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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管怀伦教授在构造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使用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即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一个而过程。“而‘过程’说的真正发明人是司马光”，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创的，管教授在方法上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对笔者的这一说法，管教授无论在致我的公开信中，还是私下谈话里，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着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着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可见：第一，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中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创举；第二，司马光不像班固那样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董仲舒对策；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国举孝廉；制策贤良等；第三，司马光的“过程”说与司马光当年“砸破缸”一样，确有聪明独到之处，它既紧扣核心主题，又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过程完整地展示给了史学界，在当时做到了能自圆其说。同时，它既解决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问题，也解决了诸如“举孝廉”、“兴太学”等问题。
因此，司马光是“过程”说的鼻祖。管教授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这是可能也不妥。四、笔者89年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批判与吸收
应当指出，司马光的“过程”说，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做法毕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聪明，并不“深遂”。后来，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他们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马光大旗”，或是对二者进行调和，兼收并蓄。史学家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笔者就开始重视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纪念“五四”7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说，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谎言，实际应为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武帝二年田蚡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
笔者认为：1、我的这一“过程说，在方法上总的来说来自司马光，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吸收；2、我抛弃了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和坚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其“过程”是：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4、我首次从“过程”说的角度，肯定了田蚡在汉武帝尊儒事件中的历史地位。
当然，笔者的这一观点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就将其放弃了，于是就撰写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一文。
　　五、管教授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再讨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我说司马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的创始人、班固没有“过程”说、我本人89年采用过“过程”说，都不虚。而且，我们也已知道：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与司马光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在作点比较：第一，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目的相同，都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管教授与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相同点：1、“罢黜刑法——剪枝弱干”，卫绾罢黜刑法；2、“议立明堂——公开较量”，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3、“增置博士——表彰儒学” ，增置博士；4、“制策贤良——理论完成”，制策贤良等。可见，二者基本相同，只是管教授的说法有点花俏。
第三，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的“过程”说的不同点：1、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七年，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元年；2、郡国举孝廉，管教授的大作无。3、“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司马光无；4、“任用儒吏——组织更新”，司马光无。值得说明的是：他俩在董仲舒对策时间上的不同，只是主要点不同，不是根本不同，因为他们都肯定董仲舒对策事。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都可忽略为零，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司马光比管教授多了个“郡国举孝廉”——当然，管教授可补上这一点，补上不是打补丁，是水乳交融。管教授多了两个“绌抑黄老”和“任用儒吏”，不能说司马光就没有，他是隐含在其中了。他的“隐含”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如果谁说司马光真没这两点，就会闹学术笑话，这正是司马温公的睿智之处。
请广大读者和管教授一起看看，我说他的“过程”说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可能有点臭词乱用，但他吸收的是司马光的“过程”说，应当没有疑义。
管教授说：“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这话不假，可他忘了：吸收别人学说的观点、方法，不一定非要“引用材料”，没“引用材料”的吸收仍是吸收。
管教授说：“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吸收了司马光的根本方法，不高度评价司马光，反说不是来自司马光，这对司马光不公平。“不公平”本身就有“贬抑”的意思在里面。
由此可见，管教授否认他的“过程”说来自司马光恐怕站不住脚，他的其他辩词也没说服力，笔者说他“炒司马光的冷饭”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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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怀伦：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见附录。
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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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睢阳子集补》。
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南京社联学刊》，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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