑躬屈膝，完全是一副官场中人的行事姿态，跟过去的文艺青年形象已经判若两人。汤吉夫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是一个被权力高度异化了的知识分子。何季洲对权力的极度迷恋来源于他爷爷苦难生命经历的人生醒悟。何季洲爷爷是一个为了权力可以不要命的人，当他的人生目标化为泡影而又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时候，何季洲爷爷便以一种偏执的方式将“长大了要当官”的人生醒悟强行植入何季洲幼小的心田。正是这种童年成长的阴影，何季洲才会用一种不近人情的方式拒绝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美好生活的追求，倾力于对权力的追逐与维护。何季洲身上所体现出的复杂的人格特征让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具有相当复杂内涵的典型人物，他既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畸形产物，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怪胎。阎连科风雅颂中的杨科面对妻子赵茹萍与李广智副校长的通奸，也只能跪着恳请他们“下不为例”，杨科在权势面前不仅丧失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尊严，也丧失了作为男人所应具有的血性。李洱导师死了中的吴志刚，在知道了妻子与图书馆副馆长的偷情后，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维持自我的人格尊严，完全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所应具有的血性精神。三、结语中国传统教育具有浓厚的官学传统，其教育的目的主要为官僚系统培养出能为世所用的职官人才。传统教育的这种价值导向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价值文化传统，对权力的崇拜与追逐已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在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以来，众多创作主体以权力作为大学叙事小说的叙事维度，能深刻地表现出大学的发展生态与大学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这些大学叙事小说一方面呈现出了大学场域外部权力对大学的发展影响，揭示出了社会转型后大学场域外部的权力衍变；另一方面揭示出了大学场域内部的权力乱象以及权力对大学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与异左 红，马建珠：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中的权力书写119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Power Writing in University Narrative Novels since the New EraZUO Hong,MA Jian-zhu（Jinggangshan University 1.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ment;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er,Jian 343009,China）Abstract：Though serving as the beacon of civilizationand conscience of societyof human beings,universities aredifficult to stay out of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self-development.The power factors outside and within the university fieldconstruct an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ecology of the university.Since the new era,many creative subjects have taken power asthe narrative dimension of university narrative novels.On the one hand,they have shown the influence of power outside theuniversity field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revealing the evolution of power outside the university field after the socialtransformation;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reveals the power chaos within the university field and the distortion and alienation ofthe personality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resulting from the power.These novels profoundly show the development ecology ofuniversities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Key words：University narrative;Field;Power writing;Intellectual（责任编辑：江毓君）参考文献1 英罗素.罗素文集:第5卷M.吴友三,储智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张阳.多元评价视角下的大学定位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6.3汤吉夫.知识者生存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8.4倪学礼.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J.十月，2005，（5）.5朱晓琳.缺氧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6殷玲玲,史华楠.现代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价值取向重审与现实校正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7谭志合.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J.理工高教研究，2002，（4）.8颜丙峰.论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实施保障及扩张限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2）.9 美丹尼斯 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骆平.绿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1 法米歇尔 福柯.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钱穆.国史新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史生荣.教授之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4史生荣.所谓教授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化。然而，有些创作主体却以一种揭示大学黑幕的创作心态将权力进行简单化、模式化与表象化的呈现，他们简单地将权力赋予小说人物身上，使得小说人物更像是一种权力标签，以致缺少人物的性格逻辑，这就忽视了权力背后的人性因素所带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忽视了大学与大学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在遭受历史冲击与经济侵蚀后所不再具有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这种对权力反思性的缺席从一定层面上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小说的深度。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