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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张謇的实业改革及利用外资思想

　　摘要　张謇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实业家。他在继承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总结欧芙特别是日本振兴实业的成功经验，比较国内外各种救国方案的利弊。形成了其极富时代特色的实业改革思想和利用外资思想。张謇的实业改革及利用外资思想与活动的成败得失，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张謇；实业改革思想；利用外资思想
　　张謇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实业家。胡适曾评价说：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研究张謇的实业改革及利用外资思想对于了解我国近代实业救国思潮，了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实业改革思想
　　张謇在继承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总结欧美特别是日本振兴实业的成功经验，比较国内外各种救国方案的利弊，形成了其富有时代特色的实业改革思想。其实业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裁厘加税”的思想
　　晚清，厘金危害严重，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祖上兼营商业的张謇对厘金的危害早就有着切肤之痛。由于张謇本人也主要从事工商业的活动，使其对厘金的危害更加难以容忍。他曾向学使黄体芳陈诉：“国家中兴以来，二十有余年，一切取给于厘捐，天下骚然，厘捐遂为冗官、秕士、游民之窟。论者至谓舍厘捐不可以国，謇谓欲固国必去厘捐。”
　　张謇认识到由于厘金本身没有征税标准，而使官吏的贪污中饱愈演愈烈，“中饱之数，试约而计之，各省共若干，总卡若干，分卡各若干，员司丁役之衣食于厘者，大则每人岁获数万金，以次而下至最少之衣食额，亦必足于赡身之外，赡及其家，是以数千卡所用者，奚啻数十万人!即所衣食者，奚啻数十万家，数十万家之人口!又必有数百万之多衣食，此数百万人者，即非数千万金所可了”。
　　张謇还注意到，厘金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坏的阻碍作用。他举例子说：“则其始以原料人厂而厘之，其继以粗制成第二种原料而又厘之。工业发达，则分工愈多，即一物之成，可经多次制造，而尚为此物之原料者，是一物应完多次之厘，每次皆以通过之远近而遽加也。是何怪工业愈劝而不兴，洋货益充塞于市耶!朝廷劝工之德意，薄海所仰，独奈此阻遏工业之厘金何!”厘金对商品的流通起了恶劣阻碍的作用。他指出：“厘金与常关，皆为通过税，世界皆目之为恶税，徒以占岁人之巨额。忍不能舍，百里一税，二百里再税，道途梗阻，节节为厉，行之愈远，则商货成本愈重，是禁制商华之流通，迫其近售而罚其远行者也。”
　　厘金制度还严重地削弱了国货的竞争力，而有利于洋货倾销。在协定关税，值五抽五的情况下，外贸进口，只纳5％的海关税和％的子口税，便可畅销全国，非但税率低，而且由于洋员操纵我海关大权，导致许多本该课以重税的洋货也得以大量减税甚至免税，至于不法外商的偷逃漏税行为更是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洋货税负“实多化有为无”，而国货“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即使不计官吏的敲诈和黑费。所纳税厘也至少在“有值百抽十余至二十者”。这就使得国货无法与洋货竞争，洋货“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有余矣”。
　　张謇对厘金的危害早已深恶痛绝。从光绪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张謇就为办理通海花市减捐而奔走。1895年，张謇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并说服其接受“认捐”办法。按这个办法，不仅取消了统捐60％的浮收，而且根绝了税吏中饱、勒索的机会。但这个办法因遭到了被断绝财路的各级官吏的强烈反对而化为泡影。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中又提出了裁撤厘金代以征收印花税的主张：“厘捐之病商也，虽西人亦日议去之。中国之士，乃欲代以印税。”又说“分令各府州县赋税官饬各业立税分承领总数，行用印花，犹江浙包捐之法”。这个办法也因受各方冷遇而不了了之。
　　张謇就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后，提出了比以前更为激烈的“裁厘加税”主张。在要求裁撤厘金的同时，张謇主张对外修改税则，将以量征税改为以价征税，并缩短估价期限，使征税依据切合实际。他主张提高关税税率，“宜分别输出人物品之性质以为差别”，“其物品有应重税者，虽值百抽五十乃至值百抽百可也；有应轻税者，则虽不足值百抽五或竞免除之亦可也”。以此来调节外贸进出口。对于商品出口税，张謇认为“极宜减免”，建议仿照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有困难的并予补助，但对外资来华“采购生货”，掠取原料，则加重出口税。按照张謇的这种设想，“国内商品自不至受外货之打击，而生产家、制造家、贩卖家皆得有安稳经营之余地”。但是，厘金收入是晚清政府以及其后的各个军阀政府赖以生存、苟延残喘的重要财源，他们当然不肯答应“裁厘”。至于帝国主义列强，它们更不愿给中国人民以关税自主权，所以“加税”主张也最后落空。
　　(二)盐法改革思想
　　晚清盐法败坏，积弊丛生。盐业贪污贿赂成风，私盐泛滥，洋盐入侵，人民为之痛苦不堪。张謇为此提出盐业改革主张，并在他创办的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中推行了具体改革措施。他说：“欲抵洋侵，必轻成本；欲轻成本，必多出盐；欲多出盐，必设煎厂。设厂煎盐，而后就厂征税。”又说：“愚臣博访周咨，求变通盐法之计，佥谓盐弊在散，救散用聚。聚之法，惟有设厂煎盐，就场征税可行。税就场征，则不论何人，皆得为商，人皆商皆税，则枭于何有?无枭则防于何有?此外如运法、销法一切酌量变更。凡向之私而无税者，皆可有税；向之为缉私而多费者，皆可不费，合中国产盐地计之，一出一人。殆可岁得数百万。”张謇的盐改法改革主张，虽然由于受封建势力的阻挠而难以实现，但其在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的整顿、改良措施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的盐场在1906年意大利密拉诺博览会上还得了头等奖。
　　(三)改革度量衡的主张
　　清末民初，全国度量衡制度十分混乱，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张謇指出：“权度者，整齐工商、孚信上下之根本也”，“今各国皆有画一之美，而我仍人自为制，家自为俗”。他就对度量衡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清季改革度量衡一事。(下)走实始建议”，并且提出了改革主张，“往持同度量衡之说久矣，以为是国权之所寄也”。
　　辛亥革命后，张謇出任民国政府农商总长。借此之机，他把清季改革度量衡一事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派员前赴东西洋各国调查……赴外调查专员陆续回国复经謇督饬各员反复讨论，佥以兹事体大，不厌求详，外之须明世界日新之学说，内之须审本国习惯之民情，不顺民情，则农田市场价格之争，必扰及相安之生计；不参学说，则地球经线准据之用，无以希进化之大同”。由此可见，张謇对度量衡制度改革抱着十分审慎和科学的态度。
　　(四)改革货币的主张
　　晚清货币制度混乱不堪，张謇对此十分关注，“圆法之坏极矣，金镑银价，中外不同，权操于人，我甘其弊。自通商以来，合中国公私上下与外人交涉者，亏损殆不可数计……”他还看到，“每值中国赔款，镑价目必昂，中国用银平色，非独此省与彼省异，此府与彼府异，即一县之中，亦不一例，其为不便，人尽知之”。鉴于此，他提出了改革货币的主张：“西洋各国以银为生货，通商口岸悉用墨西哥银圆，比年官铸龙圆，稍分鹰圆之利，徒以部款不纳，京市不行，故西北内地大都闭塞。今京师廛市用畅价平，风气已开，官民均便，是宜仿禁生货，广铸龙圆……仿日本成范，铸行铜圆。兼具是三者，金钱行，而镑价均；银圆行而市价平；铜圆行而私毁清。”统一货币，向金本位制过渡是世界各国货币演化的共同趋向，在当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已过渡到了金本位制。张謇在这里提出的货币改革主张也是仿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范，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具有积极意义。
　　二、利用外资思想
　　“棉铁主义”是张謇工业思想的核心，当时，实现其棉铁主义和实业救国的宏愿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本的严重不足。为此，他想到了利用外资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中说：“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即籍以发展地质之蕴藏，又可以赡贫民之生活。其由钢铁而生之机械铁工厂，亦可听欧美人建设，于工业可省运之资，于工学尤得实习之地，计所获益，良益浅鲜。”张謇在这里提出了利用外资的开放主义。他呼吁各国资本集团，共同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
　　张謇批驳“动日借债亡国”论说：“为崛起后进，欲谋专业，苦于徒手，暂货诸人，他日业成而永久，收入之款，支抵有期限之债务外，其所得且倍蓰，则振兴之机，宁不可赖外资之过渡?故世界各国之兴大利，除大害，无一不借外债。亡不亡，视用债与还债之属于生利抑耗利，而不在于借不借也。”他还明确指出：“借外债，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借时即须为还计，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以何法，尤不可不计。此謇夙昔之所主张也。”这表明张謇在利用外资问题上所持的严正态度和爱国立场。
　　张謇在《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中提出了利用外资的三种方式：合资、借款、代办。他指出凡是属于利害参半的有一定风险的企业，可以采用中外合资的形式。同时，他认为“代办”也是利用外资的形式之一，所谓“代办”则是指由外商来承担某些企业，以企业的产品来抵偿外商所投资本，在若干年后届期，企业则归中方所有，并指出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先难后易且可永久获利的事业。由此可见，张謇在利用外资的具体办法上也是作了周密考虑的，所提办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22年后，大生资本集团开始陷入严重困境，张謇急急寻求国际资本来摆脱困境。他在《商榷世界实业宜供求统计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一书中呼吁道：“夫世界果不欲趋向大同，不欲以中国为市场，不欲中国发展供给各国之原料，则亦已矣。如其欲之，中国内地风气尚未尽开，资本又不充裕，试问舍世界各国经济互助，有何别法?”批评者认为张謇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甘心作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等等。笔者以为对张謇的这种批评有失于苛。张謇所处的年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已经形成，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这种世界的联系，孤立地去发展本民族、本国的经济和文化。愈是落后的国家，愈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国资本，以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使本国避免重复别国在低层次、低水平上的探索过程，尽快将本民族、本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到较为先进的程度。总之，只有赶上或接近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才能增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市场竞争的物质基础。张謇主张实行“开放主义”，积极利用外资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的，是一切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利用外资，是为了振兴实业、富民国强。而且，他始终坚持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在与外商合办企业时，为了不使中国主权和正当权益受到侵犯，他主张完善法制，用实业立法的方式来约束外商的不法行为。同时，双方签约时，他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即不失国家主权，又使中国得到实惠。因此张謇的利用外资思想是可取的。
　　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阶段，出现了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没落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张謇在这民族危难关头，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更为符合时代潮流的实业改革与利用外资思想。他力主振兴实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虚弱的面貌。他的这些思想借鉴和吸取了当时中外的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至今看来仍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