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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内生增长之路——内生增长理论评述

　　在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沉寂之后，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1986)一文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1988)一文的发表为标志。同时萨默斯和赫斯顿提供的跨国可比数据以及计量工具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末的蓬勃发展。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以罗默及卢卡斯的模型为代表的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系统内生的因素，而不是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因而我们通常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称之为外生增长理论，而把80年代新发展的增长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及其困惑
　　20世纪50年代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资本积累为核心，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基本框架。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导致资本积累动力的逐渐消减；人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没有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则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的政策努力则是无效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大部分经济发展事实，但是这些结论并不是所有都与事实相符的：根据罗默引用的麦迪逊对1700年以来处于经济领先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荷兰(1700-1785年)为-%、英国(1785-1820年)为%、英国(1820-1890年)为%、美国(1890-1979年)为%，这表明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是递增而非递减的或不变的。另一方面，有资料显示，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在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缩小，如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1993)观察到，从1960年到1985年，5%最富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是5%的最穷国家的大约29倍，并且在过去的这25年中，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如何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的事实上遇到了困难。
　　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在解释经济事实上遇到了困难，而且其结论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如果人均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的进步，经济系统包括人的努力活动在内都无法在长期内改变其增长，人们的福利只能取决于一个非人力的外生因素，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并且这也是和事实相背的。
　　二、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因素及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思路
　　新古典模型之所以不能够解释以上经济事实，根本原因在于其古典生产函数中内生因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技术外生的假定。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并非没有系统内生的增长因素，从索洛模型的古典生产函数Y=F(K，AL)和资本积累路径△K=sY中可以看出，经济系统中的Y和K是相互作用的两个因素，因此实际上资本K是经济系统内生的，Y的增长是依靠K的增长这个单引擎来带动的，而这所以会导致经济发展趋于一个共同的稳态，即资本的增长不能成为人均产出增长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内生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即这个单引擎的力量越来越小了。新古典模型的经济系统内生因素资本K和产出Y的相互影响如图(1)所示。
　　内生增长理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直接放弃新古典生产函数中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构造出一个线性的生产函数Y=AK，并且△K=sY-dK，因而得到gy=sA-d,资本和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K和Y的相互作用，即使得图(1)中K和Y之间的作用力加强。Y的增长依然是依靠K的增长这个单引擎，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之处在于AK模型增强了这个单引擎的力量，使得这种拉动力量是恒定不变的。并且一国储蓄率的上升，能够取得长期的增长效应。
　　另一种思路引入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类模型的代表是罗默的研发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以及墨菲(1990,1992)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最先出现的罗默模型吸收了阿罗(1962)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和宇泽(1962)传统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思路，放松了索洛模型中技术外生的假设，引进了技术这个内生因素。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则另引进了一个内生因素，即人力资本因素。两模型的区别只是在于：罗默不仅强调技术自身的内生作用，而且还强调了资本对技术的作用。而卢卡斯并不强调物质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对产出起作用，卢卡斯更看重人力资本自身的内生作用。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可以通过图(2)中的虚线和实线体现出来。贝克尔则引进了另一个内生因素，即分工和专业化。他认为分工主要取决于具有不同知识工人之间的协调成本和知识存量，分工深化使得经济产生规模递增的收益，同时也使得协调成本上升。同时经济的知识存量会不断内生增加，知识积累降低了协调成本，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专业化和经济增长通过知识积累联系起来。但贝克尔依然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中知识、协调成本和分工与专业化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对产出的作用体现在图(3)中。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一种思路中假设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合理的证据，所以第二种思路则成为解决经济增长内生化问题的主流。但是从第二种思路中的三个不同的模型中可以看出：虽然引进的内生因素不同，但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两思路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贝克尔就同时强调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依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罗默的第二代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也借鉴了贝克尔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将分工的作用分为广化作用和深化作用，前者使得产品品种不断的增长，而后者则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中，罗默采用Dixit-Stiglitz生产函数，构造出一个新的知识驱动模型，发展了这样一条逻辑思路：知识的积累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加深，进一步导致产品品种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其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内生积累。其思路见图(4)。
　　注：以上图文中字母意义K-资本；Y-产出；S-储蓄率；d-折旧率(为简单起见图(1)中不考虑折旧)；A-技术(知识)；H-人力资本；C-协调成本。在图中，任何一个闭合回路会构成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除了图(1)中是加强了单引擎的力量外，其它图中模型都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三、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进步及其争论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内生增长理论并不存在一个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却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不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就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的上述观点体现了进步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对一国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广泛差异，因而内生增长理论对各国政府制定长期的增长政策有一定的价值。第二，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和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的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着重探讨了知识这个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最重要的要素，并分析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该理论构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
　　然而，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争论也是很明显的。争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其对现实的解释不尽人意。所有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有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增长率与一国的人口规模或者是与一国的人口增长率在正比，从而出现所谓的规模效应。然而，对是否存在着经济的规模效应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存在，例如克雷姆在研究了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人口数量和技术发展关系之后指出，在不存在技术接触机会的社会中，任何初始人口较大的国家将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这一经验研究支持了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存在人口规模效应的观点。但是琼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OECD国家研发总人数的显着增加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率稳步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么保持稳定，要么略为下降。经济增长是不存在人口规模效应的。基于此种原因，后又有琼斯、库屯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构造了不同的模型(分别称为J/K/S模型和Y/P/AH/DT模型)，他们为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有着光明发展前景和巨大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它所揭示的规模效应、知识积累以及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更准确更深入的分析。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争论，内生增长理论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争论丝毫不会掩盖它所开辟的研究方向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快速增长中的中国急切需要一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因此借鉴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便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