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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足够了！

　　几大主要世界经济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它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其中许多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精确性还是在分析的正确性上都十分出色，以致使人感到几乎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直到1980年左右绝大多数的批评仍然是比较中庸的。当然，批评家们指出，这些机构追求的政策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一个部份，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关心环境，不加怀疑地认为“发展”有其“财富从上向下流淌使下层受益”的效应而会减少“局部小块的贫困”。然而，另一方面，开放和全球化进程都被当作是好事，从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来解决本国的收支平衡困难，使主要货币可兑换，逐步降低关税等等，也被当成了好事。有人还注意到，这些国际机构尊重各国的选择，即使它们让公共部门担当主要经济角色，严格限制外国资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选择“社会主义”并将它们的国内价格和工资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脱钩，系统地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因此，在那时，对这些机构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们的干预过于谨慎了。例如，学者们感到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几个资本主义列强无能为力，美国在欧洲重建中抛开了世界银行而只依靠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仅仅是争取更低的关税，而不敢争取更多的东西，等等。
国际外债危机始于1982年墨西哥停止偿债的威胁，但这没有根本改变上述看法。这些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也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首当其冲受到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它们面对新的形势行动太少：基金只是用于重新安排债务，而没有处理其再发生和扩大的原因或机制。
1981年时，对国际经济机构的批评开始变得严厉了。那时里根－－他信奉极端新自由主义教条－－刚刚上台，这些机构立刻转向这种教条，似乎它们必须追随白宫里的每一次时尚变化。这种转变又立刻明确为一个简单的和普遍应用的行动计划，即“结构调整计划”。这一计划首先被应用于那些被认为“处在危机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强迫这些国家根据新的条件做单方面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末，这一套被扩大应用于于苏联东欧国家，以“帮助”它们迅速地转换到“规范”的资本主义。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对形形色色的这一类“调整”的批评。很多出色的、深入的批评，包括对各国具体经历以及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已经使我没必要在此复述了。1993年，“国际人民对西方七国审理裁判团”在其“东京裁决”中形成了一个汇总的批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这些批评。按照裁判团的意见，结构调整的普遍结果是：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作报酬下降，食品依赖性增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保健系统毁坏，教育机构入学率下降，许多国家的生产能力下降，政治民主受到损害，外债持续上升。这一结论是非常生动的，同时准确而健康。它包括两个重要而有力的结论，一个是明确的，另一个是隐涵的：⑴国际机构遵循西方七国的战略而制定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陷于悲惨和巨大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南方和东方；⑵这些政策并不是解决“总体危机”的药方，相反，它们把这些国家逼进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我感到这第二个结论对于我将在下面提出的论点最为重要。这些政策批评的大部份意见来自有着极不相同性质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其中的许多组织都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因而他们对这些政策的批评完全是道义上的。他们指控这些政策培育了贫穷，好象制度的逻辑与这些完全无关，所以贫穷只是“错误”的产物，是可以被“改正”的。
一些批评者没有忽视属于总的制度之逻辑的责任。而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世界银行还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里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有限的“自我批评”来恢复自己的声望。心怀恶意者会禁不住说，世界银行只是适应克林顿白宫的新词令而已。即便真的如此，无论是藏在金融专业化面目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以跨国公司的“商业秘密”作掩护的关贸总协定，都没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恶意的批评者又禁不住会解释，这种双簧表演也是从白宫那儿学来的，来自不同机构的官员们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分工而已。
无论如何，世界银行的“自我批评”，和它为穷人的困境而掉的几滴眼泪并没有能够欺骗所有的人。在一份1993年的文件中，国际志愿机构委员会的秘书长马可斯?阿鲁达嘲讽地指出：世界银行继续忽视一个事实：即“穷人问题”并没有在1980年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日程上，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债务危机仍有待于解决，其结果是南方已经成为向北方的资本输出国；世界银行提倡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而结构调整政策的本质是排除群众参与和民主。
一、“历史规律”
我相信重申一下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有用的，尽管这有重复尽人皆知的事情的嫌疑。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发展的体系”，例如，和“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等的发展体系。我想，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即资本的扩张，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做出区分是必要的。作为社会现实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现象必须在两个层次上来考虑，即它的本质趋势和它的历史现实。而发展的概念则相反，它向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使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去判断”结果－－和定义一个社会工程的标准一样。这样的工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激进的，它推出种种不同的概念，如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效率，等等。
这两个概念即现实和理想的结合，是造成许多对现行政策批评的盲点的原因。我们所面对的制度系统地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他们提出帮助资本扩张的办法，然后把其后果，或者按照他们的设想的可能后果当作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可以被当做发展。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充份就业，或一个预先设定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扩张是以公司追逐利润为导向的。这一逻辑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带来就业扩张，也可能造成就业萎缩；它可能减少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这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削弱了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市场”本来指的是竞争的状态，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恰恰是由私人财产垄断权对竞争的限制来定义的。“市场”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瓦尔拉斯一直扞卫市场的“优越性”，但他并未混淆两者，而我们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则每天都在不自觉地延续这个错误的混淆。甚至瓦尔拉斯都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的非最优版本，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规则要求放弃私人财产制度。因此，他设想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描述第二国际的计划时提出来的，后来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新西比尔斯克学派“改革家”所采用。这个计划的乌托邦性质－－其缺点已经由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苏联改革的失败所确证－－只是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对“经济主义”的批评。
事实上，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作为这样一个竞争系统在运行，那里私有制的受益者之间互相竞争，并和其它人竞争。为便于运行，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代表资本整体的一个集体权威的干预。因此，国家是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的政策，从而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表，有其自身的逻辑阶段。这些逻辑形式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扩张在某一时段带来就业扩大而在另一时段则带来就业萎缩。这种逻辑形式并不是抽象的“市场法则”的表达，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获利的需要。过去二十五年来失业的增长并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而是资本的战略造成的。失业是资本家的国家所需要的，用以作必要的手段来摧毁工人运动的成就。这种主张既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被用于东方重新征服了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有权人的话，好象他们同情失业似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的“贫穷”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什么产生于特定环境或“错误”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而是制度的逻辑产物，世界两极化的逻辑是内在于制度自身的。因此，这些“效应”是永久的，即使这些效应在某些阶段减少而另一些阶段增加。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建立起来的生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外围国家进展中的工业化－－在此之前，外围国家还一直被严格地排除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外。这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些变化，又使自身适应了它们。因而我认为，那些首先由各国、其后由国际机构执行的政策，应该在这一既互补又矛盾的两面性条件的关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预料的结论是，“道义”判断或那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词汇如“成功”或“失败”等，应该从这一逻辑的角度加以修订，而不是基于从所谓“发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结果。
这里由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所表达的，我的“历史规律”的概念不是决定论的。比如，战后外围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工业化所强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的产物，世界范围的资本也适应了这个变化。又如，由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侵蚀并不是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前景。相反，国家对这种全球化的反应可能迫使世界扩张转向不可预料方向。
这里所展开的思考需要对战后时期加以仔细考查，确定其各个阶段，并在这一背景下对有关机构所执行的政策进行评估，无论这些政策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是帮助它适应不同时期内社会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不同条件。战后时期可清晰地分为繁荣期(1945-1975)和始于1975年的一段危机期。根据我的分析，第一时期的繁荣建立在三个相为补充的社会计划上：(1)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其行动是基于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2)我称之为“万隆计划”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外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即“发展”的意识形态；(3)苏联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相对独立于具有主导优势的世界体系。
在第一时期，国际机构对繁荣起了明显的作用。它们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避免了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的独立性提出任何挑战，这是出于原则上的理由。国际机构的干预，出于它们的本性，总是带来政治上向右转。第二个时期先是体系被侵蚀，随后就是体系的危机和崩溃，而这一体系正好是前一时期繁荣的基础。这一时期还没有完结，它并不象人们所经常漂亮地断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期。相反，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走到尽头的混乱时期。这就是我对1970年以后国际机构的行动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这些行动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份，而是试图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它们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仍然是一种空想－－这项工程通过“市场”，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来管理世界。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统治的自发趋势。由此视角，我认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称之为“五种垄断力量”上来，在短期内的将来，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将通过这五种力量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