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_李美玲.pdf

收稿日期:2022-09-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BDJ023);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CX20221323)作者简介:李美玲(1981),女,博士,教授;E-mail:meilingli369 付 瑀(1997),男,硕士研究生;E-mail:fuyu15620292770 第 22 卷 第 1 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2,No.12023 年 2 月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Feb.,2023引用格式:李美玲,付瑀.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90-101.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李美玲a,付 瑀b(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a.党的建设教研部;b.党史教研部,长沙 410006)摘要: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关键词:政治权威;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善治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031(2023)01-0090-12伴随 20 世纪末治理理论的兴起,传统治理结构的“单中心体制”被打破,形成了以“去中心化”、权力下放、国家与社会友好互动为前提的“多中心复合结构”。但“多中心”并不意味着可以解构政治权威对治理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1。对此,治理仍需“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2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可见,在“中国之治”的语境下,作为政治权威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基于此,形成了我国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治理主线,即“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了解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概念与主要内容,分析以政治权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对其发展路径加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界定与内容分析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概念对政治学人具有第 1 期李美玲,等: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91 特殊的重要性。”4因此,明辨“是什么”,即界定概念,而后分析其主要内容,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一)政治权威的概念界定与内容分析权威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与迫使他者服从的权力不同,权威是一种合法性(legitimacy)权力,指权威主体拥有权威客体自愿服从的能力,表现为客体在心理层面对主体的承认和认可。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威是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必然现象与重要前提5178。因此在政治领域,掌权者都希望拥有让民众普遍且自愿服从的合法性权力,用以凝聚公共力量,开展联合行动,实现共同体福祉。这种以合法性权力为基础,以客体对主体自愿服从为本质要求的驱动效力即政治权威。从相关概念不难看出,政治权威以合法性为基础,以政治认同为关键。一方面,就合法性的条件而言,卢梭认为,合法性源于主权者(人民)的“同意”6。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就是服从法定的非人格秩序,即“法理型支配”7。哈贝马斯更进一步,认为“衡量一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标准就是政治秩序与其所处时代价值规范的相容程度”8。不难看出,现代政治权威来源于三个层面,即是否获得人民同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与是否契合现代价值规范。另一方面,政治认同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中通过价值判断和理性判断形成的心理归属感,当权威客体认同权威主体时,便可以建构个体行动意义层面的“文化-认知”结构,从而将心理承认转化为外在行动,表现为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自愿服从,这样便保障了政治权威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自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9因此,以人民主权和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合乎现代法理要求和时代价值规范要求、受到人民深切认同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不容辩驳的强大政治权威,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016的灼见真知。可见,党的领导是发挥其自身政治权威效力的主要形式。(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界定与内容分析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治理是掌权者运用治权来处理国家公共政务的活动。在前现代时期,治理通常表现为统治者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通过控制社会来治理朝事,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伴随世界进入现代,现代化成为各国发展的主要目标,对此,传统的国家治理应向现代的国家治理转型,使国家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需要,让治国理政更为有效,更加体现社会自主性与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此种意义上,现代国家治理即权力和权利主体围绕政治秩序的维系、社会分歧的化解、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形成互惠、互动与互联的共同行动,以实现善治为主旨依归。善治是一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状态,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221。为实现善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讨论,并通过了决定,规划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我国的国家治理明确了前进方向。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合集,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相关组织结构;国家治理能力即国家制度管理各项事务的执行能力,二者总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都以现代化为目标,合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战略发展的“第五个现代化”。当然,国家治理不可能涵盖现代化的所有方面与内容,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有机体系,在生产力层面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化,在经济基础层面表现为市场化、全球化、城镇化,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层面总体表现为政治、社会系统和价值理念的民主化、法治化、多元化等。国家治理作为旨在有效处理公共领域事务,协调国家、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发展策略,显然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层面紧密契合。92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因此,民主化、法治化、多元化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核心要素。具体来说,民主化体现为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不断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水平;法治化体现为保障宪法与法律在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多元化体现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只有实现民主化、法治化与多元化的互联互通,国家治理才能达成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3。应当明确,将民主化、法治化与多元化有机结合,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即联合行动,否则单靠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顺利实现既定目标,这时便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的效力来统合多方行动,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治理的有序、有效与有为。以此,形成了我国以政治权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主线,其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二、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10119。因此,在我国治理进程中,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与强烈的现实逻辑。(一)理论逻辑: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理依据任何实践都要有理论的支撑,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有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1.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产生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它源于社会但又凌驾于社会11。国家并不是表面的社会共同体,“共同体只是国家的一种外观形式,隐藏在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国家的阶级本质”5111。因此,国家实际上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基础,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服务于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是,国家所履行的职能与活动的内容并非只有政治统治,其也要执行社会管理职能,原因在于这两种职能是相辅相成的:社会能否得到恰当管理取决于政治统治,而维系政治统治则要求统治阶级必须妥善地管理社会12。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旨在有机统一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国家的归宿是“消亡”,是国家权力复归社会的体现。国家消亡的前提是阶级消灭,即消灭对立阶级,另一个阶级承担起实现生产者按照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肩上”5126。为了“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 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3。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通过带领广大劳动人民以革命形式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此成为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所以“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14,“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不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15。因此,国家治理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必然要依靠党的政治领导来实现。问题在于,国家治理要发挥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才能保证正常运转,但无产阶级政党是无法直接行使该职能的,质言之,党是无法直接运用政治权力来治国理政的。因此,必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拥有政治权威,通过集中统一的领导,利用党组织覆盖、党的工作覆盖国家机关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否则将会导致国家各机关“群龙无首”,在缺少政治权威的统筹与协调下各行其是,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从长远看,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单纯的统治无法适用于国家治理对现代化的时代诉求,此时更需要发挥党的政治权威效用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第 1 期李美玲,等: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93 实现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机统一。因为统治的强制色彩更浓重,而权威则突出强调服从的自愿性与认同性,相较之下,权威更符合民主与法治等价值规范,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因此,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时代产物。2.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权威观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10123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彰显民主价值,实现民主目标。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伴随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三重性。第一,阶级统治是民主的本质属性,民主是一种为本阶级谋求利益的手段,对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进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16第二,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17可见,民主涉及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第三,民主更深层的要求是人人平等,“承认大家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7。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民主即是广大人民的权力,国家要由人民进行统治和治理。从民主的本质属性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有属于本阶级的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一种“政治外壳”,只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实现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政治工具,是一种虚假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则是可以实现的真实民主,原因在于,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了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让广大人民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摆脱了经济上的剥削与奴役关系,国家得以真正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对此,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18。而无产阶级为了达成民主目标,在革命斗争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19,“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20。这说明,只有确立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权,并发挥其政治权威效力,广大无产阶级才能紧密团结起来,才能有效行动起来。但是,“无产阶级民主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制度”5235。质言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无产阶级民主要向社会主义民主进行过渡。与无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完善民主制,如何更进一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进而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虽然主要任务已经不同,但二者的领导力量始终未曾改变,即无产阶级。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依然要发挥政治权威效力,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通过全面领导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从而将全社会凝聚为一股强大的联合力量。因此,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和民主观的时代产物。(二)历史逻辑: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10119同时,“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10123。可见,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1.受中国厚重的历史底蕴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着 5000 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21因此,放眼“历史的中国”,诸多优秀传统思想通过文化的惯性作用,在契合现代政治价值的前提下,孕育生成了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线,其中以“大一统”、“天下主义”、“责任政治”为主要价值理念。“大一统”指建立一种自上而下、高度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齐整统一的政治秩序,以推进国家整合为目标。在传统价值理念之下,这种政治秩序以皇帝为政治中心22。对此,皇帝要发挥政治权威的力量来塑造“以道为本体,立足人性、人心,贯通修、齐、治、平的大一统政治文化”23,以及构建适应于彼时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通过有效的治理来巩固与提高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而得真正之“势”以实现国家整94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合的目标。“天下主义”源自对维系大一统国家统治稳定的政治之需,最初强调“用夏变夷”、“夷狄进至于爵”以致“天下一统”24。之后伴随王朝更替与民族融合,“用夏变夷”依次发展为“夷夏互变”、“华夷一体”与“天下之治”,构筑了中国政治秩序的天下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垂直的、等级制的中心-边缘结构25。面对治理范围内广土众民的跨越性,作为该结构顶点的君王,自然要发挥政治权威的力量来统合国家与社会,努力构建“一体多元”的政治格局,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之治。“责任政治”是一种对“事”负责的观念和体制,指“整个政治体系的最终权威来自某些先定的共同事务的要求”26。“共同事务”是先于任何主体的前置性目标,包括为政以德、礼法并施、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在不少学者看来,这是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表现,而“判断贤能的标准与选拔任用贤能的方式,取决于能否承担上述既定的责任内容”26。因此,作为权威主体的君王必须贤明有为、坚强有力、心忧天下、政在得人,在治理朝政中要发挥重心作用来实现前置目标,从而提高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大一统”、“天下主义”与“责任政治”等理念的影响下,我国自古代便形成了通过发挥政治权威的效力来推进国家治理的传统,目标是实现封建色彩的理想社会。这些理念通过文化的惯性作用,在彰显时代价值(包括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面向世界的新天下主义、贤能政治等)的前提下,深刻影响了当代我国国家治理主线的形成。古今之区别在于,政治权威主体和治理核心不再是皇帝,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国家治理目标不再是封建主义色彩的理想之治,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时代性与进步性。2.审视西方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得失权威主体通过发挥政治权威的效力来治理国家,西方世界也具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权威在西方诞生于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是一种“权威-传统-宗教”三位一体的道德约束力:政治权威源于增添创始者的“奠基”(foundation),因此传统被视为伟大的存在,而宗教又神圣化了传统,让民众对政治权威感到无比的尊崇与虔信27。在此,政治权威超越了古希腊时代单纯的“能力-需求”关系,对治理古罗马这个庞大的共同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古罗马成为“远不只是为了防卫而联合起来的松散联盟,也不是近现代所谓绝对专制的强权国家”28。之后,政治权威的效力伴随中世纪教皇与君主的二权之争被逐渐解构,持续百年的宗教战争让善治的实现成为无稽之谈。虽然托马斯霍布斯通过“代表-授权”理论构建了“利维坦”式国家,重塑了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但这种权威过于绝对化(绝对主义君主制),以至于极大压缩了治理空间。因此,以约翰洛克等人为代表的“权利型政治权威观”更符合彼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观点将政治权威主体视为“必要之恶”,“人们缔结政府不是目的,而是保障人权的工具”29。质言之,政治权威主体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为前提,其效力是有限的。这种权威观促进生成了以有限政府为核心的宪政理论,此后极大影响了西方国家中权威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现代国家的治理总体经历了“统治管制管理治理”这四个阶段。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以国家/政府为代表的政治权威主体对社会的控制程度呈逐渐下降趋势,社会自治力量呈逐渐上升趋势。以宪政理论为核心,伴随政治权威主体赋权社会,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手段多样、强调协商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有效性有所提高。但不可忽略的是,多中心的治理“内含多元权威的政治倾向,主张弱化国家和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最高权威”30。多中心结构在缺乏权威的统一指导下,极大可能导致治理失败,如美国各州在应对疫情时各行其是,导致疫情治理不利。因此,通过考察西方历史,可以借鉴如下经验:其一,对于治理好一个共同体或国家,政治权威不可或缺;其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向着“现代治理型”发展,通过赋权社会、增强社会力量以实现民主化、法治化、多元化的要求。但也要明确如下方面。其一,虽然西方世界承认政治权威对国家治理的必要性,但始终将其视为“恶”的存在,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其二,既不能让权威湮没社会,社会也不能失去权威的指第 1 期李美玲,等: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95 导与约束,前者会导致权力过分集中,而后者则会导致社会撕裂。因此,在赋权社会、实现参与主体自我增权的过程中,合理协调权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之举。3.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的经验“任何的国家治理历程,都将经历从统治型国家到管制型国家再到管理型国家然后到治理型国家,最终走向未来社会的治理。中国也是这样,但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进程中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31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家治理基于治理类型的递进转型,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统治型阶段(1949 年至 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与人民群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利用强大动员能力有效整合了社会力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 纪 律,破 坏 这 种 必 要 的 统 一,是 不 允 许的。”32可见,政治权威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的有序开展。第二阶段为管制型阶段(1956 年至 1978年)。彼时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国家治理的经验,导致在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效仿了严格管制各领域的“苏联模式”。此时,虽然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严格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经济体制逐渐僵化,延伸至政治领域则产生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不难发现,管制型治理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政治权威的渗透力量过强,导致地方与社会的活力逐渐降低。第三阶段为管理型阶段(1978 年至 2013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治理此时体现为对各领域的现代管理,这就需要重新理顺政治权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政企关系、党群关系、政社关系等,进而巩固党的领导与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纪律,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同开放并不矛盾,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33“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34可见,发挥政治权威的效用是有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第四阶段为现代治理型阶段(2013 年至今)。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华民族迈入了现代治理阶段。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治理架构、机制体制、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不同,我国尚处于转型期,各领域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定型。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发挥中国优势。对此,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3。这进一步证明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发挥党的政治权威效用。但也要注意,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代表党要包办国家治理的一切,而是强调各组织、单位、团体、公民在国家治理中拥有平等法律地位,在党的领导下享有充足的治理自主性,这样便可以有效调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因此,从历时性角度来说,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受我国厚重的历史底蕴深刻影响、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而形成的治理主线。(三)现实逻辑: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效仿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才能达成现代化的目标,弗朗西斯福山将其称为“达到丹麦”问题35。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的交织影响下,受“第三波”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冲击,如缅甸军人政府上台重创民主政体、英国社会矛盾加剧导致存在分裂可能等,这些乱象无不揭示了“西方模式”的弊病。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多,导致各国的治理风险不断加剧。对于我国来说,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既需要在发展道路上证伪“西方模式”,证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也要努力化解治理风险,提高全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因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96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化正是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形成的逻辑主线,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1.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现实之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路,基本遵循“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这两种主流范式。前者以英美等早发内生型国家为代表,后者以德日等后发外生型国家为代表,二者分别将社会组织集团与以国家为核心的官僚集团作为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但二者“作为历史变迁进程中产生的理论范式,必然受到一定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36,即存在对国家或社会两种政治行为主体过度偏重的缺陷。因此,后发现代国家面对传统结构瓦解、制度体系变迁与多元利益诉求的发展情势,急需一种重塑政治秩序、引领制度建构与整合多元利益的主体力量。该力量作为“中介者”的角色可以整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和国家的相互“嵌入”实现政治发展目标。该角色只能由具有鲜明的利益表达性、高度的组织性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现代政党来承担,这样便形成了以现代政党为主体力量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即“政党中心主义”,以苏联、中国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宣传、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动员和与时俱进的制度供给,逐步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核心领导力与组织动员力,也成功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可以说,“政党中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于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实践呈现。因此,“政党中心主义”自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位处国家治理的中心位置,“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37。在国家治理的语境下,将国家“治理好”,从而实现治理的总体目标,是证伪西方模式、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必然要求,即证明该模式适配于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广泛的世界影响力。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治理失败使证成“政党中心主义”遭遇重大挫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强制化”了社会,导致“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38。可以说,战后的苏联总体遵循一种“政党主导”之下以国家强制力控制国家治理的逻辑,这既不符合权威的本质要求,也不符合民主化、法治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要求。我国的治理主线则与之不同:一方面,政治权威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权力,其突出强调党的领导、统筹与协调作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自愿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推动”不同于“控制”,其突出强调对社会的赋权,目的在于通过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以激发社会活力,但由此产生的联合行动依然要由权威进行规导,从而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动态平衡。不难看出,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整体的协调性、认同性与自主性,对于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是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的现实要求。2.化解“治理失灵”风险的现实之需格里斯托克认为,现代治理的本质是“它所偏重 的 统 治 机 制 并 不 依 靠 政 府 的 权 威 或 许可”39。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治理要建构的结构和秩序是通过多元主体互动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不是源自外部强加40。此类观点存在两个相面:一是强调治理的自主性、互动性、多元性、协调性,二是强调治理要“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在鲍勃杰索普看来,多元中心的现代治理以“反思性自组织”为机制,注重各方协调,虽然它是治愈市场和国家失灵的“良方”,但也面临失灵风险。对此,鲍勃杰索普提出了“元治理”的概念,指对治理过程的再治理,目的在于实现管治与自治之间的协调平衡,克服“治理失灵”风险。国家治理在 20 世纪末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主流趋势为批判“大政府”,这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套用西方模式,将“去权威化”的“小政府”奉为圭臬,从而削弱了国家和政府的能力,最终造成治理失败。对此,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发展中国“反思性自组织”指在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中的各独立个体,其建立在持续对话和资源共享之上。第 1 期李美玲,等: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97 家治理的失败根源于权威的缺失41。因此,鲍勃杰索普认为应确保国家和政府在治理中的地位,二者要承担在“元治理”过程中凝聚社会的重任,做到妥善安排存在分歧的政策团体,通过沟通与协商确保子系统之间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国家也要提供治理的基本规则,确保治理的机制与体制相互兼容,但国家不能是无所不包的管制机构,而应是着眼于国家的职责而非权力,以此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与协调性的治理机构42。不难发现,“元治理”明晰了国家和政府在治理中应当承担的角色和强化的领域,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我国来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会遭遇“治理失灵”风险。按照“元治理”的要求,国家和政府需要承担治理中化解分歧、凝聚共识的责任,这就要求二者必须坚强有力,通过履行相关职能,妥善协调不同组织和团体对治理议题或政策的多元意见。但是,国家和政府不能无所不包,不能仅用强制手段或自上而下的管制手段来治理国家,而是要找到恰当的方法来激发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增进治理主体之间的互信度,从而有效解决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难题”,最终实现善治。实际上,“元治理”旨在协调国家、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平等对话、有效沟通、友好协商来促合作、聚共识、凝合力,而发挥党的政治权威效力则是“协调”的根本方法,即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保证国家首要力量、发挥政府主体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动员与组织的方式激发社会的治理活力,通过充分、友好、广泛的协商凝聚全社会对治理议题的共识。不难发现,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化解“治理失灵”风险,提高全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大幅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必然要求。三、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作为后发现代国家,现代化的起步时间相对较晚,目前尚处在转型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在国家治理层面必须要发挥党的政治权威效用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学者杨光斌认为,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实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43。因此,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此外,也要积极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以共识的凝聚促进善治的实现。(一)以政治权威塑造新型民主观前文已明确,民主形式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维护既定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本质与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由于“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伴而生”44,因此,在以政治权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民主发展,提升民主化水平,这就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塑造契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民主观。中国新型民主观有双重面向,即“民主权威化”和“权威民主化”。前者指民主价值可以得到制度保障,人民拥有较高的参与意识,可以真实地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拥有多样、有效和真实的政治参与渠道;后者指权威主体的组织结构、规范章程、构成人员皆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在民主的范围内活动,为民主的目的服务45。具体来说,应做到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在我国,民主权威化的实践机制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人民有广泛参与治理和施行监督的权利,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坚强保障。由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这就决定了民主的权威化发展必须以党的政治权威力量为依托。其一,要通过党的领导来整合组织、团体、公民等积极的治理力量。有效化解存在的利益分歧方能提高治理效率,因此党需要发挥权威效力,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利益聚合过程中利用党组织的强大渗透力量,通过广泛开展调研,虚心接受批评,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进行综合且科学的对策研判,做到充分尊重不同阶层与社会界别的具体利益,引导各治理主体发挥其独特优势(如发挥民主党派“智力密集”的优势),做到求同存异,从而有效整合多元利益,使之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其二,要通过党的领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民主政治文化。塑造新型民主观,98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促进民主发展,要依靠广泛的政治参与,“人民参与公共生活,不仅对于民主制的运行是好事,对于公民本身也是好事”46。为此,党要发挥权威效力,通过主流媒体宣传、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创新民主参与形式等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渐进地培育民主政治文化,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从而提高人民的政治效能感与参与积极性,为参与行为的形成提供心理驱动力,最终推动民主政治文化向民主信仰转化,实现人民对民主价值和参与民主生活的深切认同。另一方面,“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47。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因此,实现权威的民主化需要持续提高党内的民主化程度,做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48。其一,要积极发展民主的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理想信念,深刻影响着党员行为,从而影响政党的整体形象与政治权威效力。为此,要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定期的政治教育持续提升党员的民主意识;建立系统的民主精神履行测评机制,通过定期考察,视情况与那些民主精神履行效力不高的党员进行谈话,对其规劝甚至惩罚,通过“软”“硬”并施的方法发展民主的党内政治文化。与此同时,党也要继续完善相关党内法规,切实保障党员权利,尊重其主体地位。党员自身也要做到权责统一,严守党纪党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样民主的党内政治文化才能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向善向好的发展。其二,做到“监督有效”。民主政治运行的关键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权威民主化的语境下,“监督有效”需要依靠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来实现。为此,要继续强化党内监督效力,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相关规定,提高党内监督的严肃性;要转变党内监督工作方式,创新党内监督工作思路,强化上级对下级的组织监督,鼓励下级对上级进行民主监督,积极发挥同级相互监督的作用;要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通过持续推进党务公开,做到外部知情党内情况,便于外部就国家治理的相关内容进行合理合法的监督,也要建立系统的监督保障机制,做到外部敢于说真话、不流于形式,最终提高党内的民主化程度。(二)以政治权威推进法治化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49质言之,法律是治国理政之基,正所谓“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良法则是善治的基础,而只有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律才能称为良法。良法在国家治理层面实际上指的就是法治。因此,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才能达成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以党的政治权威推进法治化建设,首先要厘清作为权威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找准实践落点。其一,党和法治是一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