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2.doc

名词解释文部分1、 山海经：一部与巫术有关的古代地理著作，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秦汉时又有增补。共18卷，以记载传说中的地理知识为主，兼及民俗、物产、医药、巫术、祭祀等，尤其是保存了大量上古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黄帝杀蚩尤、鲧禹治水等，是我国先秦保存神话最多的古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2、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著，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书、史书。主要记载洛阳佛寺情况，同时记录了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此外，作者在描写洛阳寺院的庄严盛大时，也处处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感慨以及怀恋沉痛的心情。叙事简明，文笔清新，以散体为主，间以骈偶句式，是一部有特色的散文著作。3、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相传此书是为汉代桑钦所作的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水经所作的注。郦道元引书四百多种，加上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注水经，叙述了许多河流两岸的地理古迹、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作了生动的描绘，文笔简洁精美，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对后代山水游记文学有很大影响。4、 古文运动：中唐时期由韩愈领导、得到柳宗元大力支持、有“韩门弟子”参加的，以“文以载道”相号召，以古文反对骈文的一场运动。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它带来了散文创作的大繁荣，造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古文运动扭转了六朝至唐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在散文的思想与艺术发展上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5、 晚唐小品文：是韩、柳杂说、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取得了以下成就：（1）它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批判现实，文以载道的传统，而在讽刺尖锐，见解深刻方面，较韩柳有过之。形式上发展了韩柳文中幽默的一面，打破了唐代古文过于一本正经的沉闷局面，使散文题材开拓到日常生活中的琐闻、杂感等各个方面，风格趋向于轻松活泼。（3）对赋、铭、箴、赞等文体进行了由骈转散的革新，填补了中唐古文运动留下的空白，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代表作家作品有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罗隐谗书。6、 唐宋派：明代散文流派。嘉靖时，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散文家，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模拟主张，认为不一定“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特别是唐宋的散文更值得效法。他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创作上。由于宗唐拟宋，所以被称为唐宋派。唐宋派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归有光。7、 晚明小品文：晚明盛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主要特征：1、在内容上体现生活化、个人化的特征，不少作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生活状貌和趣味。2、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代表作家作品有袁宏道西湖、张岱湖心亭看雪等。8、 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桐城派在诸代表作家特别是姚鼐的努力下，成为有清一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学宗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名词解释小说部分1、 搜神记：一部用笔记体裁编写的志怪小说集。二十卷。东晋干宝作。所记多神灵怪异之事，作者意在阐明“神道之不诬”。但亦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还有一些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对唐人的传奇和俗体文学有重大影响。2、 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编，梁刘孝标注的一部笔记体轶事小说名。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亦复不少。语言精炼，韵味隽永。对后代笔记文学颇有影响。3、 唐传奇：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通称，因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故称。“传奇”一词肇始于元稹莺莺传的原始篇名，晚唐裴铏又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传奇正式作为唐代小说的通名，是宋代以后的事。4、 变文：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现存变文的内容主要是三类：一是演唱佛经故事的，二是演唱历史故事的，三是演唱民间传说的。后二者往往相互渗透，即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牵扯历史人物。另外有一种比较特别，数量也少，是演唱当时重大事件的。5、 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宋代的讲史话本主要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宋代小说话本一般为短篇故事，多表现现实生活，其中爱情和公案题材比较多。作品人物多为下层百姓中的平凡人物，形象鲜明，颇具个性色彩，善于通过行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女性形象塑造尤为成功，如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情节安排曲折生动，脉络清晰，引人入胜。基本运用白话，通俗简明，生动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作有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变迁）。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人物塑造上，宋代话本小说以平凡人物为主，不再将非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的标志。另外，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模式后来成了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以上几个方面对于明清小说、白话小说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6、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7、 神魔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提出“神魔小说”的概念，他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后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进一步指出：“当时的思想，是极模糊的。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释道和白莲教，单不过是含糊的彼此之争，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叫神魔小说。”8、 世情小说：即写世态人情为主的小说。所谓世态，指的是整个社会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所谓人情，包含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愿望和理想等整个精神世界。9、 三言二拍：指的是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它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凌濛初对“三言”的模仿之作。10、 拟话本：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的一些新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人们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11、 今古奇观：“姑苏抱瓮老人”见“三言”与“二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40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12、 三灯丛话：是明代三部文言小说的合称。包括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馀话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是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名词解释戏曲部分1. 诸宫调：指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讲唱文学。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用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长篇，杂以叙述，讲唱一个长篇故事。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一部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董解元保留了莺莺传的大致情节，但在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思想上，改变了原作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偏袒和对女性的偏见，突出了歌颂婚姻自由的主题，使作品有了本质的提高；在人物塑造上，不仅增添了不少人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主人公的性格，使之成为正面形象，而且个性更为鲜明。例如张生，原来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物，董解元将他改编成一个有情有义、始终忠于爱情的正面人物。又如崔莺莺，原来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弱者，董解元将她写成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在情节安排上，增加了佛殿相逢、月下联吟、兵围普救寺、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情节，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在艺术手法上，大量吸收古曲诗词的典雅词语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作品更具诗意，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语，使作品更生动活泼。2. 白朴梧桐雨：梧桐雨主要取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内容上虽是旧题材，但突出了纯真的爱情成分。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能通过人物内心的细致描写，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并且化用了大量古典诗词的意境、意象，语言极其华美。3. 马致远汉宫秋描写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但与传统的昭君故事不同，在情节和人物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它将汉元帝写成对王昭君有着深厚爱情的人物，同时突出了王昭君对汉朝的感情，让她以身报国，投水自杀。作者将王昭君的不幸置于民族矛盾的背景下，因此，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情绪特别强烈。艺术上善于抒情，极富感染力。在众多的元杂剧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时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与此相联系，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突出，缺乏戏剧冲突的紧张感，而重在抒情，借以表现自我，因而容易引起旧文人的共鸣。这既是马致远杂剧的特点，也是他的缺点。4. 元代的“水浒戏”：元代产生了大批的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今存目的就有3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就数量而言，水浒戏写得最多的是高文秀，见于著录的有9种，其中以李逵为主人公的就有8种，但现存的只有双献功。5.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它根据唐传奇离魂记改编而成，描写张倩女与王文举的爱情故事。张、王分离，张因病卧床，月夜魂追王成亲。后王得官回来，张魂魄与肉体复合为一。剧中离魂代表妇女内在的欲望和情感，病中的倩女之身代表妇女不能自主的可悲事实。情节离奇而内涵深刻，而且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对牡丹亭有直接的启发作用。6. 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的，所以也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戏曲”。南戏在宣和前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城临安，盛行于浙闽一带。南戏是在宋杂剧角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采用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南戏用南方方言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用韵也较杂剧为宽松。南戏的配乐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任何角色都可以演唱，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和同唱。在结构上，以“出”为单位，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保存在永乐大典中早期三种南戏，即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张协状元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元末明初，除琵琶记外，还有一些较著名的南戏剧作，其中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南戏四大传奇，简称为“荆刘拜杀”。南戏的代表作是高明的琵琶记和施惠的拜月亭记。这两部戏的出现，意味着以南戏体制为基础的南北戏曲的交融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并奠定了今后明清传奇的发展基础。7. 散曲：兴盛于元代的一种诗歌形式，是在宋、金时的民谣俚歌的基础上，在当时已很发达的说唱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独特的诗歌形式。散曲在体制上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单片只字，调短字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小令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它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套曲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其体制特征主要有三点，即它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连缀而生，各曲通押一韵，通常在结尾部分还有尾声。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最多不能超过三首。散曲有不同于诗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这主要是由于散曲采用了特有的“衬字”方式。所谓衬字，指的是曲中句子本格以外的字。第二，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第三，有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8. 四声猿：是徐渭的杂剧代表作品，包括四部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誉为“明曲第一”。王骥德曲律称四声猿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四声猿在思想内容上，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洋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体制音律上，有不少创新：一是写成最早的一部杂剧合集。二是徐渭是大量写作短剧的第一个作家，或一出，或二出，或五出，长短不一，从此短剧大为盛行。三是在音乐上或用北曲，或用南曲，不拘一格，首开以南曲写杂剧的先例。9. 临川派和吴江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临川派主张“以情格理”的至情论，反对封建的理学思想和礼教观念，而吴江派则重视封建伦理的宣扬，正如吴江派的重要作家吕天成说沈璟的戏曲“命意皆主风世”。二是对曲律的看法不同。吴江派是强调“合律依腔”，主张格律至上，认为戏曲第一位的是作品是否合律，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所以他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而临川派主张内容重于曲律。三是重文采还是重本色的不同。吴江派主张本色，反对过于重文藻骈俪，临川派注重文采。10. 明杂剧体制变化的特点：明杂剧体制变化的特点是传奇化。表现在：（一）结构上不遵守四折一楔子，体制自由多样。出现了很多短剧。（二）音乐上可南可北，南北兼用。（三）演唱形式灵活自由，可多人唱，也可连唱、轮唱。11. 明清传奇：“传奇”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但元末明初的学者们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原因之一在于许多唐传奇都曾被元杂剧改编成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便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12. 明代三大传奇：即明中叶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鸣凤记的三部传奇作品。它们分别是忠奸剧的定型、历史剧的新篇、时事剧的发轫，三大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新时期的到来。13. 临川四梦：指的是汤显祖的四部戏曲作品。即紫钗记、牡丹亭（亦名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由于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而这四部作品均有一个梦的情节贯穿其中，所以称“临川四梦”。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汤显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名词解释词部分1、 敦煌曲子词：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因是在敦煌发的，故称。敦煌曲子词保存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内容丰富庞杂，风格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生活气息很浓。2、 花间词：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编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为花间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十八名作者，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均为西蜀词人。他们的词风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和“花间派”。花间派尊温庭筠为鼻祖，多写闺阁情事，情致缠绵，辞藻富丽。代表作家除温庭筠、韦庄外，还有欧阳炯、李珣、鹿虔扆、牛希济等。3、 易安体：这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创作的一种词风，因她号易安而得名。其具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真实动人。真实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大胆而又真切。第二，语言浅显自然，却又韵味无穷。第三，情感表现形象具体而富有美感。4、 阳羡词派：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他尊词体，以词比肩经史，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无愧“词史”之称。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 5、 浙西词派：清代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这种观点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 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的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厉鹗继承了以朱彝尊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6、 常州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于乾嘉年间。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他所提出的恢复风骚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他的词气势雄健，风格俊逸。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在张惠言之后，周济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强调词“非寄托不入，无寄托不出”。在正变理论上，以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使常派风靡晚清词坛。古代文论 名词解释（先秦）1 论语的“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提出了“兴、观、群、怨”说。用现代的话说，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2 论语的“思无邪”说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了“思无邪”说。“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3 论语“诗可以怨”说孔子在论语阳货提出了“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古代乃至现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内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4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提出了“以意逆志”说。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5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6 孟子的“养气”说孟子在孟子 公孙丑上 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提出了“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7 庄子的“虚静”说“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8 庄子的“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9 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代文论 名词解释（两汉）10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11 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12 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毛诗大序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13 毛诗大序的 “讽谏”说“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它又主张不要过于激烈显露，要“主文而谲谏”，要温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一套。14 毛诗大序的 “变风”、“变雅”说“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15 王充论衡的“疾虚妄”说王充作论衡的根本目的，就是“疾虚妄”，倡“真美”，也就是说，反对虚伪、虚假的文章作风，提倡文章的真实性。他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王充这种疾虚妄，务实诚，倡真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对当时 谶 纬蜂起，怪说布彰的社会风气的勇敢挑战。但是王充却强调得过了头，由此导致了他对文学夸张、想象、虚构手法的反对，这就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暴露了王充思想的局限性。16 王充论衡的“文为世用”说王充认为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有益于世，他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王充所主张的为世用，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劝善惩恶，教化人民。其二，“为世用”就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他说，“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佚文）。王充主张文章应当“为世用”，对当时皓首穷经之辈，信伪迷真之徒，有着积极的针砭意义。但其中也包含着迂腐片面的看法。 古代文论 名词解释（隋唐五代）27 皎然的“取境”说皎然论诗歌创作主张“取境”之说。“取境”就是指诗人在受到外境的触发时，应该注意外在境象的选取。他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在诗人取境时，有易、难两种情况：有时灵感开通，就会“佳句纵横”、“宛如神助”，创作顺畅，这是“取境”之易的情况；有时灵感滞涩，“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这是“取境”之难的情况。他还认为“取境”时“至难至险”的作品，写成之后，如果又能不露凿斧痕迹，“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这才是文章“高手”。取境之易的情性前人（如陆机等）已有论述，取境之难的情况前人则很少触及。28 韩愈提出的“气盛言宜”说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这就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29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说。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抑郁的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30 白居易的 “为时”、“为事”而作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所谓“为时”“为事”就是主张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苦难，揭示时政的弊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像白居易这样大声疾呼主张诗文要有所为而作的诗人是十分少见的。31 司空图的 “思与境偕”说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提出了“思与境偕”说”。这是讲意境的基本性质，“思与境偕”中的“思”，可以理解为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但侧重在创作主体的情志意趣活动；“境”则是激发诗情意趣活动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境”与“思”偕往，相互融汇，因而产生了作品的意境世界。简言之，就是创作主体的情志与创作客体境象（实际就是触发创作主体产生创作欲望的客观的外在境象）产生了共鸣，相互融汇，这样才能创出具有意境美的作品。32 司空图的“韵味”说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文之难，而诗之犹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提出了“韵味”说。他在文章中强调诗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也就是“韵味”。“韵味”的具体所指，就是他在与李生论诗书和其他文章中所强调的诗歌应具有 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笼而言之，就是指好的诗歌所具有丰富的醇美韵味。他的“韵味”说源于钟嵘“滋味”说，但有发展变化，并且对后代意境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33司空图的 “四外” 说“四外”说：“四外”说，实际上是“韵味”说的具体所指，包含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笼统的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细分析则可分三组，内涵略有不同：（ 1 ）“韵外之旨”，应该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 2 ）“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 3 ）“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种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假存在，要依靠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换、再现出来。古代文论 名词解释（宋金元）34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则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钟嵘“托诗以怨”说、韩愈“不平则鸣”说的深入发展。35 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李清照在论词一文里力主严格区分词和诗的界限，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李清照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不能算是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耳”。她认为词和诗的本质区别在于：诗只有较为简单粗疏的声律要求，而词则特别讲究声律、乐律之规则，她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之音乐美。她的这一观点可能比较偏激保守，但也确实道出了诗与词的一些不同之处，给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36 严羽的“妙悟”说严羽的诗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以禅喻诗”，提出“妙悟”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词汇，本指主体对世间本体“空”的一种把握，涅盘无名论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就诗而言，“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真觉，一种感悟。他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由于“悟有浅深”，各个诗人悟的深浅不同，因而形成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别。37 严羽的 “兴趣”说“妙悟”是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兴趣”则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38 严羽的诗有“别材、别趣”说宋诗缺少唐诗那种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往往“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 严羽以“妙悟”和“兴趣”为其理论基础，对此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