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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说中的狐故事

　　【内容提要】
狐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之一，狐故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以唐小说为代表，狐形象经由了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唐小说中狐故事类型的嬗变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间信仰从对象到内容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念由“实录”到“虚构”的逐步进化。
【关键词】 小说/狐故事/民间信仰
狐故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经久不歇的传统题材，早在魏晋时期志怪小说《搜神记》里就记载有不少的狐故事，后代有代表性的如唐小说集《广异记》、唐传奇名作《任氏传》、清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清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等作品中，都不乏各具风格、面貌迥异的狐形象。从形象类型来看，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狐经历了动物性狐→神性狐→妖性狐→人性化狐的转变过程。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有三个阶段：魏晋志怪小说时期，即妖性狐(狐怪)时期；志怪传奇兼而有之的唐小说时期，是妖性狐向人性狐过渡时期；唐以后基本进入人性化狐时期。这其中以唐小说中的狐故事最具代表性，这一阶段的狐形象经历了由“狐怪”到“狐精”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狐形象的转变一方面映射出特定时期民间信仰的特点以及时代思潮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的变化。
一、《广异记》之前——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时期
唐小说经历了从志怪到传奇的发展过程，初盛唐时期仍是志怪小说的天下，上承魏晋时期风格的妖性狐(狐怪)故事自是少不了的题材。不过，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狐故事开始表现出一些不同于魏晋时期的特点：
唐小说中最早出现的狐是初唐时期王度《古镜记》中的一只“妖狐”，在神奇古镜的逼照下现出了原形后哀哀而歌：“(狐)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1] 3
这个“老狸”和魏晋小说中的“狐怪”相去不远，故事本身也带着浓厚六朝色彩。不过，此篇中的“狐怪”在临死之前颇有不卑不亢之风度，正是这样的谦谦风度使其形象平添了几分可爱。盛唐时期的小说中“狐怪”故事并不多见，《广古今五行记》中有《邺城人》、《纥干狐尾》两则故事涉及到狐，不过这两篇故事都是讲述人为了偷盗钱财或其他目的假扮作狐，并非真正的狐故事。
中唐是唐小说的鼎盛时期，狐故事的集中展现也在此时期。《广异记》之前的中唐小说里，较多涉及狐故事的是牛肃所作的小说集《纪闻》。从《纪闻》中已经看出唐人和唐小说作者对狐的态度有所转变，狐的妖性成分少了，人性的成分渐渐多起来。《纪闻》中共有7篇狐故事小说，分别是《王贾》、《叶法善》、《郑宏之》、《田氏子》、《靳守贞》、《沈东美》、《袁嘉祚》。在这些故事中，唐人和狐之间由对立慢慢变成了宽容和接受：《郑宏之》篇中一千岁老狐被人识破后说：“杀予不祥，舍我何害？”[1] 263《袁嘉祚》中的狐亦云：“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我能益于人。”[1] 2949在朴素的唯物论基础上，《纪闻》中甚至出现了反映不信狐和怪由人心起的文章。如《田氏子》这篇文章，它以幽默的口吻讲了两个丛林相遇的人互将对方认为是“狐怪”并相互殴打这样一个笑话。在这里，作者对狐的观念有了新的突变：狐从妖的世界又走回到原初的动物狐世界了，尽管此类回归动物性狐的故事在中唐小说中并不多见。
唐小说《广异记》之前，狐形象经历了由“狐怪”(妖性狐)向“狐精”(人性化狐)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和唐代民间信仰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先秦三代至两汉时期的民间信仰以上帝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为主要内容，随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逐步前进，中国的民间信仰也沿着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方向向前发展。到了物质生活水平发展程度较高的唐代，中国民间信仰的虚妄性进一步减弱，现实生活的成分逐渐增强，对上帝祖先、风雨雷电的信仰崇拜不象先秦时期是出于惧怕的敬畏，更过的是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唐代的雨神(专司风雨)、灶神(专司炊事)、禄神(专司功名利禄)作为民间神中的首宠就可以看出这一功利化明显倾向。“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到了自信康健的唐人那里，不过是多了可以赏玩、戏谑的灵物(如龙、龟、鱼、犬、马等)为伍为友而已。因此，在唐小说中，狐不再是魏晋六朝时期那种诡异妖惑、与人对立的怪物，而成了让人事敬、与人共存的灵物。唐代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说：“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狐信仰由魏晋时期民众对狐的“惧”发展到唐人对狐的“敬”，由魏晋时期的人狐对立走向唐代的人狐共容，这同唐朝昌盛的国力、宽容的文化精神紧密相连，也是中国民间信仰多神崇拜的必然结果，更是同中国民间信仰向重功利方向发展这一趋向不无关系。
唐代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民众生产生活无多少实用价值的狐便从民间信仰的神圣殿堂渐渐消退，而对狐性灵异、诡魅等特质的想象和把握却被唐小说家转化到了文学世界，成为唐代直至后世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形象。这一转变过程，也正是以实录笔法为特征的古小说向“作意好奇”的唐小说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确切地说，直到中唐小说集《广异记》，作为民间信仰的符号却更具文学意义的人性化狐形象才大量出现。
二、《广异记》——作为民间信仰符号和人性化狐形象的“狐精”
《广异记》二十卷，中唐时期志怪小说集，作者戴孚，谯郡人，生平史书记载不详。《广异记》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狐故事。对此，侯忠义的《隋唐小说史》中有评价：“狐精形象成为妖怪类故事的主角，而且丰富多彩，富于人情味，这是本书的贡献”。 戴氏的这一独特贡献，对我们研究狐故事在唐代的嬗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异记》中有40多则狐故事：具六朝遗风、纯粹谈奇尚怪的“狐怪”(妖性狐)故事仍有，篇目明显减少，只有《代州民》、《刘甲》、《严谏》几篇而已；具人性化特点的“狐精”形象开始频繁出现——从《广异记》开始，我们用“狐精”这一称呼来指称人性化的狐。“狐怪”是与人类对立、令人惧怕的，而《广异记》中精灵古怪、颇通人情的“狐精”们却可以与人为友、令人喜爱：
(一)聪慧美丽的“狐精”
《广异记》中的雌狐多聪慧美丽，可爱可亲；雄狐多伟岸潇洒，颇具男子汉的风度。《李黁》中的郑四娘(雌狐)“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声特究其妙；”[1] 511《长孙无忌》中的雄狐是个“身长八尺余”的伟岸男子。这些描写与其说在写“狐精”，不如说是在写人间俊男美女。
(二)天真可爱的“狐精”
唐文化的明朗大度同样表现在狐精形象的塑造上，《广异记》中的“狐精”和前代“狐怪”的不同还来自于它们的可爱天真。《李氏》篇中一大狐来魅人间女子，大狐的小弟帮助被扰的女子家驱逐自己的兄长，连施两种法术后果然灵验，最后小狐来到被扰人家曰：“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1] 500在狐弟弟的帮助下，这个人家果然脱离了狐哥哥的侵扰。读到这里，读者不仅喜欢上这个活泼可爱、好助人为乐的狐弟弟，连同它那个蛊魅人间女子的狐哥哥甚至也一并原谅了。
　　(三)知书达理的“狐精”
唐前“狐怪”故事中的狐是对立于人类的妖异之物，到了唐代，“狐精”已逐渐有了人类的性情。如果说狐表现出的天真可爱还留有唐人对狐的动物性的认识，把狐塑造成知书达理的风范就是对“狐精”人性化的进一步努力了。《王璿》篇塑造了一位颇有人性魅力的女狐：“风姿端丽，虽童优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抵对皆有理。由是人皆乐见之。”[1] 3022这样知书达理的“狐精”让人是想恨也恨不起来的。《李元恭》篇中有个自称胡郎的男狐魅惑唐吏部侍郎李元恭之女：元恭子博学多智，尝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妇人何不学音声？[1] 497这样一个热爱并精通文学和音乐的狐精形象，想来也只有出现在上进好学、健康自信的唐人笔下了。
(四)至情至性的“狐精”
《广异记》里的“狐精”最具魅力处还是她们的至情至性，无论是雄狐惑人间女子还是雌狐魅人间男子，他们的相同特质是多情多爱，无怨无悔。很显然，这样多情的只能是人，在“情”这一点上，“狐精”才真正走向人性化。《李黁》中“狐精”郑四娘与士子李黁相悦而奔，后李因官差携狐精回其故地，“狐精”郑四娘狐性复萌钻回了自己的洞穴。后李黁的再娶常戏称李黁是“野狐婿”。某夜，李黁和后娶夫人“归房狎戏，复言其事”时：郑四娘至堂前，因谓李：“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1] 512“狐精”郑四娘一来表白了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再就是表现了如人间母亲一样的拳拳爱子之心，这样颇富人性化的描写是叫人感动的；《韦明府》中一雄狐魅惑韦明府之女，为满足韦家迎娶的条件甚至不惜偷用天府中钱物，该狐因此遭天庭鞭打并终不可再至人间，这里的雄狐算得上是个为情拼上身家性命的情种；《李元恭》中的雄狐来人间魅惑李元恭的外孙女，后来同样是因为用情之深，轻信李元恭的谎言将其引至自家巢穴，终于遭来灭门之灾。虽然后世将“狐狸精”这一称号专“赐”女性，《广异记》里却有为数不少的男“狐狸精”，像上面提到的《李元恭》、《韦明府》，其他如《长孙无忌》、《杨伯成》、《李氏》、《杨氏女》等篇。无论是雌狐魅人间男性还是雄狐爱世间女子，小说的主题是在关注“情”，小说作者实际上用是用人性化的狐故事表现唐人多情的一面。
如此聪慧可爱、至情至性的“狐精”，和它们遭遇的唐人不可能象魏晋南北朝时对“狐怪”的动辄杀戮，而是也动了真情。唐人和狐从对立慢慢变成了唐人对狐的好奇、喜爱，其间还不乏戏谑。《韦明府》中的韦明府家中来了“狐精”，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1] P500《郑氏子》中的郑氏子迷上雌“狐精”后拒绝僧尼来驱逐狐妖；最有意思的是《刘众爱》篇，刘众爱费一番功夫从老狐口中得到媚珠一枚后，从此“大为其夫所赏”[1] 509看来，在唐人眼中，女人独有的“妩媚”和“狐精”还不无关系呢。
《广异记》中塑造的这样一批天真可爱、敢爱敢恨的人性化“狐精”形象，一方面源于作为民间信仰的狐崇拜心理积淀，更重要的原因来自唐小说家们在创作观念上的革新。六朝小说创作紧承史传传统，难脱实录之窠臼。到了唐代，小说家们开始尝试自由地运用想象、虚构来进行小说创作。“狐精”文学形象的塑造就是唐小说新兴创作观的体现。在以虚构想象为特征、以反映社会人生为目的的文学创作观的启示下，唐小说中的“狐精”形象中民间信仰的成分降至最低点，而以刻画人性、反映社会的人性化狐故事渐趋丰富，到了中唐传奇小说《任氏传》中狐女任氏的出现，唐代人性化狐故事发展至一个高峰。
三、《任氏传》——唐小说中人性化狐故事的高峰
“狐精”故事广泛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民间，除《广异记》之外，唐中期小说集《宣室志》、《酉阳杂俎》、《集异记》等书中也有不少“狐精”故事，其中最具典型性的“狐精”故事当数中唐沈既济的《任氏传》。《任氏传》是唐代“狐精”故事发展至最高层次时的产物。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用这段话来论狐故事的嬗变也恰如其分。《广异记》中的确塑造了一大群各具风貌、性格突出的人性化“狐精”，不过，这些“狐精”基本上不是作者作意刻画的主要人物，确切言之，这些小说中的“狐精”们只是构成故事的关键人物，作者的关注重点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故事的始终。从小说笔法看，《广异记》是有了“传奇”的态度却难逃脱“志怪”的老套。直到《任氏传》的出现，“狐精”才作为小说中最主要也最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站立起来：与其说《任氏传》是狐故事，不如说是关于人的故事；与其说任氏是精灵古怪的“狐精”，不如说是独具人格魅力的女性文学形象。
其一，《任氏传》借写精怪来写人。《广异记》中的“狐精”是可爱可亲的狐中之精灵，还有着民间信仰的神秘特色。《任氏传》中的“狐精”任氏实际上是人，是唐代当时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一个影像。小说也展现了狐女任氏的神异本领，但这不过是作者借用了民间信仰对象狐的一点材料，其真实用途是为了表现狐女任氏作为一个社会女性在思想情感上的丰富性。举两处例子，一是任氏和郑六最初在街上初遇时，郑六“将挑而未敢”！此时的任氏是“时时盼睐，益有所受”，正因为任氏勇敢的示爱使得郑六跟随其后。第二次相见时，她害怕郑六因为已知晓自己是“狐精”而心生讨厌，于是侧身于人群中回避，用扇子遮脸。当听到郑六告诉她仍深爱她的时候，“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并大胆地表白：“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狐精”任氏在和郑六的恋爱中性格丰富并时有转折，完全一幅人间恋爱中的女人的模样。另外一处是郑六好友欲对其加以非礼的时候，有着神异本领的任氏本来可以用妖法神力来制服郑六的好友，但作者并没有这样处理：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逾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1] 538这番话里有智慧，有深情，有着平常女子都难有的识见和力量。任氏这样一个集美丽多情、对爱情坚贞不渝等理想性格为一身的完美女性，她有着狐的灵气，更有着为作者所叹赏的优美品质，这当然是文学家笔下独具一格的文学形象，她与魏晋以来直至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下的“狐怪”形象已是天壤之别。
其二，在艺术表现上。《任氏传》不再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狐故事那样粗陈梗概的实录，也超越了之前如《广异记》那般对“狐精”一派天真好奇的故事性记述。《任氏传》的情节曲折丰富，细节描写细腻真实，篇幅也大大超出之前的狐故事小说。如通过郑六好友的仆人眼睛所见来刻画任氏的美艳姿容：
(仆)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恰。韦迎问之：“有乎？”曰：“有。”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韦姻族广茂，且夙从逸，多识美丽。乃问：“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韦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韦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韦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1] 537
小说在这里成功地运用了对人物形象的侧面描写，由此将“狐精”任氏的美烘托渲染到极致，这已是典型的“传奇”笔法。
把狐作为精怪来写还是把狐作为人来写是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一大分水岭。唐小说一方面是志怪体上承魏晋余绪而渐行发展，一方面又经历了由志怪体逐步向传奇转变并最终导致中唐时期传奇体大盛的过程。唐小说塑造的狐形象的变化情况恰好说明了唐小说的这一转变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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