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docx

汉代的“大市”和“狱市”对陈直汉书新证两则论述的商榷内容提要：本文对陈直汉书新证的有关论述提出商榷，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至秦汉及以后，并非汉初的新创；它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狱市”或称“市狱”，普遍存在于各地，大体上是“市”与“狱”的合称，并非齐地“大市”的别称。关键词：大市、狱市、城市市场，汉书新证 “大市” 陈直汉书新证云：西汉初年，在各郡重大都会设有大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此条材料，甚为重要，一般学者，多不注意。证之季木藏陶，103页有曹市、东武市，104页有都市、代市等陶片。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陶片所谓曹市代市河市，皆泛指大范围地区之名词，不是郡国专称之名词，与史记高祖六年立大市的记载正合。大市制度不久即废，故为汉书所未详。1这一观点颇有影响，屡为论者所征引。我认为它的正确性值得怀疑，且关系到对汉代市场发育程度的理解，有必要进行讨论。陈直先生把古陶中的“曹市”、“代市”、“河市”说成是刘邦所立的“大市”，又把“大市”解释为超越郡国的大范围地区的市，并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其实只是一种推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看，战国秦汉以来的“市”，一般以它所在的城邑来命名；大城市有几个市的，则以其所处方位或地点命名。俞伟超根据大量出土文物的调查指出，“调查从出土地点明确的标本来看，大凡地名为二字者，大抵省略一字”，“曹市”是“曹阳市”的略称，“代市”是代郡代县的市之略称，“河市”是“河南市”的略称等等。说“曹市”、“代市”、“河市”是超越郡国范围的市，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何况市场范围的大小，未必是从名字上能够反映出来的。其实，“大市”并非汉高祖发明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地官司市载：司市掌市之治、教、刑、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为主，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郑玄注：日昃，眣中也。市，杂聚之处。言主者，谓其多也。百族必容来去，商贾居于市城，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为三时之市，所以了物极众。上述记载表明，先秦城市中的“市”一日开放三次，有朝市、夕市和大市。在朝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商贾，因为他们居于城中市的附近。在夕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小商贩，因为他们要“朝资夕卖”。在大市出售货物的则是范围更广大地区的老百姓，大市的时间是太阳当午而开始西斜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最便于各地老百姓赶来做生意。由于这次开市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大，所以称为“大市”。这种“大市”制度看来延续到汉代。因为郑玄是东汉着名学者，如果汉代的“大市”与周礼的“大市”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他应该有所说明。后汉书卷31石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唐李贤作注时就是引用周礼来解释的，他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因此，周礼的记载和郑玄的解释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战国秦汉“大市”制度的基础。所谓“大市”不是在普通的市之外又建立一个跨郡国的特殊的大型市场，而是一般的市中每天三次开市中的范围和规模较大的一次。由于一日三市的“大市”开市的规模较大，所以人们又往往用“大市”来称呼城市中的市场。这种情况，春秋战国已然。荀子非相描述形容佼好的浪荡子，“俄则束乎有司而戳乎大市”。这里的“大市”就不是专指“日昃而市”的市，而是指城里的市肆。战国市印中有“夻”的印文。裘锡圭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目录释“夻”为“大”，指出“夻”即“大市”，并推测此市属齐都临淄。这“大市”也是作为城市市场的称呼，而不是指某种开市制度。最有意思的是陈直先生自己曾收藏过凤翔出土的秦陶井盖三枚，陶盖铭文曰：“大市中四，井器大利，日利千万。”陶盖中部绘有市场图形，市场周围有市墙围绕，呈方形，靠近市墙每边的中部绘一小圆圈，中有一点。凤翔是故秦都雍城所在地，铭文中的“大市”应该就是指雍城的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凤翔发现了故秦雍城的市场遗址，该市场遗址位于雍城后部，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四周有土围墙，呈方形，南北宽160米，东西长180米，四面墙中部各有市门一座，市门上有四坡式大建筑，围墙内是封闭的露天市场。正可与井器陶盖相互印证，说明雍城的市是被称为“大市”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写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在该书中他没有提到这些“大市”井盖；看来，他获得和收藏这些陶井盖可能是在汉书新证写成之后。他得到了这些陶井盖以后，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定陶井盖为秦器本身，实际上已否定了汉初始作“大市”的观点。刘邦“立大市”在高祖6年，垓下之战的次年。长期战乱使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商业萧条，商贾活动较少，市场可能受到破坏，不能正常合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刘邦故有“立大市”之举。立大市可能是重新建立长安等城市的市场，恢复了原来的“合市”制度，用意似乎是招徕更大范围的老百姓参加贸易，加强物资交流，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于“大市”制度比战国时代是否有什么发展，难考其详，但“大市”制度确实延续下来了。在汉代的史籍中，刘邦“立大市”的记载外，我所看到的关于“大市”的材料还有两条。其一是西汉文帝时代贾谊的新书匈奴：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比之，必攻其王矣。上述记载在文字上还需要进行一些校勘。不过，匈奴篇的主旨很清楚，贾谊是想用汉朝的物质文明和物质享受来吸引和分化匈奴人，设立关市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所以要在关市中集中一批“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作为诱饵。贾谊称这种关市为“大市”，大概是因为关市是要吸引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来做生意，其意义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是相通的。上引姑臧“一日四合”的交易活动中，当然也包括了“大市”。这样看来，“通货羌胡”的关市，也可以称之为“大市”。其二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别通：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游於都邑者心厌，观於大市者意饱，况游於道艺之际哉？在这一记载中，前面说“都”中之“市”，后面说“大市”；“大市”就是前面说的“都”中之“市”。而且，这里是泛指都市，而不是特指某一都市。这说明都邑之中的“市”，一般都可称为“大市”；它大概是用以区别乡村中规模较小的集市，或新兴小城中规模较小的集市。上面两条材料中的“大市”，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都是渊源于战国的制度，并非汉初的新创，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而且“大市”并非“不久即废”，而是在整个汉代延续下来。不但如此，“大市”在秦汉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皆有大市。北史卷18载司州牧、高阳王臣雍“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杀五人”，是北方州郡有大市例。10南方大市尤多，且有“大市令”之设。如东吴名将潘璋就曾“为吴大市”11，吴兴章华也当过陈的“大市令”12。由于“大市”热闹非凡，连皇帝老子模仿大市作乐13。同时，这时“大市”的含义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某些大城市由于出现多个市场，“大市”遂由都邑市的泛称转变为这些城市中规模较大的中心市场的特称。例如洛阳有三市，其中的“金市”亦称“大市”14。又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这里与“小市”对应的“大市”，则是“备置官司”的市，即比较正规的官市。以上这些变化可能从汉代已经开始，但目前尚难考其详。 1陈直：汉书新注第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如段渝的汉代集市考略，即征引和推衍陈直先生的说法，把跨地区的“大市”作为汉代第一级的集市。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第2期。周礼质人也有“大市”记载：“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用质，小市用剂。”按，这里的“大市”和“小市”是指大宗买卖和小宗买卖，与司市所言意义有别。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摹庐藏陶捃存，30，“大市中四井器陶盖”。齐鲁书社，1983年。雍城始建于公元前677年。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第348页，“凤翔发现秦都雍城市场和街道遗址”。陈怀邦在“摹庐藏陶考释补正”中囿于汉高祖立大市之说，否定此陶井盖为秦器，无视春秋战国已存在大市的事实，误。见摹庐藏陶捃存书后。10魏书卷19中任城王云列传亦记此事。11三国志卷55吴书潘璋传说：潘璋“后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12陈书卷30傅縡列传载：“后主即位，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辞以疾，郁郁不得志。”13南史卷5齐本纪下记废帝东昏侯潘妃等，“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14洛阳伽蓝记卷四：“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文选16闲居赋“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注引西晋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观之西；城中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阳县也。”关于洛阳“大市”的记载还有不少。例如晋诸公别传高坐记胡僧尸黎密“永嘉中，进到此土，止于大市中”。这“大市”，就是指晋都洛阳的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