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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贫困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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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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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贫困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

　　摘要：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建设已经初步形成，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即分析社会制度问题的整体性特征，反贫因制度体系的层次性特征，经历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性特征，以及反贫困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特征等。

　　关键词：反贫困；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规律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 )01-0108-02

　　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建设已经初步形成、初具规模，成为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障。在反贫困制度建设中，推动政府扶贫开发体制与制度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式反贫困的重要职能；推动“教育反贫困”制度创新，构建反贫困的人本模式；推动财政扶贫制度创新，实现反贫困的共享模式；推进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制度创新，实现反贫困的参与模式；推进国际合作扶贫制度创新，构建反贫困的国际合作模式；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构建反贫困的长效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制度理论方面的成果。中国的反贫困制度建设，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在反贫困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内在要求的基本特征。

　　一、整体性

　　从整体的、宏观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的制度问题，构建社会的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构成。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制度体系分为根本性制度、体制和规章制度三个层面。中国的反贫困制度就是一个既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由根本制度、体制和具体制度构成的制度系统。作为一个国家反贫困的制度体系或系统，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反贫困是一项实现人的权利的事业，而人的权利在“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下，具体包括多个方面的权利，而在每个方面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因此，反贫困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制度的整体性，从整体出发进行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现了整体性，它是由多项具体制度构成的，这些制度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发挥着制度的合力推动着中国反贫困的实践进程。
　　 　二、层次性
　　　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也表现出层次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反贫困体系又由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三个方面构成，这些体制从多个方面保障了人民群众权利的实现，是开展反贫困实践的制度基础。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主要有经济方面的制度、政治方面的制度和社会方面制度构成，其中经济方面的制度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反贫困制度在构建过程中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方面的制度或者说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具体而言，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革，基本经济制度也由最初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调整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也随之做出了具体调整，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反贫困制度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的反贫困制度由根本性制度、体制和具体制度三个层面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除了贫困的制度根源，是中国反贫困体系中的根本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支柱，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公有制占主体，表明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享有生产资料，消除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贫困产生的制度根源。共同富裕则表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为了人民，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不但经过公有制为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的发展机会，还以一切人的富裕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是消除贫困现象的根本性制度。除了根本性制度和体制，中国还建立了反贫困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得反贫困行动做到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三、动态性
　　　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所体现的一个方法论观点是，“始终把制度因素看做是生动可变的，而并不是凝固和僵死的。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制度建立后，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动态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变化发展过程。”从反贫困制度建设历程能够看出，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低层次到高层次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在建国初期，甚至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反贫困制度建设是滞后的，这固然与当时的贫困特征相关，更与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状况有关。在―个普遍贫困的社会，反贫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反贫困的效果变得不那么明显。反贫困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行动，中国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扶贫开发作为政府推动的一项反贫困行动，在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摆脱贫困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反贫困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历史任务，这也就意味着贫困现象的消除不是一项短期行为，贫困问题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具体表现方面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扶贫开发之外的反贫困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因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一系列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也由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而且这―体系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的。

　　四、规律性

　　中国反贫困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规律性。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得出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是与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的，在提到反贫困的道路时，她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反贫困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程度这一物质基础之上的。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中国的反贫困制度建设基本上是空白的，在农村惟有“五保供养制度”，且制度的保障水平也是较低层次的，其覆盖范围也极为有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能够投人更多力量促进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与此相适应，中国反贫困制度建设的步伐开始加快，先后建立了多项覆盖范围广、保障层次高的制度，而且对原有的一些制度进行了修订，以符合时代需要。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期，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成为一项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反贫困制度建设与完善的进程加快，表现为城市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完善，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展开等，中国的反贫困制度体系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