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_王敏芝.pdf

作者简介:王敏芝，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从事传播理论与媒介文化研究;李怡萱，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传播理论与媒介文化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XW044)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王敏芝，李怡萱(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摘要:出生、成长于互联网普及之前且现已进入中老年阶段的“数字移民”，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媒介素养和数字文化理解方面，均与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数字原住民”有很大差异，也决定了“数字移民”在当下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必然面临再适应和“再社会化”的挑战。从技术应用、社会行为和文化认同等三个维度对“数字移民”数字化生存适应性进行观察，发现“数字移民”在技术的生活场景应用与数字交往等方面适应性较好，在文化认同层面适应性最差，“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且不断加剧。系统性的媒介支持一方面能够帮助数字弱势群体追求美好数字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媒介技术公共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关键词:数字移民;数字化生存;社会适应;媒介支持中图分类号:C913;G206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3)01-0148-12一、问题的提出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占比大、增速快，40 49 岁网民占比为 18.4%，在所有年龄段群体中占比位列第二位;50 岁及以上群体由 2020 年 12 月的26.3%提升至 26.8%;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到 1.19 亿，占比 11.5%，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43.2%。1 这说明了一个现实，即中老年群体正在加速融入网络社会，也牵引出一个问题，即数字媒介形态越来越“新”的同时，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媒体互联化生活与老龄化社会存在的矛盾亟待解决。突如其来且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数字化生存的进程。疫情带来的人群隔离效应迅速放大了媒介参与人们生活的必要性，也让如何更好地实现数字化生存成为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数字移民”作为“数字原住民”与“数字难民”的中间层级，在数字媒介素养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无不让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媒介变迁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人841们的媒介使用情况也决定了媒介对个人的影响方式及程度。2 以往数字媒介使用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青少年群体，对“数字移民”及低龄老年人群体的相关研究较少。“数字移民”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也有强烈的适应意愿，了解其在适应数字社会过程中的具体困境并依此提供社会融入的帮助，既能体现社会支持的积极作用，亦能为推动弥合“数字鸿沟”和实现更美好的数字生活提供理论探索。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2001 年，美国学习软件设计师 Prensky 首次提出“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概念，主要含括那些出生早于数字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期、必须经历较为艰难的数字化环境适应过程的人们;与之相对的是“数字原住民”(digitalnatives)，即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长大成人者，对于数字产品有较高的敏锐度和使用技能。这一对概念用以表征不同年代的数字产品用户在接受、采纳、使用及管理数字化技术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3 此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界定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讨论。(一)概念辨析部分学者以年龄作为划分依据。如 Ben-nett，Maton，Kervin 等认为“数字移民”是指1980 年前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没有使用过电脑。4 Margaryan，LittleJohn，Vojt 等则以个人 PC 机的发售和第三代游戏机的突破为划分依据，将出生在 1985 年前的人界定为“数字移民”。5 我国学者赵宇翔亦以是否出生在数字时代为划分依据，将 1975 年前出生的人界定为“数字移民”。6 但有学者也认为，年龄只是影响数字媒介使用与适应性的因素之一，“数字移民”的划分还应加入性别、教育、地域、技术设备可及性等因素。如 Li 和 anieri 运用即时数字能力评估测量工具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数字能力同时取决于教育和年龄两大因素。7 Kennedy，Judd，Dalgamo 等指出，一些身处不发达地区的群体，由于难以接触信息技术，即使在 1980 年之后出生也不具备基本数字技能。8 还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接入度高及信息基础设施好的区域，用户的信息素养整体较好。9 关于“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间的差异，有研究发现，科技领域工作者多持二者存在差异的观点，而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则认为两者并无太大差异。10 还有研究认为，“数字移民”群体内部也存在数字技能的差异:一部分数字移民能拥有较高的在线内容生成能力，但另一部分数字移民却在此方面遇到诸多障碍。11(二)研究拓展教育学与信息科学仍然占据“数字移民”研究的主流。最初提出“数字移民”的 Prensky聚焦数字时代的教育改革，将教师与学生分别以“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指代。3 张琪娜和吕狂飚认为当下教师作为数字移民陷入了由交往降格、实践褊狭等造成的教学失范等困境，需要探寻对应性的教育改革出路。12 李舒欣和赵宇翔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移民活跃好学却又相对保守，其媒介素养水平与使用动机、情感感知、社会环境息息相关。13“数字移民”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拓展至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陈力丹和金灿认为，“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网络技术水平的差异是造成社会数字鸿沟的因素之一。14 周裕琼研究发现，在新媒体介入和使用过程中，代际间知识、文化乃至价值观差异都会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人在生活数字化应用中的差距，应从对比与对话的双重视角出发，重视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的学术研究思路。15 丘凌和李一诺从使用动机与行为方面分析了“数字移民”群体微信使用，以及该群体与“数字原住民”群体的差异。16 刘丹以“后喻文化”为背941王敏芝 等: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景，关注家庭中的“数字移民”对新媒体的文化适应状况与自我效能感、代际关系和来自子女的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17 以“数字移民”为主题的研究仍有待拓展和深化。(三)理论视角关于“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其理论基础是数字社会与“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的理论预判最初由尼葛洛庞帝提出，他认为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将在一个高度虚拟化的环境中完成包括学习、工作、生活等多种行为交互与信息交流。18 61 62胡泳认为数字化生存意味网络在生活当中从不离场，人们时刻利用这种在场并以之为生活方式和态度。19 数字化生存能力是信息社会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能力，具体为应用信息技术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能力，主要可以从技术知晓、技术应用和技术文化等三个层面分析。20 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化生存能力是指能够适应数字化环境，并进行生产、交往、生活等的实践能力，包括意识、知识、技术、文化、行为五个维度。21 周海宁提出从互联网的技术性想象能力、互联网激活受众个体的能力以及互联网的技术性赋权能力等三个方面考察受众数字化生存能力。22 李倩和许鑫结合新型数字鸿沟理论，将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结构概括为意识层面、知识层面、技术层面、文化层面和行为层面，并调研了上海居民的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23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测量可操作性，本文将数字化生存能力结构概括为五个层面，即意识层面、知识层面、技术层面、文化层面和行为层面，并结合数字化生存适应性语境，将其整合为技术适应、行为适应、文化适应三个维度(见表 1)，以数字媒介使用为切入点，探析“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表 1要素及指标建构适应性维度数字化生存能力要素题项技术适应技术知识技术使用数字媒介使用方法获取信息的能力掌握信息的能力操作能力应用能力1 我了解数字媒介的使用方法2 我可以自主从数字媒介上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3 我可以通过数字媒介了解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开阔视野4 我可以掌握从数字媒介上获取的知识5 手机里下载的 APP(应用软件)，我都可以熟练使用6 我可以通过使用数字媒介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7 数字媒介的使用提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效率8 我认为数字媒介方便了我与外界进行联络9 数字媒介让我可以做的事情增多了10 我更愿意使用数字媒介进行工作、学习和娱乐，而非传统方式行为适应行动能力数字学习能力数字办公能力数字消费能力数字娱乐能力数字交往互动能力1 我可以通过数字媒介，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2 我可以熟练地利用网络进行办公3 我可以熟练进行网络购物4 我可以熟练使用网络支付5 我可以通过数字媒介进行日常娱乐6 我可以通过社交软件(微信、QQ)与亲朋好友、同事进行沟通7 我可以在微信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发表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与他人分享文化适应意识层面数字化发展意识1 我认为现代社会数字化发展非常快，数字媒介的使用已经得到普及数字化适应意识2 我认为我需要积极适应现代化的数字发展进程，学习数字媒介的使用方法051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续表 1适应性维度数字化生存能力要素题项文化理解自我效能感心理适应与满意度文化观念理解能力数字伦理规范遵守使用节制意识3 我认为我可以理解数字化中的创新精神4 对我来说，学会使用数字媒介是容易的5 使用数字媒介遇到一些困难时，我能自己想到解决办法6 在使用数字媒介时，有时我会感到无能为力7 总体来说，我对自己掌握数字媒介使用的现状感到满意8 数字媒介的使用提升了我的生活幸福度9 我可以理解网络中流行的热词、热梗10 我可以理解与好友聊天时的表情包11 我认为自己的网络文化圈层与青年群体较为一致12 我在使用数字媒介时归属感更强13 我愿意进行数字内容消费(如开通影视会员、阅读会员等)14 我会注意在网络上发表个人看法时的用语15 我会有意识保护自己的隐私，并做到不在网络上窥探、侵犯他人隐私16 我可以理性运用社交网站和社交应用，不沉迷其中三、研究方法与设计本文参照周裕琼对我国“数字移民”的年龄界定，即以 1995 年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已成年(18 岁)为划分时间点，并结合“低龄老年人”(60 69 岁)的划分标准，15 将“数字移民”群体界定为年龄为 45 69 岁并日常性使用数字媒介的人群。(一)研究方法与问题设计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辅以深度访谈，从技术、社会、文化三个维度了解“数字移民”社会适应状况以及排斥性因素，征询其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媒介需求与提高数字生活品质的建议。主要研究问题包括以下四个。Q1:数字媒介的接触与使用给“数字移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哪些改变，他们由此形成了怎样的数字化生存特征?Q2:“数字移民”在数字化生存的适应过程中是否存在困境和阻抗，其适应性如何?Q3:“数字移民”在数字化生存的适应过程中，其媒介需求为何，需要什么帮助?Q4:“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引发怎样的关于数字化生存的反思?针对以上问题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选项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从“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2、3、4、5。(二)样本统计与描述通过目的抽样和网络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以线上问卷星答题的形式向使用数字媒体的“数字移民”发放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1 年 12月1 日 12 月31 日，共计发放问卷312 份，回收问卷 312 份，剔除年龄不符、答题时间过短及含有逻辑冲突的 42 份，最终采用问卷 27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5%。样本信息统计描述如下。调查人数共计 270 人，其中男性 127 人，占比 47.04%;女性 143 人，占比 52.96%，与第49 次 CNNIC 调查报告中显示的男女网民性别结构比(51.5:48.5)1 相差不大。样本人群中 50 岁至 54 岁年龄段最多，65岁至 69 岁年龄段最少，两者相差约 3 倍。样本年龄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教育程度方面，45 岁 69 岁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本科率较低。工作状态方面，样本中仍处于工作状态的有 159 人，占比 58.89%;处于退休状态的有104 人，占比 38.52%;待业人数最少，为 7 人，占比 2.59%。在职业分布上，由多到少的职业依次为个体经营者(46 人)、企业职员(44 人)、事业单位人员(43 人)、工人(41 人)、商业/服务业人员(37 人)、农民(28 人)、国家公职人员151王敏芝 等: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25 人)及其他职业(6 人)。在区位分布上，常居地为农村的有 57 人，占比 21.11%;常居地为城镇的有 213 人，占比78.89%，占比约为农村人群占比的 4 倍。在数字媒介接触与使用的年限方面，使用2 7 年的人数最多，2 年以下的人最少，可见数字媒介在“数字移民”群体中的普及度与使用度很高。在数字媒介日均使用时长上，日均小于 1 小时的只有 13 人，日均使用 2 4 小时的有 130 人，占比最多，为 48.15%;4 6 小时的有 53 人，占比为 19.63%;日均使用时长在 6小时以上的有 14 人，占比为 5.19%。总体来看，“数字移民”们的日均数字媒介使用时长较为合理，鲜有过度沉溺的情况。统计显示，“数字移民”的数字媒介学习与使用过程并不容易。超过 60%的人认为自己学习使用数字媒介花费了比较久和非常久的时间;遇到困难时倾向于选择向年轻一代寻求帮助。这也印证了“数字移民”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并普遍需要“数字反哺”。四、研究发现(一)“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状况“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即其掌握信息技术相关知识和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依照数字化生存能力量化标准，可细化为技术知识与技术应用两个层面。1 技术知识层面“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及其使用方法的了解程度较好，信息获取能力较好，普遍认同数字媒介的信息拓展功能。认为自己“对数字媒介使用方法有较好了解”的人数占比 38.52%，了解程度赋分在中位数以上的有238 人，占比88%，均值为3.3 分。在信息获取方面，对于自主获取信息的程度选择，38.15%的样本人数认为自己可以一般性地通过数字媒体获取信息，42.59%的人认为自己可以比较自主地获取信息，赋分均值为3.45 分。对于“数字媒介使用可以增加知识、拓展视野”的程度选择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4人，占比 1.48%;不太同意的有 13 人，占比4.81%;一般的有 49 人，占比 18.15%;比较同意的有 172 人，占比 63.7%;非常同意的有 32人，占比 11.85%，均值为 3.8 分。2 技术应用层面“数字移民”对各类应用软件的掌握程度不一，对社交软件方便联络的认同度最高。在操作能力上，“数字移民”对手机应用软件的熟练掌握程度统计均值为 3.27 分。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7 人，占比 2.59%;不太同意的有 48 人，占比 17.78%;一般的有 93 人，占比 34.44%;比 较 同 意 的 有 109 人，占 比40.37%;非常同意的有 13 人，占比 4.81%。在中位数以上的人有 215 人，占比 79%。“数字移民”对使用数字媒介解决实际问题的掌握程度选择，均值为 3.49 分。掌握程度一般的有 80 人，占比 29.63%;掌握较好的有105 人，占比 38.89%;非常好的有 41 人，占比15.19%。对于数字媒介使用提高工作生活效率的认同度选择均值 3.62 分;对于数字媒介方便联络的认同度选择均值 4.08 分。总体而言，从知识与技术两个层面看，“数字移民”群体在数字媒介使用中技术适应整体情况较好。其中，均值最高的是应用能力层面对于社交软件方便与外界联络的认同度，为4.08 分;均值最低的是操作层面中对于手机应用软件的熟练掌握程度，为 3.27 分。“数字移民”普遍认为，数字媒介使用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性，在技术适应方面对于数字媒介技术持有积极认可的态度，但客观操作能力不及主观认同度高。(二)“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状况“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即其应用数字技术来满足自己生产与生活等社会参与需要的行为能力，包括数字学习、数字办公、数字消费、数字交往等。在数字学习能力上，面对能否利用数字媒介及网络资源进行学习的提问，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2 人，占比 0.74%;不太同意的有 35人，占 比 12.96%;一 般 的 有 94 人，占 比34.81%;比较同意的有 121 人，占比 44.81%;251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非常同意的有 18 人，占比 6.67%，均值为 3.44分，其学习意愿与能力较好。在数字办公能力上，对“我可以熟练地利用网络进行办公”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24 人，占比 8.89%;不太同意的有 81人，占比 30%;一般的有 96 人，占比 35.56%;比较同意的有 57 人，占比 21.11%;非常同意的有 12 人，占比 4.44%，均值为 2.82 分。可以看出“数字移民”群体整体的数字办公能力较差，中位数及以下人群占比 74.45%，这可能与数字办公中所用软件功能复杂有关。在数字消费能力上，对于可以熟练进行网络购物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5 人，占比1.85%;不太同意的有 31 人，占比 11.48%;一般的有 66 人，占比 24.44%;比较同意的有117 人，占比 43.33%;非常同意的有 51 人，占比 18.89%，均值为 3.66 分。是否可以熟练使用网络支付的程度选择，均值为 3.99 分。可见，“数字移民”的数字消费适应性较好。在数字娱乐能力上，对于可以熟练使用数字媒介进行日常娱乐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1 人，占比 0.37%;不太同意的有 19人，占 比 7.04%;一 般 的 有 83 人，占 比30.74%;比较同意的有 122 人，占比 45.19%;非常同意的有 45 人，占比 16.67%，均值为3.71 分。这表明数字娱乐如短视频、直播、小游戏等有效拓宽了“数字移民”休闲娱乐的渠道，成为一种常用方式，甚至占据数字媒介使用的主要目的。在数字交往互动能力上，对于可以熟练通过社交软件与他人沟通交流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4 人，占比 1.48%;不太同意的有 11 人，占比 4.07%;一般的有 46 人，占比17.04%;比较同意的有 143 人，占比 52.96%;非常同意的有 66 人，占比 24.44%，均值为3.95 分。对于可以熟练在社交平台发表内容的程度选择上，均值稍低，为 3.78 分。数字时代加之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影响，“云交往”成为人际关系主要的构建方式。问卷结果显示“数字移民”的数字交往互动能力较好，社交媒介使用有助于其社会适应。总体而言，从行动层面看，“数字移民”群体的适应性整体情况较好，适应性最好的是与生活内容关联度高的领域。其中，均值最高的是数字网络支付的熟练度;均值最低的是对于数字化办公的熟练掌握程度。网络支付因与日常生活需求和众多消费场景紧密连接，成为“数字移民”必须要掌握的能力，且其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容易学会。而数字办公由于涉及计算机操作较多，且与部分年龄较长的“数字移民”的社会生活相关性低，因而掌握程度也较差。此外，由于人本身的社会性与社交的必要性，“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交能力也较好。(三)“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状况“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即其具有数字化生存的自觉意识，能适应数字化生存中的规范、观念、文化等。依照数字化生存能力作为量化标准，具体分为意识层面与文化理解层面。“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认知度很高，在适应数字社会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但对数字化创新精神的理解有所欠缺。“数字移民”普遍认同数字时代发展快速、数字媒介普及迅速的社会现状，比较同意的有 157 人，占比 58.15%;非常同意的有48 人，占比 17.78%，均值 3.91 分。同时，也普遍认为自己需要主动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比较同意的有 140 人，占比 51.85%;非常同意的有 49 人，占比 18.15%，均值 3.84 分。对于数字化创新精神的理解度选择中，均值为 3.3 分。“数字移民”对于掌握和理解数字媒介的自我效能感不高，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容易遭遇阻抗。在自我效能感上，“数字移民”群体对“学会使用数字媒介是容易的”题项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11 人，占比 4.07%;不太同意的有66 人，占比 24.44%;一般的有 108 人，占比40%;比较同意的有 73 人，占比 27.04%;非常同意的有 12 人，占比 4.44%，均值 3.03 分。对于使用数字媒介遇到问题时的自主解决度选择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12 人，占比 4.44%;不太同意的有 90 人，占比 33.33%;一般的有86 人，占比 31.85%;比较同意的有 78 人，占比28.89%;非常同意的有 4 人，占比 1.48%，均351王敏芝 等: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值在中位数以下，为 2.9 分。在心理满意度上，“数字移民”大多数认为，在使用数字媒介时会产生 无 力 感:选 择 一 般 的 有 86 人，占 比31.85%;比较同意的有 108 人，占比 40%;非常同意的有 29 人，占比 10.74%，均值 3.4 分。这表明“数字移民”们对于数字媒介技术使用的心理自尊获知度不高。“数字移民”对于数字文化的理解能力总体较弱，相关题项均值全部低于中位数 3。“数字移民”对于网络热词、热梗的理解度选择，均值 2.66 分;对于青年群体使用的表情包的理解度选择，均值 2.98 分;对于使用数字媒介时归属感感知度的选择，均值 2.92 分;对于数字时代消费文化的认同度选择，均值低至 2.63 分。自身数字消费的意愿也较低，这可能与最初大部分人认为“网络资源都是免费使用”的观念一致，也可能与“数字移民”们对于数字商品虚拟性的认知有关。“数字移民”对自身与网络圈层文化和青年群体文化的一致度选择均值最低，显示“数字代沟”在加剧。“数字移民”基本能够做到节制、理性使用数字媒介，鲜少沉溺。“数字移民”对于“在网络上发表个人看法时应注意用语”的题项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3 人，占比 1.11%;不太同意的有 22 人，占比 8.15%;一般的有 71 人，占比 26.3%;比 较 同 意 的 有 126 人，占 比46.67%;非常同意的有 48 人，占比 17.78%，均值 3.72 分。对于个人隐私及他人隐私的保护与尊重认同度选择上，非常不同意的有4 人，占比 1.48%;不 太 同 意 的 有 13 人，占 比4.81%;一般的有 44 人，占比 16.3%;比较同意的有 118 人，占比 43.7%;非常同意的有 91人，占比 33.7%，均值 4.03 分。这表明“数字移民”在数字媒介使用的过程中有较强的隐私保护与理性发言意识。在使用节制意识上，“数字移民”群体中，对于理性运用社交平台和数字应用的认同度选择，均值 3.97 分。总体而言，“数字移民”数字媒介使用中的文化适应整体情况一般，均值为 3.29 分。其中，文化观念理解能力整体较差，且与青年群体文化一致性的认知度最低，侧面印证了数字代沟的加剧。尽管样本人群具有较为积极的主动适应意识，但实际的自我效能感与心理满意度不高，这表明他们在具体操作使用中遇到了一些阻抗。(四)总结发现通过以上统计发现，“数字移民”的数字化生存适应性整体较好，但表现在技术适应、行为适应与文化适应这三个不同维度上，则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1)。图 1三维度适应性比较图451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其中，行为适应度最高(均值 3.62)，其次为技术适应(均值 3.57)，文化适应度最低(均值 3.29)。文化适应状况明显低于另外两个适应维度，表明“数字移民”努力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观念转变与文化理解方面的困难。细分到具体能力考量方面，均值最高的是数字支付与数字交往能力(3.86)，都与生活场景紧密相关，成为“数字移民”的生存必备能力，学习的主动性和整体掌握程度最好。而均值最低的则是文化观念理解能力(2.74)，这也说明“代际鸿沟”仍然是一个需要考察的社会问题，“数字移民”对数字文化的隔膜，佐证了数字时代的代际文化冲突。在具体的题项中，均值最低的是“我认为自己的网络文化圈层与青年群体较为一致”(2.48);均值最高的是“我认为数字媒介方便了我与外界进行联络”(4.08)，均值最高是最低的1.65 倍，再次印证了“数字移民”再社会化过程中，技能与行为适应性较好，而文化观念适应性较差。五、讨论与策略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结合深度访谈内容，我们对“数字移民”社会适应性问题提出以下讨论方向，并重点关注其中的媒介支持策略。(一)理解“数字移民”对数字社会在文化层面的隔膜研究发现，“数字移民”在行为维度与认识维度的数字化适应性整体较好，所有题项均值皆高于中位数，但在数字文化理解和观念认同层面，适应性较差。这表明“数字移民”在数字社会融入的过程中，正在经历较为艰难的文化认同，尤其是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隔膜和自我区隔。当然，研究也显示，当“数字移民”在新媒介使用过程中出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们倾向于向年轻世代特别是家庭内部的子辈求助，家庭内的“数字反哺”成为他们再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支持性力量。(二)重视自我效能、家庭支持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移民”在数字生活接入的初期都较为顺利，较好掌握智能手机及其中应用软件的基础操作，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了数字化特征。面对接入之后的媒介技术赋权，“数字移民”在探索如何实现更好的数字化生存的过程中也有所增能，这有助于他们的知识获取、关系网络拓展、社会能动性增强、增加职业新际遇与价值再实现等。数字媒介赋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数字移民”们的生活便利度与幸福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媒介使用仍然存在一些抗阻因素，主要体现在技术压力和文化隔阂。技术压力的主要来源并非基础性的技术应用与操作，而在于他们一方面面对技术飞速更迭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受制于生理机能衰退与数字经验差异的双重影响，从而无法实现数字化生存创新性探索。文化隔阂意味着，“数字移民”的传统社会经验与数字媒介文化的差异。主体语境、代际情感结构的影响，使得中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再社会化”过程具有长期性与挑战性。面对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阻抗因素，“数字移民”因为教育程度、经验背景、性格品质、经济水平等原因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主要分为积极学习适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应对，他们对于数字化发展的快速与势不可挡都高度认同，并普遍愿意学习与适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能、价值、行为方面的数字化生存模式。这种内在的、更为主动的学习意愿，是“数字移民”再社会化的普遍特征。(三)发挥媒介环境的系统性支持作用结合数据统计与访谈内容发现，媒介环境既是“数字移民”自觉适应数字社会的外在压力，更是影响其社会适应行为如何进行的重要因素。“数字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结果，很大一551王敏芝 等: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部分取决于未来的媒介环境是否能为他们提供有效支持。1.提供更友好的媒介技术环境技术压力是阻抗“数字移民”数字化生存深度适应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数字移民”固有的技术排斥心理，以及对自身数字技术学习能力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更迭的快速化、产品设计的复杂化、操作流程繁琐化、服务不便捷等技术环境导致。诸多新媒体应用越来越集纳至智能手机终端，其强悍功能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直接决定了人们能否开展和开展什么样的社会行动，譬如能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能否获取资讯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数字移民”在感受到技术压力的同时，又表现出较高的学习自觉，因为他们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如果不主动适应这个媒介环境，极有可能面临无法进行社会行动的极端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友好且具有支持性的媒介环境，对“数字移民”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逐步缓解与消除“数字移民”的技术排斥，提升他们的技术感知易用性，相关的数字媒介及其中的应用软件设计应力求界面简洁化、操作容易化、形式互动化，以及服务的便利易用性，降低用户使用新技术的门槛与成本，以提升“数字移民”的接受度。如推出更为契合中老年群体生理机能及使用习惯的产品。当前国内已有类似产品，如淘宝开发设置的长辈模式:该模式字大清晰、界面简洁、操作简单，同时可以识别语音搜产品。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支持路径，即让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技术发展中逐渐消解。2.营造更包容的媒介文化沟通氛围尽管“数字移民”在数字媒介使用的基本操作方面适应较好，但仍存在文化适应较差及缺乏归属感的问题。一方面，当前的新媒体信息供给内容主要以满足年轻世代兴趣与需求为导向，供给“数字移民”的内容较为单调，忽视了他们的信息需求，这一点在文化程度与学习能力较低的群体中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数字时代媒体“语态变革”的参照坐标大多是年轻用户的语态与文化，以中老年为主体的“数字移民”在理解“数字原住民”的圈层文化时，不免出现茫然与隔膜。因而，当代青年亚文化体现出对父辈文化更强烈的“反哺性”意义。24 基于此，媒体的内容生产应着重考虑中老年群体的文化语境，注重语态参照的全面性，避免塑造其媒介刻板印象，如养生健康、海边飞丝巾、广场舞、钓鱼等，而以一种建设性立场支持“数字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自我拓展。“数字移民”自身也应有更积极的意识，破除对数字文化的偏见与迷茫，坦然接受文化适应期的困惑，积极了解数字文化与其中的创新精神，以包容的心态尊重与理解数字文化与青年文化，避免“文化隔阂”极化至“文化断裂”。更包容的文化沟通，能提高“数字移民”社会适应的心理归属感，也能实现其“自我赋权”与价值互喻。3.致力更有效的媒介素养提升媒介素养是数字媒介化时代每个个体理解社会、融入社会的必备素养。根据人们使用媒介的不同需要，媒介素养由低到高可以分四个层次，即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介学习素养和媒介文化素养;在掌握每个层次的素养时，可将学习目标区分为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25 媒介安全素养指使用者能在使用媒介时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等，能认知媒介内容的负面影响，具备基本的媒介法规意识与媒介伦理意识。媒介交互素养指媒介使用者与媒介及他人进行交互，由此形成对多种交互模式的理解和把握，此中易出现媒介依赖、信息过载、人际疏远、交往倦怠等问题，因而需要媒介使用者不但要具备“会用”媒介的技能，更要有“用好”的态度与控制力。媒介学习素养指媒介使用者能使用媒介获取知识、学习技能，并以此促进自我发展的能力，其中内含高效获取信息、有效分析信息及甄别信息的具体要求。媒介文化素养是指使用媒介时应该具有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651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文化认同等，以及与之匹配的态度、意识及心理。当前“数字移民”整体的媒介基础技能操作掌握尚可，但存在“会用”却“用不好”、“了解”却“不理解”的问题，即媒介素养层次不高的问题。因此，对于“数字移民”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更要注重高层次能力与态度的培养。要致力于消除“数字移民”对数字世界的不确定性，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互动的积极性，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容共通，使他们真正在数字社会中拥有归属感，形成媒介使用与数字化生存的正向循环。在具体的培育方式上，过去研究常提出的建议是通过政府或社区组织培训或指导教育，但实际上这种大众培训的效果并不好(比如社区开办新媒体培训工坊但收效不佳)，26 我们课题组在访谈中也有相当受访者表示听不懂这种大众培训。常言道“熟能生巧”，本研究认为应将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嵌入“数字移民”的生活场景中，以场景使用替代集中培训，以高频率的使用及现场感加深他们的使用感受，激发他们主动探索的兴趣。场景使用的教授人则可以由身边的年轻世代担任，其中，家庭内的数字反哺算是可操作性强且成本低的最佳方式。在这之中，年轻世代应结合年长世代的现实媒介需求，积极助力“数字移民”的操作精进与文化观念认同，同时也要注意提升数字媒介的节制使用意识，以免被技术牵制。当然，政府与社区也仍可有所助力，在访谈中部分访谈者提出一对一的指导会更加有效，以及希望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利用假期参与到上门指导中来，这是他们关于媒介使用的真实需求与美好愿景。六、余论当前媒介技术发展迅速，智能设备普及率高，人们已经步入了跨越时空界限、可随时随地创造比特信息的数字化信息时代。互联网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转化为社会安排或制度的层面从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27 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数字化生存进入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阶段:更多的线下场景转移至线上，线上购物与无接触配送逐渐成为必需;云课堂、云会议、云交往、云办公等随时线上开展;个人健康状况实时上传数据监测这些社会新现实的出现与生活新形态的变革，都表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强媒介技术特征的数字化、媒介化世界里。时至今日，依照当下的生活习惯来看，可能更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不是数字化的存在，而恰恰是它的缺席时刻。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所说的数字化生存不再局限于技术的更新迭代，也不仅是衡量网络渗透度的数字化扩散，而是指由社会生活卷入程度不断加深所带来的社会适应与再适应，尤其关注个体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以及数字化之后人在其中的生存境况与共同治理。28 如尼葛洛庞帝所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18 232。由此，“数字移民”就不再是单纯的代际特指，若技术发展没有“减速”，那当下的年轻人未来也可能成为“数字移民”或是别的什么技术移民。或者，当下“数字移民”所遭遇的社会适应阻抗也是数字化时代人们的整体境遇。基于“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引申出我们对技术公共性价值的高度关切。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确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每一场新技术的革命都会带来人与世界的关系重组，以及生活方式与文明形态的改变。但技术进步和技术的社会性应用必须遵循其最本质的逻辑，即公共性逻辑。技术作为集体理性的产品，理应为全社会所共享，如果技术应用只考虑到其中一部分人而忽视甚至漠视其他群体，则有违技术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关注“数字移民”在社会适应中的问题与困难，关注他们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强调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介技术系统为其社会适应提供有效支持，本质上是在强调技术的公共性旨归。751王敏芝 等: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这项研究也提供了对数字化生存的某种反思。数字化为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性，让人们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亦为人们本来要做的事创造了更多新奇的形式，这些都毋庸置疑。但需要警惕的是其逐步演化为一种非此不可的生活方式，即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有机会离线生活。因此，数字化带来的解放开始出现“专制”的气味。28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移民”对某些非数字化生活内容的坚持，也不失为一种矫正，让我们更理性全面地看待，什么才是更平衡的数字生活。未来已来，我们应注重实现更有品质的数字化生存，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应用原则，保持人的主体性与判断理性，发掘技术价值但消弭技术异化。毕竟，数字化生存的目的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和运行逻辑，探索更适宜的生活方式，而非让数字化技术高度牵制人们的注意力甚至控制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每代人都会老去，而技术的公共性价值永恒。希望以后更多更全面的研究可以适用于代际和文化变迁之中，让技术与媒介化发展的成果真正为美好生活服务。【参考文献】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49 次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 02 25)2022 10 03 http:www cnnic net cn/n4/2022/0401/c88 1131 html 2 刘毅 媒介形态变迁与受众媒介使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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