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docx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内容提要】中国资本市场缺陷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以现代产权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解释为资本市场缺陷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资本市场缺陷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的中国，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资本文化缺失、国家本位主义负面影响以及体制外经济“资本规则”的滞后，都是妨碍资本市场功能深化的软约束。【摘 要 题】中国经济【关 键 词】资本市场功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约束【正 文】一、引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殊性，源于其正式制度的缺失和非正式制度的混乱。由此演变出来，不论是形成过程、发展特征还是运行内容，中西方的资本市场均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是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的过程，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一种自然演进；而中国资本市场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掺入了大量的政府意志，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色彩。 而在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更为突出。中国改革为什么选择渐进式而不是激进式，中国改革目标为什么定位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化，中国农村改革为什么采取家庭承包责任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难以突破，为什么政企分开总是分不开，为什么中国企业破产法有法难依，为什么典型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难以解释许多中国市场行为，等等。所有这些为什么里面实质上都包含着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仅仅从正式制度或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说明。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者们的定义：制度是广为人知的、由人创立的规则，它们的用途是抑制人类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们总是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因此，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只有达到制度均衡状态才能发挥效用，而制度均衡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具有相容性，因此，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为更好地发挥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必须要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协调，彼此相互融合。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协调，则有可能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影响制度的稳定，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制度分析的范式下，有的学者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归结为体制、机制、结构、功能和规则五大缺陷，或者将其按参与主体归结为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资本供给方以及中介力量运行机制的缺陷。在对资本市场若干制度缺陷的探源性研究中，多将产权作为根源。显然，上述结论仅仅包含了对正式约束的讨论和关注，但对于时下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市场参与者行为规则等并未给予充分重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权混乱固然是造成诸多缺陷的源头所在，而社会中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或不合时宜也同样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硬伤”。 二、资本文化的缺失 资本文化，其核心就是：“用了人家的钱就要给回报”。实际上资本文化的核心精神正是来自于“资本”的概念能够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者能够借以增值的价值。透过这一内涵，可以发现资本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文化，也是一种诚信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它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文化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资本文化作为正式资本制度的补充形式、共同信念和行为规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不容忽视： 一是良好的资本文化能够为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思想、信念支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文化支持和维护。譬如在受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影响的计划经济国家，银行被认为是国家的出纳，在资金流动上认为“钱随物走”，在管理资本市场与资本组织方面运用的是计划行政手段。这种以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的资本压制文化导致了资本作用的弱化和排斥；相反，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深化论作为指导思想，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和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在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与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影响下，对本国资本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经济、资本取得了快速发展。当然，后期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资本开放脱离本国实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二是良好的资本文化节约正式制度成本，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如果正式资本制度与资本文化相适应，正式资本制度的推进摩擦成本很低；相反，如果人们的资本思维和资本习惯仍旧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范畴内，资本知识又相当缺乏，传统的资本思维方式和资本习惯就会与市场取向的正式资本制度产生文化摩擦，出现不协调，必然加大正式资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因此，对于现代资本制度的移植，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文化的建设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资本文化能够减少和节约因强制执行法规而产生的费用和实施制度的费用。而且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资本活动日益丰富和资本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制度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科技和产品创新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常常是无效的。因为，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仅仅是界定了有限领域的交易关系的规范，而在法律、制度规范界定之外，要有替代强制性法律的东西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时资本文化“当仁不让”、“见缝插针”，在正式制度作用不到的地带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资本文化决定了政府和正式资本部门对资本文化的“生产”将采取激励的态度。政府和正式资本部门若不承担和强化这一职能，出现“政府缺位”，其他非制度性资本文化就会来补位。比如资本黑市、资本非法组织，从而导致非资本市场与组织的猖獗。这不仅不能节约交易费用，还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当前中国资本文化的缺失集中体现为信用环境的失范。 从总体上看，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仍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进程。近几年，我国信用约束机制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在很多方面还弱化了，社会信用环境比较差，信用基础十分脆弱，不仅表现为各种信用工具的短缺，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非常淡薄，信用行为非常缺乏，信用保证没有基础，存在信用制度的软约束，即对信用关系中的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和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无视信用、破坏信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信用缺失放大了市场机制的缺陷。一旦当整个社会处于信用严重缺失，从而使市场经济活动处于缺乏信用制度基础的时候，社会经济秩序就会严重混乱。不仅表现为人们承诺的随意性，而且还会由于经济契约的不严密而使其丧失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公平性。个人就会言而无信，企业就会对自身的经济活动后果不负责任。由此，微观市场主体的行为短期化、市场秩序的混乱、经济秩序的失范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信用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广泛的信用缺失，使经济活动难以受到市场有效调节，降低了市场调节的功能和效率。 在现阶段的中国，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资本文化体系远未建立。资本文化不仅没有深入人心，还遭到了市场中资本强势者的肆意蹂躏和破坏。资本供给者之间、资本需求者之间、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甚至作为中立方的中介机构之间，还可加上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互相瞒骗、欺诈、不守信用、朝令夕改的现象依然普遍，市场秩序遭到破坏，管理者权威受到怀疑。在如此混乱不堪的信用基础之上，如何能够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信用缺失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操守便不能得到保证。如果一项制度中最具活力的人的素质低下，是制度缺陷的最可悲之处。 三、国家本位主义的深远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然成长型，一种是政府主导型。选择哪种类型的资本市场模式，是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成长型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紧密相联，政府主导型则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息息相关。在这两种模式中，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均起了推动作用。当然，在政府主导类型中政府作用要大些。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政府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属于政府主导型资本市场，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的国家强力干预特征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理论根源。首先，千百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社会一切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辩开始，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这种思想传统与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全能”的行政思路相结合，更强化了“国家本位主义”的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垄断性地位。其次，从市场本身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来看，政府的力量从来没有游离于市场之外，即便是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西方世界，市场与管制也是须臾不可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这样分析市场的产生：“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 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秉承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宗旨，尤其对此深信不疑。最后，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西方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发展经济包括发展资本市场的作用给出了新的解释。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分析，国家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它提供规则和界定产权，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国家的力量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理论一旦与中国的传统紧密契合，必然极大地巩固“政府主导”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 国家本位主义传统下的资本市场发展思路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是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全面干预，直接造成政府本身制度供给的低效率。在政府主导型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的初期，资本市场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因此，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按市场规律运行时，就要与政府的意图发生冲突，造成制度供给的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成熟的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自律组织和独立中介机构的运作，以及法治观念、自律精神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构成了市场的自律机制，在市场监管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特别是自律组织熟悉市场运行，对违规行为十分敏感，而且对会员和上市公司的管理比政府的法规更为广泛，方式更为灵活。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注重培养市场的自律机制，仅靠政府监管其局限性已日渐显露。加上我国资本市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依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违背一致性同意的原则，导致某些团体和个人为实现自身利益，采取对策来对待政府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本质就决定了政府制度供给的低效率。 二是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阻碍了市场资源配功能的发挥。以我国资本市场为例，由于政府的推动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初期就处于较为严密的控制之下，且是典型的计划控制。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由计划、行政等管理部门制定并下达全年的股票、债券发行规模和结构，公布上市额度计划，把上市额度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由于计划者对股票发行额度控制缺少科学依据，完全根据政府的计划决策者个人的偏好来决定，这就不免使中国股票的发行额度体现较大的主观随意性，谁能争取到股票的发行额度，就取决于当事人的公关能力和与主管部门关系如何。这种计划分配上市额度的方法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价格在资本配置中并没有起到一种导向作用，这样资本这一最短缺的资源就很难配置到效率较高的部门中去。而层层分解的“额度”成了一种紧缺的政策资源，在对这种“资源”进行“争夺”的过程中，极易诱发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在政府的大力干预下，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削弱了。 三是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妨碍了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实现。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看，我国资本市场不仅投资主体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限定，采取计划发行与计划上市的办法，而且对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收购兼并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也由政府机关决定，这样计划上市的企业的资产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由于不采取公开的严格的审查制度来选择上市公司，从而使一些经营业绩不理想的企业千方百计寻求上市的途径，作为摆脱经营困境的一种办法。同时，为了保证上市公司这块牌子而演绎了不少资产重组的“闹剧”。这些上市公司保住了，市场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生机。与此相反，优质的企业却因未能取得计划，而经常无缘上市，从而使市场难以发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当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国家全方位干预的消极影响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不仅对市场功能、活力和效率造成严重损害，而且政府本身的意志和利益也难以有效实现，并最终造成社会中市场意识的混乱。如果说在资本市场发育早期，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市场基本格局和基础架构，拓展发展空间的话，那么，在下一步政府工作的重点就应该转向培育市场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机制，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此相适应，“国家本位主义”影响之下的政府介入目标和方式都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 四、体制外经济的“规则”滞后 从特定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中最高级的市场形态。资本市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必须十分熟悉资本市场的规则，反之，不仅不能在资本市场中发展自己，还可能失去已有的优势。同样，如果资本市场缺少了极具资本实力的任何一个主体的参与，它的功能发挥必将十分有限。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成长时间较短，而且发展不平衡。对于资本市场，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般都缺乏规则上的认识，既没有理论上的准备，也没有人才上、机制上的准备。因此，民营企业自身的诸多缺陷，既影响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进入，也从反方向对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发挥进行了限制。 资本市场也有层级结构问题：国际资本市场、全国资本市场、地区资本市场和小范围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分析中，处于最底层的民间资本市场常常被忽略。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资本市场“灰色地带”，可以称之为非正式金融制度。这一市场的存在以及它在多数情况下的“非法”地位，凸显了继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经济大转折时期资本市场的真正缺陷。民间资本市场是“体制外”的融资场所，是新兴的民营经济力量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自发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残留的所有制观念，却使这一最有活力的市场举步维艰。从市场准入到市场行为，“非公有”性质的主体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和严格管制，究其源头，所有制歧视是罪魁祸首。民间资本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不仅造成了中国整体资本市场的严重功能性缺陷，也对国内新兴的经济建设力量产生了不利的心理预期。 按照前述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严格定义来看，此处所讨论的内容并不属于真正的“非正式制度问题”。然而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在中国始终处于“体制外”的尴尬地位，尽管中央文件在一步步地提高着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在制度设计、法律修订等一系列问题上，民营经济的现实处境还没有理论上的那么完美。所以，这是另外一层涵义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不得不特别加以讨论的“非正式制度”。毕竟，民营资本已经接近成为社会资本总量的半壁江山。 首先，非完善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准入障碍。目前中国市场的许多领域仍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或者国有资本拥有者掌有充分信息，民间资本则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交易一方。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公信力的极大损害和社会信用体制的缺失，民间资本在进入自己不熟悉的市场时，常常会因此蒙受损失，长此以往，即便是政府明令放开的市场，民间资本也无心经营，更妄论未解禁的市场。如此，则不仅造成了社会心理意识方面的准入障碍，更加剧了体制环境的准入障碍。信息不对称对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另一影响在于程序准入。我国的市场准入程序颇为复杂，除相关法律的规定外，各个具体行政部门另有规则。在程序准入中，国有资本因为与行政部门同属国家而有天然优势，对外来资本国家则有明确而简化的准入手续，只有民间资本要独自面对复杂的法律条款和各层人事关系，为获取程序准入方面的信息往往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 其次，二元经济传统对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障碍的影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着深厚的二元经济传统。在这一典型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民间资本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反而是外来资本和买办资本支撑着中国近代的工业化。从某种角度讲，当前的经济环境与当时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如何改变民族资本的在外来资本和国家资本夹缝中的弱势地位，仍然值得深思。中国二元经济的产生，伴随着浓重的封建色彩，却又排斥民族资本的发展。由于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民间资本有着诸多先天不足的缺陷。此外，由于社会中长期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两个发展水平迥异的部门，滋生于“传统”部门的民间资本在进入“现代”部门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意识形态、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阻碍，加之中国向来有“权钱交易”的“寻租”传统，民间资本要顺利地进入政府主导型的市场，不得不付出更大努力。 最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带给中国的最大危害在于所有制的歧视。长期以来“左”的教条理论的灌输，使得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对非公有制性质的经济形式抱有怀疑态度。尤其在市场准入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国有资本天经地义；外来资本有中央文件和WTO保护，形式特殊，可以发展；民间资本“姓私”，与公有制相对立，限制发展或者暂时观望。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私人财产始终没有被法律明确保护，国家机关可以“征用”的名义随时侵占，个人可以打着“劫富济贫”的侠义招牌对民间资本家为非作歹，而种种行为似乎都能在某些人当中博取同情。须知道“无恒产者无恒心”，不论是何种性质的经济形式，漠视了人的本性是难以维系长久的。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除了“资本文化”与“信用危机”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和“国家本位主义”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之外，家族主义与市场游戏规则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妨碍资本市场发展的软约束之一。中国文化传统中“情法兼顾”的模糊性也给现代“资本规则”的确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资本市场运作中，必须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市场游戏规则来对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进行约束，遇到问题，用法律来解决。而中国人却是用以“家”为核心发展形成的关系及亲疏的情感作为处理市场竞争产生的问题的规则，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与公正的法律规则被弃之不用。这样的环境之下，资本规则很难有效的建立并发挥出功能。 综上所述，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处于严重滞后的状况，由于正式制度变迁的失衡与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因此，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严重不协调。尽管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正式制度主要是在求强求富的目标指引下，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而非正式制度却仍然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习惯习俗体系，这样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就必然会产生剧烈的冲突与震荡。只有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才能够充分实现资本市场的功能延伸和结构扩容。 中国资本市场的产生本身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它是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对传统体制初始制度安排的创新。这一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推动了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其内含的诸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缺陷又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