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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和籴问题试论

　　一、前 言
自陈寅恪先生以“河西地方化”的理论，探讨和籴问题以来，学界纷纷针对和籴的渊源、用途、实施地区、[1]强迫性或自愿性、与籴本来源等课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论辩。和籴一词最早见於北魏，其制度渊源一般皆远溯至李悝的平籴法、管仲的轻重理论与耿寿昌的常平仓。然唐代的和籴初不以平价为目的，谷物供给对象也不在百姓，因此以常平敛散法衡诸和籴，似乎未尽妥贴。但另方面，和籴透过两和交易拥有大量谷物，其功能与运作法，势必受各式仓储的影响，并随着客观环境的需求而调整。故穷究和籴递变之迹，寻绎其与常平等法的异同，不唯可澄清和籴的面貌，亦可了解唐政府重视和籴的原因。
近年出土的敦煌文书中有不少关於和籴的资料，它除了细致地描绘官府收购粮食的情形，还出现了一种未见於其他史料、名为交籴的概念。和籴、交籴之别，学者的观察点多集中在估价高低、籴者身份、实施季节、可否预付等方面，至多也只认为涉及到军司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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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和籴的渊源、目的、实施时间与地区，宋德熹整理各学者的论点，并表列比较之，见《陈寅恪中古史学探研——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例》，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页129～146。
　卢向前、杨际平认为唐前期的和籴主要是人民自愿的，卢开万则认为具强制性。见卢向前《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籴的一些特点》，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307～316；杨际平《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页14～18；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6，页56～59。
　丸桥充拓《唐代关中和籴政策と两税法》，《古代文化》51：7(1999)，页40～42；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906～908。
　王永兴《伯三三四八背文书研究》，收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页159～164；杨际平《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页28—31；郑学檬《从敦煌文书看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收入《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327～331。荒川正晴《唐代敦煌に於ける籴买について》，收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8(1982)，页193～198。
的问题。但为何豆卢军会计牒中，仅交籴有利润账，而和籴没有，如果只从价差上去解释，未免把问题太简单化了，或许这其中隐含着某些亟待发掘的官司秘辛。
和籴的进行需具备籴本与剩余谷物两项要件，研究者对此已有着墨，只是往往忽略了籴本非单一来源，也未必出自同一机构，其拨付常因时因境而异，受政局与财税的影响甚大。再者，和籴其实是一种交易活动，尤其常发生在欠缺籴本或谷物的地方，因此政府如何扮演居中牵引的关键角色，使和籴顺利发挥物资调节功能，并使谷物的流通与收购，不受不当管制与不利因素的干扰，都是本篇拟欲探讨的议题。
和籴是唐代财政政策中的一环，与屯田、漕运等共同发挥互补性的粮食供应效能，对於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此处拟从和籴与交籴、和籴的功能与运作法、籴本的来源与演变、和籴与商业等几个问题着手，以补充前贤未尽之意。至於历来研究者鲜少注意的管理监督问题，本文限於篇幅，将在另文《唐代和籴的管理体系》中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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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綉《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752。
丸桥充拓《唐代关中和籴政策と两税法》，页40～44。
日野开三郎《天宝末以前における唐の军粮田》，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卷一一《户口问题と籴买法》(东京：三一书局，1998)，页327；卢向前《唐代中後期的和籴》，《文史》41(1996)，页35～38。
本文为第六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宣读论文(2003．11．6)，将收入该会之论文集。二、敦煌文书中的和籴与交籴 和籴是一种政府向民间徵集粮食的方式，唐代初见於贞观四年(630)代州都督张俭以之充边储，继之有数件贞观十四年、二十三年的太仓和籴粟窖砖，[10]但似乎都用来供边军粮食。[11]则天证圣元年(695)三月二十一日敕：“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辄取和籴物。”则边区、京畿等地的某些州县可能也在实施和籴制度。[12]然唐前期的和籴主要仍行於沿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治通监》卷一九三，台北：世界书局，1974，页6082。 [10] 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四，台北：艺文印书馆，石刻史料丛书，页12ab、14b。 [11] 卢向前认为可能与平高昌、开西域等军事行动有关，见《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收入《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292。 [12] 《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部·平籴》(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页6012。唐前期和籴实施地区，目前可知均不超过边区与京畿一带，故证圣敕的对象大抵亦以边区、京畿为限。一带，及玄宗朝牛仙客为相後，始大量运用於关中。[13]现今出土文书里的和籴资料，不仅充分反映边区对该种集谷方式的倚重，也清楚透露出传统史籍资料所不曾显示的运作细节。敦煌文书P．3348背天宝六载(747)十一月、十二月河西豆卢军军仓共有十一件十二人的交籴牒，交籴者无论行客或百姓，所交数少则50硕(2人)，多则200硕(2人)，一般约100硕(7人)，[14]另有一人为60硕，数量都相当庞大。军仓之外，炖煌郡仓也有百姓纳和籴偶粟的资料，兹将P．2803背天宝九载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八日的十件文书整理[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资治通监》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条：“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於关中。” [14] 十一月的一分交罐牒，行客任慙子纳108．6硕，计入100硕中。 [15] 本表将文书的2、4、5、8、9、10、11、13、15、16等10件有百姓纳和籴偶粟的明细资料整理出来。该文书的第3件即第4件的总计，不纳入。单次纳是指各件文书中列次所见各笔，即使同一件文书一人出现数次，也分别计入各数量组距中。多次合纳是并计偶粟後，将各文书中纳二次以上者，分别归入数量组距中。百姓纳郡仓的和籴粟，51．69％集中在1～10硕，更有高达约98％是在50硕以下。偶的交纳除一例有82．81硕外，其余也在50硕以下。与军仓交籴情形相比，二仓粮谷来源与数量有相当大的区隔，郡仓每笔所纳要少得多，这或许与百姓资力一般较贫弱有关。但如换个角度来观察，郡仓和籴也有令人瞩目之处。郡仓交纳期限在八至九月间，正是谷物新登之际，百姓因此随收随纳，二旬之间竞有65人次重复交予，多者可连续达四次，个人最高纳谷量至86硕，而郡仓的总收购量也有粟2916．79硕、偶365．44硕。[16]唐代丁祖每人纳粟2石，沙州有户六千余，[17]一户以一丁计，可收丁租一万二千多石。以此数字来比较，郡仓和籴数并不算多，然若思及这个和籴数是由168人所纳，[18]每人所纳偶粟平均竟至19．54硕，则不能不对百姓的纳谷能力，寄与高度关注。 P．2803背天宝九载文书是一份不完整的资料，百姓和籴其实是在交完官税，还完债务後，以其剩余谷物纳与政府的。与郡仓和籴偶粟同记録在一起的二分税、种子粟等，多少能说明这样的情势。郡仓纳期紧接在秋收之後，农民尚未支付年内的其他开销，政府的和籴估通常又高於时价，故农民在交付必要支出後，既愿意，也较有余力进行和籴，这大概是为什麽表中有不少农民，能在二旬之内交纳数十硕谷物的理由。如以人日食米2升或粟3．3升计，[19]纳10硕粟就约让百姓拿出十个月的粮食，因此政府若无价格上的诱因，百姓又岂会轻易释出谷物。从文献资料中政府和籴总是加钱收买推想(详下文)，炖煌郡仓的和籴应该也不例外。郡仓、军仓纳籴谷时，注明身份为百姓者，这些人似是相对於行客，在当地落籍的民户，只是他们的财务状况，相差似颇悬殊。[20]就郡仓纳和籴偶粟的168人而言，无分单次、多次纳，总数在50硕[包含]以上者共13人，占全数的7．74％，其与军仓交籴百姓皆属财力相近的阶层，可能都是当地的富户。至於绝大多数只能纳数硕或零星几斗的百姓，或许是经济能力较差的小农。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此二数字系核对明细资料与牒文中和籴的统计数後得出。 [17]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七四《州郡四》，沙州有户六千三百九十五。《两唐书》(新校标点本，台北：鼎文书局，1976)卷四○《地理志》，沙州有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四○《陇右道下》，沙州开元户六千四百六十六。此处据《通典》。 [18] 此处是将重复交纳和籴粟、偶者归并为一人後得出。 [19]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五《人粮马料篇》：“人日支米二升，……一人一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 [20] 池田温指为敦煌住民，不乏有力大姓。见《敦煌の流通经济》，收入《讲座敦煌》卷三《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页325。 敦煌并非垦田丰足之处，军粮尤其仰给於屯田多的邻州，《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甘州地广粟多，……屯田广夷，仓庾丰衍，瓜、肃以西，皆仰其餫，一句不往，士已枵饥，是河西之命系於甘州矣。”敦煌正在瓜、肃以西，殆曾悬命於甘州，但敦煌的军食来源可能还更广。豆卢军仓交籴的行客，想来系往来於敦煌与其他边州，从事谷物贩运的行商，[21]他们在十一二月秋收季节之後，还能有每笔一二百硕的大额运量，殊非寻常当地百姓可比。这些行客除了来自东方甘州等地外，敦煌以西各州盖亦有挹注敦煌军仓和籴粮谷之行旅。阿斯塔那509号墓开元二十一年(733)北庭作人蒋化明失过所案卷[22]就是驱驴到七百里外的伊州纳和籴的。[23]故只要敦煌的谷物估价高过粮运成本，让商人觉得有利可图，自然会吸引邻州行商来此。 自唐初西北地区已为供军而和籴，[24]敦煌文书则显示郡仓和籴在天宝年间也行於边地，而且其用途可能与出贷种子粟有关。天宝九载郡仓纳谷牒的第一件，就是敦煌十三乡向郡仓还纳种子粟的申报单，其他还纳种子粟的各件，也不时与和籴谷交杂在一起，或许和籴发挥的正是一种积少成多的力量，而政府藉着这股力量，以春借秋还的形式，赈贷贫弱百姓。[25]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行客一般系指离开本贯，往来各地，从事商业的人，有些证明非汉人。见池田温《敦煌の流通经济》，页325、340，注96；荒川正晴《唐代敦煌に於ける籴买について》，页195。 [22]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61～62。 [23] 北庭至伊州，《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为六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下》为九百七十里。 [24]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贞观、开元後，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於是初有和籴。” [25] 正仓赈贷的功能及出贷种子粟的情形，可参考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5～18。天宝六载、九载两件文书，军仓皆言交籴，郡仓则曰和籴，和籴与交籴运作方法相近，却并非同一回事，P．3348背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会计牒可以说明之。这件文书其实分为两部分，前件是交籴会计牒，後件是和籴会计牒，二牒同是斛斗收附军仓，纳入账历後，检附呈报的会计文书。交籴牒包含三载夏、冬与四载春三季账目，和籴牒只有三载冬与四载春二季，但交籴冬春二季的斛斗数不仅远低於同年同季的和籴数，而且也约是夏季交籴数之半。二牒各季谷物数如下表：[26]沿边驻军四季皆需粮食供给，虽然不明军仓秋季是否和籴，至少前述八、九月的郡仓和籴可於必要时助军饷。[27]从前述天宝六载的军仓交籴与天宝九载的郡仓和籴来看，似乎交籴每笔的数量大，多由有财力者任之，和籴每笔的数量小多出自一般百姓。上表的三载冬季与四载春季，军仓竟同时以两种估收籴，大概仍是较优惠的和籴估用於百姓，以照顾其生活；较低廉的交籴估要求当地富户或谷物商承担，用大量的交易让他们获取一定的利润。至於交籴与和籴的关系如何，吾人先以资料完整的天宝三载冬季交籴账做如下运算，就会有令人讶异地发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交籴利润数与总数，括号内所列是推估出的。和籴无利润数。 [27] 正仓可补军饷，遣也是正仓和籴的目的之一。见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页12～14。 天宝三载冬季军仓同时交籴与和籴，交籴估每斗低於和籴估五文。表中前半交籴总数栏依文牒列出。表中後半的本利计数栏如将本数用和籴估折算，可知本数总折钱数，与交籴总折钱数相当，而本利总斛斗数，亦与交籴总斛斗数相当。易言之，军仓如准和籴估上报中央，只需纳较少谷物即可应命；军仓如私下以较低的交籴估运作，则可在总钱数(1575．905贯)不变的情况下，收取较多谷物(5791．244硕)，需上报应命的即是本数(4886．355硕)，可私自扣下的便是利润数(904．889硕)。因此所谓的交籴会计牒、和籴会计牒，其实是军仓的两本账，和籴牒所收斛斗全载入支粮账，且经上报中央与勾检；交籴牒所人则分别列在支粮账、利润账里，不必上报中央与勾检，为军仓之私账。由於中央只拨付和籴匹段，并无其他籴本来源，所以作为私账的交籴数，其实是含括在和籴数内，由军仓巧妙操作得出，亦即和籴斛斗里，部分确依中央规定，用较优惠的和籴估收得，部分则军仓自定较低的交籴估，多收谷物，以本数计入和籴账内，利润数竟私下扣留。表中冬季的交籴数少於春季的交籴数，或许是因农家在历经秋税及各种开支後，手上握有的剩余谷物递减，能够和籴的数量也跟着递减，相对地，为了弥补和籴不足的差额，军仓便愈发倚重交籴。也就是说在总数固定下，和籴数与交籴数呈互补现象，能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和籴数愈多，则从有财力者手中购得的交籴数就愈少；反之，农民所纳和籴数愈少，有财力者的交籴数便增多。这种情形在谷物严重缺乏的夏季似乎更明显。表中三载夏的交籴数很大，远多於同件冬春二季的交籴量，而与另件冬春二季的和籴数约略相当，这应是夏季时百姓手中已无余粮，要向其和籴颇为困难，此时就只有半利诱、半强迫地从有力百姓与行客那里交籴来谷物，以满足军仓需求，并赚取每次约1000硕左右的利润(表二)。京都有邻馆《开元十六年(728)庭州金满县牒》“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惣壹阡柒伯陆拾人”，令支税钱。[28]当地的百姓及到当地来的行客都在州县管辖下，官府既可令其纳税，自可要求其交籴。不过要让当地富户或外来行客交籴，未可全用抑配之法，一来官府不便得罪富户大姓，二来若全无诱因，行客怎甘愿到此被率敛。天宝四载会计牒的交籴估，每斗皆低於和籴估五文，但只要行客从外地运来的谷物成本仍低於交籴估，则即使每斗少赚五文，在大量交易下，依然有相当利润，行客还是愿意将谷物卖到敦煌来。就粮价变动情形看，青黄不接的春季粮价，通常会高於秋收後不久的冬季粮价，不过天宝四载冬春两季的交籴估、和籴估各自未变，似乎透露出官方所订的这两类估价，未必随季节性时价而变动，如果春季估值仍对行客、百姓有诱因，那麽冬季估值尤其与时价有颇大差距，谷物商正可藉此机会赚上一笔。军仓对夏季交籴的依赖如此之深，若不让谷物商有利可图，岂不影响军粮的供给。何况行客还可藉着预付匹段的方式，先放高利贷，再填还谷物。这或许就是天宝六载各牒所示，行客、百姓自请向军仓交籴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8]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概观·録文》(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页354。天宝年间军仓是以匹段为本，向民间收购谷物，所以P．3348背和籴会计牒曰：“合当军天宝四载和籴，准旨支贰万段出武威郡。”同号前件交籴会计牒亦略云：“准和籴估，折填充交籴匹段本。”以庸调布补给军需物资，不直接由中央两京运至，乃是依度支指定的输送地转输，[29]而凉州(武威郡)正是运往河西地区布帛的中继站，[30]再由敦煌郡参军行纲传送。然而这两个会计牒在账务申报上颇不相同，和籴会计牒详细记録所收匹段种类、匹段估值与折钱数、收附斛斗的估值与折钱数，以及申报与勾检情形。交籴会计牒则仅记録交籴总钱数、斛斗总数与折钱数、斛斗本数(即表二中的支粮数)与利润数。交籴会计牒不独略去匹段部分及勾检情形，斛斗本数、利润数也都未计估值与折钱数，甚至只用粟的斛斗数笼统调整本利，其他各类谷物的斛斗数不过照録而已。从两种会计牒的书写形式上看，和籴牒的账目笔笔清楚，如何由匹折贯再折硕，层次分明，细目详实，最後并经查核与勾检。反观交籴牒的账目，其重点似放在斛斗折贯数及本、利数的分计上，予人的印象是，只需本、利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9] 大津透《唐律令制国家的预算——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释》，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452～456。 [30] 荒川正晴《唐の对西域布帛输送と客商の活动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73卷第3、4号(1992)，页40～45。凑成与总数相合即可，不必问各类谷物是否实有本、利。而且交籴牒将连续三季的本利账合在一起，又全无勾检情形，也与一般支度使季勾的体制不合。[31] 军仓在同一时间内以两种估收纳谷物，较高的和籴估用於一般百姓，较低的交籴估用於当地富户或外来行客。前者依和籴估实报实收，军仓不易从其中赚取利润；後者藉交籴估少报多收，军仓大可趁此良机获取羡余。这种假和籴之名，遂中饱之实的行径，或许在官府中以各种方式与名目暗中进行着，如开元十六年卢从愿坐子起居郎粜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32]让农民依和籴估粜米入官，籴本与粜数相合，官中不应有剩利，由是推测卢从愿子亦如豆卢军仓，在以不同估价行牟利之实。德宗信用裴延龄，权德舆恶其巧幸，上疏曰：“又重破官钱买常平先所收市杂物，遂以再给估价，用充别贮利钱。”[33]常平与和籴之异同详见下节，而此处同样是以不同估价，别贮利钱，纳入私囊。想来像豆卢军仓那样，一分为向上申报的和籴公账，一分为私下备查的交籴私账，可能在一些行和籴的官府机构中，悄然存在着。 和籴账目需要上报中央与勾检，中央也会派员到地方检勘，如 P．3841背开元二十三年沙州会计历，就是支度使勾出和籴库未收附正库所附小练；P．3559号天宝十三载炖煌郡会计牒，则是窦侍御准敕勘覆出用和籴物市马价，部分未填还。尽管唐政府对财务账目的查勘非常严格，不过豆卢军仓这种不着痕迹的两面手法，和籴账上完全看不出有何欠负、挪用等问题，就算勾官检勘，也找不出什麽破绽，大概因此军仓才会如此大胆地私下进行交籴。豆卢军管兵4300人，人日食粟3．3升，一季合需粮12771硕，与军仓冬春两季和籴数或夏季交籴数差可相近。边军用度耗费繁杂，粮食、衣赐、别支、马匹粮料等主要取自正仓，而和籴的就近购粮，可供绝大多数的豆卢军军粮，其於补充屯田、地租之不足，减省运输之不便，实有重大作用。[34]只是军仓私下以价差牟利，盖非中央所能预知或防堵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31]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页235～237。[32] 《旧唐书》卷一○○《卢从愿传》，页3124。[33] 同前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页4002。[34] 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页69；杨际平《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页26。
　　三、和籴的功能与运作方式 唐前期和籴用得最广泛的就是供军，供军便成为和籴最早显现的一项功能。从贞观四年张俭检校代州都督，奏请和籴以充边储起，[35]沿边营田、地租不足供军时，就常行和籴法以补充之。[36]不过在高宗、武则天以前，军仓和籴的量不会太多，普遍性也不会太高，如高宗初朝廷里有一场关於和籴的辩论，反对和籴者的意见还相当强烈。[37]天授初娄师德为丰州都督知营田事，则天降书劳之曰：“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38]可见唐初和籴供军还不是大规模的、常规性的。军仓和籴大致是随着沿边军镇的增加而大幅成长，[39]《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度支岁计，布绢绵匹段下有和籴专项，另有钱六十余万贯添充军州和籴军粮。和籴至此已列入国家岁计，成为专款专用的项目，其重要性已不言可喻。如果根据P．3348背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大生绢匹估465文，粟斗估32文计，则开元天宝间籴米粟的360万匹段，[40]约可籴得523万石粟，60余万贯钱约可籴得187万石粟，合计为710余万石，如再加上正租供军的190万石，屯收的191万石，[41]供军粮食的总需求量每年在1000万石以上，而和籴约可提供其中的65％，自此和籴供军成为君臣上下极关注的课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通监》卷一九三，页6082。[36] 《新唐书》(新校标点本，台北：鼎文书局，1976)卷五三《食贷志》，页1373。[37] 《全唐文》(台北：大通书局，1979)卷二○○，魏宏敏《对议漕运策》，页2558～2559。 [38] 《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页2975。 [39] 置军镇与节度使後，防区军事新体制完整地建立，而大约在开元二十年以後，军粮调节多角化，军粮田较前减缩，租粟也有所不足，和籴正因应此种形势而增加需求。关於开元二十年後军粮经营的变化，可参考日野开三郎《租粟と军粮》、《天宝末以前における唐の军粮田》，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卷一一《户口问题と籴买法》，页292～298、317～321。 [40] 《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自开元中及於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 [41] 《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下》：“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十万余匹，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仓则百九十万石。”又卷二《食贷·屯田》；“天宝八载，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这里的屯收，绝大多数应隶诸军镇。 安史乱後，国用缺然，供军之费，有增无已，政府既了然和籴之效，故每於年丰时下诏行和籴法，以充兵食。[42]然和籴者，如白居易所言，系“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後交易”。[43]官府为了寻找供军财源，用做籴本，有时竟不惜采非常手段来应急，这在政局不稳时尤其明显，如代宗广德二年(764)以百官俸禄二万贯助粜军粮。[44]正因和籴可就地集粮，有其方便性，且比之转运可减省费用，如陆赞估算“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45]“运米一斛达於边军，远或费钱五六千，近者犹过其半”，[46]是以唐君臣总会排除万难，企图以河运脚钱、盐利、户部别库钱等(详下文)，维持供军费用。唐朝各项常务开支，自有税物供给，和籴一般只扮演补充性的角色。在国家用度中，和籴的功能不只供军，也适时负担官用，特别是京畿皇室官僚的生活费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唐前期京畿一直有漕运不给的困扰，皇帝率大臣多次就食洛阳，自彭果献策行和籴法後，京师粮用大获改善，贵族官僚的都会生活也得到保障。[47]虽然贞观年间有太仓和籴粟窖砖，或许其时京师已曾用和籴法补充官用，但从各种迹象显示，自玄宗以後，关辅才广行和籴之法，[48]同前书同卷续曰：“天实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既是每岁行之，显见和籴供官用的效能已被君臣清楚体认，故即使历经安史之乱，在一段恢复期後，唐朝依然倚恃和籴以供官用，如贞元二年(786)十月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 如《全唐文》卷四七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籴诏》：“属此人和，近於家给，而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籴，以之馈军。”又如《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部·经费》：“[大历]九年五月庚申，以时属年丰，理国之本，莫先兵食，乃诏度支支七十万贯，诸道转运使支五十万贯，充和籴。” [43] 《白居易集》卷五八《论和籴状》(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4)，页1234。 [44]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页5785。 [45]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页1374。 [46] 《陆宣公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於沿边州镇储备军粮事宜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189。 [47] 铃木正《唐代の和籴に就いて》(下)，《历史学研究》78(1940)，页58。 [48] 卢向前认为玄宗朝和籴由西北推向关辅，由军用推向官用。见《唐代前期和籴政策与政局之关系》，页299～300。支一方面奏请诸州府折籴备军食，另方面又奏“京兆府兼给钱收籴，每斗於时价外更加十钱，纳於大仓”，给钱收籴就是和籴，史言“自是每岁行之。以赡军国”，[49]如果这里的州府折籴在供军，则京兆府和籴主要在供官用。姑不论关辅和籴在国家财政上占有多大分量，至少唐人已认为是京师粮用重要的辅助手段。 和籴原本是官民互易钱物的一种运作方式，官府通常自民间购得谷物後，直接由军国消费耗尽，不会产生谷物再利用的问题。但和籴在运作过程中，既收存大量谷物，难免会使急於徵集谷物的政府，联想到其他用途，致使和籴的功能开始转向、扩大。和籴所用的加钱收籴法，与常平仓的“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50]在谷贱阶段施行的办法，并无不同。和籴在加钱收籴後，与常平仓一样拥有大量谷物，这使得为灾民饥馑困扰的唐政府，也想到令和籴仿效常平的减价粜卖，出易谷物，济民之急。於是本不相同的和籴与常平，渐趋合流，不仅杜佑《通典》论天下仓廪时，直言“和籴者为常平仓”，[51]唐人对收籴或出粜，也不详辨何者为和籴，何者是常平，其甚者则和籴的功能也向常平的平价与备荒方面靠拢，[52]如开元二十五年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取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53]考虑的就不是军国之需，而是谷贱伤农。元和七年(812)七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奏：“以今秋丰稔，必资蓄备，……委本道差判官和籴，各於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民知劝农，国有常备。”[54]宝历元年(825)八月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诊。[55]就都是在丰年谷贱时和籴，以备荒年不时之需。其实，备荒与乎价常是一体的两面，虽然朝廷设制原本有别，“义仓所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9] 《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部·平籴》，页6013。[50] 《唐会要》卷八八《仓及常平仓》(台北：世界书局，1974)，页1614。[51] 《通典》卷二六《职官·太府卿》(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732。[52] 常平为平价，义仓为备水旱，二者原本有别，但在实际运用上，常平渐向义仓倾斜，唐後期已常并称为常平义仓，二者功能亦相混。关於二者的关系与变化，可参考陈明光《唐朝的两税三分制与常平义仓制度》，《中国农史》1988：4，页54～59；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页112～117；船越泰次《唐代後期の常平义仓》，收入《唐代两税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页311～330。 [53] 《通监》卷二一四，页6830。[54] 《唐会要》卷九○《和籴》，页1637。[55] 同前书卷，页1637。备岁不足，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56]但灾荒时谷价翔贵，为了救荒势需筹集大量谷物，物价便因此而回稳，是以备荒与平价的社会效益有相通处，为备荒而和籴，岂不蕴蓄平价之意；为平价而和籴，其储积亦可用来备荒。 和籴的功能既向备荒、平价扩展，吾人便不得不探讨原来执行这两项功能的常平仓、义仓与和籴之间的关系。[57]和籴与常平仓、义仓本由不同机构主管，和籴申度支计会，常平仓、义仓委仓部掌理，而且供军国之用的和籴只籴不粜，与常平的既籴且粜，义仓的赈给百姓，在操作方式与施行对象上都有不同。[58]《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天宝八载账，总计天下诸色米时，和籴与常平仓、义仓并列，三者没有混同。《册府元龟》卷四九二《邦计部·蠲复二》乾元二年(759)二月丁亥诏：“其至德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已前和籴、和市并欠负，官物及诸色钱欠利，常平、义仓欠负，五色一切放免。”三者在战乱期间还是各行其是。但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诸道置常平仓使司，量置本钱和籴。”[59]正如前文所论，常平与和籴都采取了加钱收籴法，运作方式的暗合，才会出现用常平本钱行和籴的现象。真正的平价应是籴粜并行，史料中言及和籴时，从未直接提到减价出粜，而减价出粜不是单独用“粜”来表示，就是与常平联系在一起，这正可见唐人对和籴的原始义涵，是限定在只籴不粜。由於和籴储藏丰富，政府有时也不免让其减价出粜，顺势发挥平价功能，如德宗兴元元年(784)润十一月诏：“江淮之间，岁丰稔，……宜令度支於淮南浙东浙西道，加价和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6]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页1828。 [57] 学者分别从常平与和籴的用途、用语、交易性、设置时间、施行地区、载籍着録方式、粮食运作普遍性、时代变化趋势等，论其异同。但本文只从常平与和籴的运作方式上比较之。有关学者们的讨论，见魏道明《论唐代和籴》，《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页109～110；杨际平《和籴制度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页104～105；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第2期，页13；卢向前《唐代中後期的和籴》，《文史》41(1996)，页43；吴廷桢、郭厚安编《河西开发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页213～214；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55、264～265；铃木正《唐代の和籴に就いて》(一)，《历史学研究》77(1940)，页35～39。 [58] 《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和市籴，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於人。”均天下之货表示和籴有调节物资的功能，下文将会讨论，量其贵贱似指和籴可平抑物价，但这应是和籴後来衍申的功能，非初时设计之原意。 [59]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页275。米三五十万石，差官船运於诸处减价出粜，贵从权便，以利於人。”[60]江淮和籴米转运至他处出粜，虽然是收其所有，济彼所无，藉物资调剂，达成平价目的，但和籴的既籴且粜，毕竟是运作方式上的突破，亦唯其如此，和籴才有平价作用，其与常平之间的相似度也就更高了。 荒政备用，唐代多凭义仓，义仓据地收税，直接徵纳谷物，而且平时课取，不必像常平、和籴那样先置本，再收籴谷物。义仓的放粮出给主要有无偿赈济、有偿赈贷两种，[61]但唐後期常平义仓功能相混，义仓有时亦仿常平仓之籴粜方式，如大和八年(834)江淮浙西等道“以常平义仓米出粜”，[62]就是其例。和籴以交易徵集谷物，不同於义仓的税收方式，但和籴既委积谷物，於必要时，政府自当考虑妥贴运用之，如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条建议：“每年所得税茶钱，使均融分配，……每至谷麦熟时，即与观察使计会，散就管内州县和籴，便於当处置仓收纳，……亦以义仓为名，除赈给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63]这是用税茶钱行和籴法，再将和籴米以义仓为名赈给百姓。不论陆赞的建议是否真地付诸实行，至少显示人们对仓储采取弹性运用的态度，不愿执着於和籴、常平或义仓之名相，又不愿固守收籴、出粜或赈给之操作法，只要能行惠民之政，又无妨於国家财务，政府应是乐观其成的，或许也因此和籴时而与常平、义仓相混用，而和籴的功能也自军国之需，向备荒与平价方面延展。从和籴的功能与运作上看，供军用与官用的和籴，大体是直接耗尽籴买来的谷物，其运作方式仅限於只籴不粜，下次和籴时需另筹籴本。但备荒与平价的和籴就未必限於只籴不粜，因年丰谷贱，加钱收籴来的谷物，可能如陆费之建议，以义仓为名赈给百姓，也可能如常平形式减价出粜。前者如系贷与，尚可期其填还，来日再加运用；如系赈济，则耗尽存谷後需另有籴本，方可再行和籴。後者之减价出粜，可将委积之斛斗再易为本钱，供作下一波和籴用，如此循环敛散，只要不有贪吏豪家从中反操利权，该种和籴在理论上是可以往复自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60] 《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部·平籴》，页6013。[61] 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页130。[62] 《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惠民二》，页1268～1269。[63]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页258～259。不需次次筹本。由此看来，和籴随其不同用途，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运作方式，史书中经常可见的籴、平籴、市籴等语，或许有些即指和籴。[64]和籴多变的功能与运作方式，也可从史家不同的类型分划上感受出来，如《唐会要》就把常平、和籴分为二日，《册府元龟》却把二者并入平籴一项。和籴繁复的面貌，於此可略窥一二。 和籴另有一些附带功能，仓库令：“诸支给粮禄，皆以当处正仓充。无仓之处则申省，随近有处支给。又无者，听以税物及和籴屯收等物充。”[65]以和籴粟充给粮禄，是正仓匮乏时的权宜之计，其实也是供国用的一种附属形式，直到晚唐都还受到重视，如大中六年(852)考功奏请无本色可支者，按仓库令给粮禄，且曰：“令式昭然，不合隳废。”[66]看来唐人是很认真地看待此令，至於能否有和籴物充给，那又另当别论。由和籴物充粮禄衍申的另种形式，见於P．3348背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准金部格，给副使禄直。”又曰：“大练准格给副使李景玉天宝四载春夏两季禄，……折给上件练，不籴斛浧。”文书准金部格折给匹段，格是制敕的编録，是修改、补充或变通唐令的规定，[67]此牒不准仓库令，而改依编敕後的金部格，以现成的和籴匹段给禄，推究豆卢军之做法，除因方便支与，节省军粮外，敦煌地区匹段普遍不足，此举或许也可以减轻官吏衣物不足之压力。和籴有时还挪用为市买官物的资本。P．3559号天宝十三载炖煌郡会计牒有一段记载，说是天宝六载节度使挪用武威郡运至的和籴匹段，为乌山等四戍购置马一百匹，其中一千四百余匹绢使司至今未还，所由以既是官用，优请恩敕放免。[68]类似情形也见於吐鲁番文书，_____________________ [64] 平籴原有平价之意，但有时与和籴相混用，如张俭检校代州都督，和籴以充边储，《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俭传》则曰：“乃建平籴法。”又《册府元龟》卷五一一《邦计部·贪污》：“[罗立言]坐和籴米价不实。”《新唐书》卷一七九《罗立言传》则改写为：“坐平籴非实，没万九千缗。”另外，市籴包括和市、和籴，如《通监》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僦车钱三十万缗，“悉奏以为市籴钱”。《旧唐书》卷九八《裴耀卿传》则写为：“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籴等钱。” [65] 《唐令拾遗》卷二四《仓库令》四引开元二十五年令(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页693。 [66] 《唐会要》卷八二《考下》，页1509～1510。[67] 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页135～139、152～154。[68] 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蹟释録》第1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页464～465。如阿斯塔那506号墓，一分可能是天宝十三载的郡长行坊文书称：“依检天十二载诸馆帖马斛浧二千石，前太守药用充和籴添将市马。”[69]边区军情紧急，驿递邮传频繁，马匹耗用量大，[70]在国家预算有定限，难以随意调度的状况下，额外拨付来的和籴费用，成为官司临时支出时的最佳选择。尽管如P．3559号所示，天宝六载挪用後至十三载，仍无物填还，亏空的账目犹存，但既然皆供军国之需，官司似乎也用得心安理得，不以为意，所以炖煌郡用和籴物市马，交河郡亦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