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_何明.pdf

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作者简介 何 明，男，浙江义乌人，云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学理论方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族群互动、艺术人类学等；普成山，男（彝族），云南楚雄人，云南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彝族文化、民族关系。皮尔索 新牛津英语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沙姆韦，梅瑟 达维多 学科规训制度导论 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 刘健芝，编译 北京：三联书店，：沙姆韦，梅瑟 达维多 学科规训制度导论 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 刘健芝，编译 北京：三联书店，：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 开放时代，（）：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何 明，普成山（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摘 要 从学科的诞生来看，学科既是一种知识分类，也是知识生产分工的结果，还是学科建制化的历史产物。学科化的知识生产有疆域化、范式化、建制化等特征，在特定的情境下会为知识生产带来一些弊端，导致学术异化和内卷化。这些弊端并非知识生产学科化的必然结果，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应意识到知识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目的，学科建设应该服务于、服从于知识创新。当前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存在洋化和老化两大不足，因此无法准确解释新时代的民族现象。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中心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实现民族学学科特色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内涵的耦合，应注意：一是要以中国为观照，警惕知识体系洋化；二是要以时代为观照，回应时代使命；三是要立足中国实际，从实求知；四是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避免话语游戏；五是要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本土概念和话语；六是要注重不断推进知识创新。关键词 自主话语体系；新时代学科建设；民族学；知识创新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学科”是一个外来词汇，翻译自英文术语“”。在英文中，“”作为名词时至少有两个相距甚远的意涵：一是“通常在高等教育中学习的知识分支”；二是“训练人们遵守规则或行为准则的实践；使用惩罚来纠正不服从的行为”。在学术语境中，前者一般译做“学科”，后者一般译做“规训”。以往，在谈论学科建设相关话题时，人们惯常使用的是第一种意涵，将一门知识称为学科，即指它有“严格和具认受性的蕴义”。在福柯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是透过对知识生产者的规范或操纵而生产的门徒训练会产生普遍接受的学科规训方法和真理。”由此，第二个意涵也逐渐受到重视。从学科的诞生来看，它既是一种知识分类，也是知识生产分工的结果，还是学科建制化的历史产物。本文意在从学科本身出发，分析学科与知识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需要怎样的学科建设，以及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一、知识分类、知识生产分工与学科出现知识是“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人不断提出关于自然、社会、自我的问题与不断解释或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构建起从其所环绕的生活世界到寰宇世界的解释秩序。”人们遭遇问题，提出问题，探索、分析问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题，并做出解释、回答或解决的过程就是知识生产的过程。当知识生产为人们提供新信息、新解释、新观点、新范畴或新理论时，就能称其为知识创新。知识数量的不断增加是知识创新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也必然导致知识分类和知识生产的分工。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知识分类和知识生产的分工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史前时期）：知识生产混融于所有生产之中。早期人类社会中，尚不存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分工，人类的精神生产混融于物质生产之中。从中国的考古资料来看，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马坝人、丁村人、山顶洞人，还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都未出现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分工。第二阶段（早期文字时期）：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分离。大约到了早期文字时期，社会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出现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离。在我国，到了夏商时期，就已经有“巫”“尹”“史”“卜”“祝”等职业群体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彼时，从事精神生产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大部分人被排除在这种职业分工之外。他们所生产的精神产物也是混融的，知识与艺术、文学、宗教等精神产物相混合，呈现出一种“巫史不分”的状况。第三阶段（文字成熟至 世纪中期）：知识生产与其他精神生产相分离。在中国，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欧洲，至迟到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知识生产和其他精神生产的分离。中国的诸子百家，欧洲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不再是以艺术家、宗教家的身份进行精神生产，而是以思想家、哲学家这样独立的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进行知识生产。系统性的知识分类也开始出现。比如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 类：实践的知识，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制造的知识，主要指有关技艺的实用性知识；理论的知识，包括自然哲学、数学和神学。至迟在古罗马晚期已有“自由七艺”，用来指称自由人都应该学习的 类知识。在中国，西汉时期刘歆汇录的 七略 也已经具有对知识进行系统分类的意识。不过，在这一阶段内，知识的分类与知识生产的分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的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仍然与其他精神生产相伴。第四阶段（世纪中期以来）：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学科的形成。在 世纪中期之后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世界进入了“知识大爆炸”时期。文艺复兴让人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刺激着越来越多的冒险家去探索世界，寻找新事物，获取新知识。到了 世纪，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等神圣语言式微，英文、法文等方言地位提升，加上标准化生产的印刷事业的发展，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和报纸大量印刷。与之相伴的是知识阶层的职业道路被极大的拓宽，知识生产作为一种职业分工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对知识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工作的流动性增加，使得物质生产者也需要掌握一定的系统化的、标准化的、以文字为基础的知识，这导致了社会对基础知识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中人们关于物理、自然、化学、工业等方面的知识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直接转化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新知识的持续爆炸式增加，使得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这必然要求对知识进行更为精细的分类。而知识的生产者也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使得他只能在一个知李泽厚.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 文物，（）：李泽厚.从历史文物试探体脑分工的起源 文物，（）：汪子嵩.希腊哲学史：第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沈文钦.论“七艺”之流变 复旦教育论坛，（）：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彼得帕克.知识社会史：上卷 从古登堡到狄德罗 陈志宏，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版 韩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何 明，等：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特稿识门类或有限的知识门类内部进行知识生产和创新。由此，知识生产逐渐专业化，并且专业程度逐步提高。而这个所谓的知识领域或知识门类，就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换言之，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是知识的细分和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导致了学科的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学科体系是对知识分类的客观反映，也不意味着某一学科是知识生产专业化的自发产物，相反，它是人为的产物，是学科建制化的历史结果。二、学科的建制化学科建制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知识领域来说，它是指处于零散的、缺乏重点的研究领域转变为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的过程，制度化了的学科有自己的工具、技术、方法论、智识取向和问题域（）；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是将无序的、缺乏统一规范的知识生产转变为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的过程；从知识生产者的角度来说，是将生产者纳入一定的组织化的制度和或机构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门学科的机构要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科系；图书资料中心；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这是从机构的角度出发，从更整体的角度考虑学科建制应该包括：“（）实施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机构，如各高校主要按照学科划分的标准设立系、院等教学科研机构；（）跨机构、跨地区甚至跨国的学科共同体，如国家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发表平台，如各学科的学术期刊；（）人才培养规格及其管理制度，涉及学位等级、课程设置、水平标准等各个方面，如专业目录、学科目录、学位条例、专业评价制度等；（）学术研究和学科水平的评价、奖励及资源配置制度，如科学研究基金、优秀成果奖、学科评估制等”。学科建制化的过程，肇始于欧洲。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知识被教会垄断，世纪前后，当大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机构登上历史舞台时，它们往往也是被嵌入在教会之中，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鲁汶大学等学校建校之初都有教会背景。而大学的职责是传授知识而非生产知识，大部分的教师和学生都是神职人员，教授的课程也是固定的：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和 门研究生课程 神学、法学和医学。文艺复兴后，大学对知识生产的禁锢受到批评，一些以知识创新为首要目的的新机构 学院、学会、实验室、研究所等陆续出现，如伦敦的皇家学会（年），巴黎的法兰西皇家科学院（年），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年）等。部分大学的内部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机构，比如新的莱顿大学相继设立了植物园（年）、解剖室（年）、天文台（年）、实验室（年）。大学课程随之重组。七艺和神学、法学、医学之外的课程开始出现在大学中，如 世纪已经出现了地理学、自然史、植物学等课程，世纪出现了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课程，这种课程划分虽然很接近但还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学科”。世纪之后，更多的知识生产机构出现，与之相伴的，作为知识共同体交流平台的专门化知识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和博物馆也迅速出现，如巴黎民族学学会（年）、美国民族学学会（年）、英国民族学学会（年），化学杂志（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年）、德国 历史杂志（年）、法国 社会学年刊（年）等。世纪 年代之后，大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新机构诞生于大学内部或在大学内部得到组织化，大学的职能随之改变不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构，也是生产知识的机构。在此过程中，大学的“课程”也逐渐组织，.：，（）：.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高等教育研究，（）：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 开放时代，（）：彼得帕克.知识社会史：上卷 从古登堡到狄德罗 陈志宏，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彼得帕克.知识社会史：下卷 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 汪一帆，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彼得帕克.知识社会史：下卷 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 汪一帆，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化为“科系”，被纳入大学的院系体系内。与此同时，专业化、职业化的知识生产者人数快速增加，知识共同体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知识生产者以及学生也被纳入院系体系。换言之，知识分类和知识生产逐渐被建制化。现有学科体系中的大多数都是在 世纪完成学科建制的。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言：“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三、目的与工具：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学科化的知识生产有一些特征，包括：疆域化，范式化，建制化或规训化。疆域化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问题域而言。瞄定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合法性最为重要的依据。学科是知识细分的结果，在知识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和社会对知识的信度和效度的需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知识生产通过细分研究对象建构起各有所司的不同学科，引导进入各个学科的学者长期专注于某一研究对象的研究，回答有关该研究对象的问题，推进该领域的知识创新，产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准的知识，建构起关于该研究对象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这也就形成了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问题域的疆域化，比如政治学研究政治现象、民族学研究民族现象、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尽管人类社会的现象是不分学科的，但是学科都是选择其中的一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出现了学科“领域”的划分。范式化是针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而言。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用“范式”（）和“学科基质”（）说明学科。他认为，一门学科就有一个范式支配，即由符号系统、模型、范例等组成的“学科基质”规定。任何一个学科研究都有其基础概念、学术理念、研究脉络、基本方法和智识取向，它们会在学者进行研究之前为学者提供基本判断、基础假设和解释框架，成为认识研究对象、进行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和工具箱。建制化或者规训化主要是针对知识生产者而言。完成学科建制化是一个独立学科成熟的标志。完成建制化，意味着知识的生产者需要在一个由许多制度和机构共同构成的体系内部接受学术训练，接受制度规训，进行知识生产，实现个人的职业目标。这意味着知识生产者要接受一些基本规范，例如，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在撰写学术论文时需要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文章的参考文献。个人的职业发展也与一定的制度相关，根据一定的科层排列，如学校有校长，学院有院长，系有系主任等，个人还可以评各种职称：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那么学科化对知识生产有何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不乏有人认为学科化制约了知识生产。诚然，学科化确实有制约知识创新的可能。笔者曾提出现在国内的知识生产有两大弊端：其一是学术“异化”，知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未知，回答或解决问题，提供新知识，今天，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却“异化”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和玩耍的游戏。其二是学术“内卷化”，也就是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快速增加但创新性知识和技术并没有随之等比增长。根据 数据库的数据来看，中国近十年来发表的 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遗憾的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所生产的新知识位列世界前茅，比如，我们如今所面临的芯片荒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体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种“内卷”特征都十分明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二者都与知识生产的建制化有关，如上所言，知识生产者彼得帕克.知识社会史：上卷 从古登堡到狄德罗 陈志宏，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刘锋，译 北京：三联书店，：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 开放时代，（）：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 开放时代，（）：年中国被收录的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 （）：.何 明，等：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特稿的职业发展乃至整个机构的发展都受到一定的评审制度制约，而“成果”的数量是重要的评审标准之一，因此导致了对数量的盲目追求。研究对象和问题域的疆域化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疆域化之后，大部分学科都只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只从某一个学科视角给出答案或解决方案，而这有时并不能回答或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学科领域内可能存在许多专业的概念、术语、表达、公式等，极大地限制了不同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造成学科间的割裂。研究方法的范式化则可能会制约学者的研究，使得学者都使用相同的解释框架解答问题，例如，我国的民族研究中，阶级分析一度是主导的解释框架，以至于阶级分析被教条化反过来制约了民族研究。更有甚者，学者会对范式产生依赖和盲从，以至于即便遭遇范式无法解释的事实，多数情况下只会怀疑所获得的事实或研究过程存在错误，而不会轻易怀疑范式本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知识创新需要“去学科化”？答案是否定的。笔者曾经提出，今天的知识生产不该“去学科化”，也无法“去学科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学术研究提出的问题必须是问题、真问题并有实践价值或学术价值及一定普适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对问题的应答必须是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并具有信度和效度。”而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现阶段学科对于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是远远大于阻碍作用的。上文所说的几种弊端中，学术的“异化”和“内卷化”都是学者群体、学科和学术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学科本身所致。疆域化带来的学科间割裂，也可以通过跨学科合作来弥补，而这也是学界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至于范式化本身并非学科的结果，范式形成范式束缚知识生产发生范式革命新范式形式，这是知识生产的自然规律。因此，现阶段讨论学科对知识创新的阻碍，更多的是一种居安思危和精益求精，远没有到需要釜底抽薪式的“去学科化”的地步。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笔者从 年开始，就参与到云南大学“工程”重点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中，当时这两项工作是由云南大学党委书记高发元教授分管，笔者作为学科建设的成员参加。年，笔者担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此时恰逢“工程”三期建设即将启动。年，笔者卸任了民族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合并后成立的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院长的职务，又恰逢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云南大学民族学被评为 ，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学校领导动员笔者担任民族学学科特区负责人，负责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可以说，从 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有一个问题始终贯穿其中 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年，国务院印发的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了一流学科的建设任务包括：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一门学科的建设要兼顾六大任务，这确实给了我们带来了很多压力和挑战，但也促进我们对学科建设的目的的思考。年，我们就提出这六大任务虽然各有偏重，但其实是有一个中心的，那就是知识创新。建设一流师资队伍，除了要求教师有良好的师德师风之外，也要求教师具有知识创新能力，否则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就会是陈旧的、过时的，甚至是无用的知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毫无疑问就是要培养学生进行知识创新的能力以回应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科研的根本目的，在于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对社会的真问题提出解答或解决方案，这个过程显然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就是要提高创新能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和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也都是以知识创新作为重要基点。换言之，学科建设的中心目的就是知识创新。没有这个目的的学科建设，就是盲目的。学科的建设工作，谭同学.关于制约当代民族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反思：迈向实践社会科学的视野 开放时代，（）：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 开放时代，（）：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应该服务于、服从于这一目的。从制度和机构的层面为知识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制度、政策和机构设置，减少或消除知识生产学科化可能带来的弊端。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中心 年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年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两次讲话是紧密相连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内核是知识体系，这三大体系都是为知识体系服务。学科作为一个体制，为知识体系的创新提供人、财、物、政策、机构等方面的支持；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方法和理论，是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和重要构成部分。从中国的民族学来看，现有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存在两大弊端：知识体系的老化和洋化。目前国内通行的民族学教科书主要由两块知识构成：第一块是 世纪 年代以前的西方民族学知识。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民族学诞生于 世纪晚期的西方，世纪被介绍到中国，直到 年蔡元培发表 说民族学 之后，民族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世纪初至 世纪 年代，许多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被翻译、介绍进中国，构成了我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第二块是苏联的民族学知识。世纪 年代之后，我国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转而与苏联合作，苏联的民族学知识被大量介绍进中国，构成了我国民族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世纪 年代，民族学学科重建之后，尤其是进入 世纪以后，西方当代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再次被介绍到中国，在近年的研究中颇为常见，但因为目前通行的民族学教科书多编写于一二十年前，这些知识未被包括在内。这些老化、洋化的知识体系显然无法用于解释新时代的民族现象，也无法解决今天民族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新时代的民族学学科建设，必须直面民族学知识老化和洋化的现状，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最终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这是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中心。五、如何建构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实现民族学学科特点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内涵的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结合民族学的学科特点，建构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警惕知识体系洋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核心是“中国自主”，也就是说“要凸显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诞生于西方，如何将其转化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或者如何从中生发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关键所在。世纪上半叶，吴文藻和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就已经在为此努力。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化摇旗呐喊的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张雷声，韩喜平，肖贵清，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何 明，等：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特稿事实，通过二者的交互获得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吴文藻的社会科学中国化构想，经由费孝通等转化为学术实践。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理论或观点都极具中国特征。世纪之后，尽管大量的西方知识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其中的许多理论并没有中国化，而是在未经仔细考虑它们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效度和解释力的前提下被强行地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不但未能生产出具有中国特征的概念、话语或理论，甚至使中国田野成为“异域理论的实验地”。除此之外，“国内学界存在着或隐或显的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思考方式”，有的学者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大学学科设置中没有民族学的位置为由否定中国民族学的合法性或贬损民族学的价值，甚至试图用人类学来取代民族学。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知识生产和知识体系未能以中国为观照。（二）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以时代为观照，回应时代使命民族学从来都不是一门脱离时代观照，回避时代责任的学科。在西方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民族学自传入中国的一刻起，就与“中国的时代脉络同频共振”。世纪初正是我国内忧外患之时，国人对“民族”一词所进行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等时代命题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的时代使命是回应以消灭一切剥削压迫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世纪 年代起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都是对这一时代使命的回应。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民族学的时代使命。进入新时代，民族学的时代使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的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从陈旧的、过时的、不适应时代的知识体系中脱离出来，随社会的变化、时代需求的变化而转型，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知识体系。（三）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要立足中国实际，从实求知民族学知识生产的一大特征可以借用费孝通的话来概括，就是要“从实求知”也即知识要从实际中来，从社会事实中来。从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来说，从实求知包括 个方面：第一方面，知识生产的态度要客观严谨、实事求是。在今天的民族学知识生产中，存在一些未经系统深入地调查甚至仅凭自己主观的印象就做出判断，得出结论甚至给出对策的情况。因为缺乏对社会事实的掌握，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假、大、空”。对于这些研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方面，民族学知识生产要重视田野调查。这是民族学获取社会事实的最重要途径，是民族学掌握中国实际的可靠手段。第三方面，从研究对象来说，要立足于中国的田野，调查中国的实际。过去，一说到民族学很多人往往想到少数民族，想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村落等小型社区或初民社会。事实上，民族学所研究的“民族”是囊括了“国民或国族（）、族群（）、中国 个民族（）”的广义民族；民族学所研究的也不仅包括初民社会更包括国家体系中的复杂社会。只有以中国为田野，立足中国实际，方能真正从实求知。（四）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避免话语游戏问题是知识生产的起点，问题的解答或解决是知识生产的终点。没有问题的所谓“知识生产”，就如何明.“魁阁时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践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张雷声，韩喜平，肖贵清，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何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学学科建构 西北民族研究，（）：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学院学报 年 月第 期（）同失去了航向的帆船随波逐流，甚至于，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问题就称不上知识生产。当前的民族学学科内，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所谓的研究不致力于解答任何学术问题，也不致力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而是从国内外学界、政界找寻一些时髦术语，随波逐流地加以套用，名曰学术，实为谋求私利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回避关涉民族生存发展、各民族团结、国家长治久安等重要现实论题，沉迷于无关宏旨的文化细节，看似问题意识清晰，实则处处自我设限，处心积虑地逃避真问题、大问题、重要问题，最终仍只是资料和术语堆砌，沦为表面精致实则空洞的话语游戏。新时代的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以问题为导向，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敢于直面真问题、大问题、重要问题。（五）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要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本土概念和话语作为关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民族学非常关注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性和不同地域的地方知识，发展出主位（）、客位（）的观察与解释方法，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调查，理解研究对象的分类系统和知识体系，挖掘与阐释其中蕴含的概念、话语及意义，并且将其中部分具有较为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话语转化为学科的理论和范畴。我国有着悠久的与异文化、“他者”交往交流历史和丰富的处理民族关系智慧、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经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知识创新的宝贵财富。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等。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知识体系创新，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造性转化，挖掘整理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关于族群、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族际关系、跨文化交流以及民族问题治理的思想、智慧、知识体系和基本原理，将其纳入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新时代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对于民族学而言，知识的特性，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及其社会的变动性和学科的实践性都要求民族学学科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新时代民族学的知识创新包括：（）新方法。民族学知识生产最常用的方法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法，这是一种质性的方法。与质性方法相对的是量化的方法，它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应用频繁且成效卓著。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质性研究的长处在于能够呈现社会事实的多样的样态和许多细节，可以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深描，而它的短处在于它往往局限于小型社区、小型社会的研究；量化研究则可以覆盖更大的社会群体，获得更大的样本量，但是它对细节的呈现则较为有限。目前而言，如何将质性方法与不同的量化进行有机结合是探索新方法的一个有效途径。（）新信息。民族学的研究，常常会为人们揭示许多他们原本不知道的群体、文化事项、社会现象等，也即为人们提供新信息。这个过程有时会被其他学科的学者轻视，甚至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提供新信息本身就是有创新价值的。因为，民族学需要从生活世界中提出问题，尽管生活世界是自在的，但它进入学术知识领域转化为学术问题的过程却需要由学者来完成，因此这个过程有其重要性。（）新解释。在将自在的社会事实转化为学术信息之后，民族学者还要对其进行解释，分析其含义、成因、理由等。有的时候，面对同一现象，学者会因其所处的时代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关注点不同而给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泸沽湖周边的纳西族摩梭人的走婚现象，学界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解释。（）新观点。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往往要求价值无涉。而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价值判断是需要的，它也是民族学知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通过对民族旅游开发、民族文化资本开发进行分析，发现民族旅游对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多面向的影响，最终可能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可以利用旅游开发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是学者所做出的一个新的判断、新观点。（）新范畴。学术范畴是观点的集中体现，是学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何明，孙铭旋，覃延佳.民族学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 贵州民族研究，（）：何 明，等：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知识创新与学科建设特稿术的结晶。比如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民族走廊对于认知中国的民族的分布、民族的关系、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工具。面对今天的民族现象以及今天的时代主题，如何提出一些新的范畴，为人们认知当前新时代的中国民族现象提供有用的认知工具，也为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的决策提供一些新的操作工具，是今天民族学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新理论。所谓的范畴可能还不够体系化，如果这些范畴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进一步体系化，有一整套范畴，有大量的、系统化的表述，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理论。费老在晚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一个新的理论。应该说，理论创新是知识创新进入一个较高的层级之后才能完成的，一个学者的理论创新可能会决定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的大小。重点在于从新信息，到新解释、新观点，再到新范畴、新理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一步都有其重要性，切不可厚此薄彼。，（，）：，：，：（）；（）；（）；（）；（）；（）：；（责任编辑：杨谨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