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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真善美”和谐统一

　　曾朴是我国晚清着名的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他从未跨出国门，靠自学掌握了法语，广泛研读和翻译了法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对雨果情有独钟，是中国译介雨果的第一人。因此，曾朴的文艺思想深受雨果的影响。
　　求真、求善、求美是他们的共同心声。波兰评论家勃兰兑斯认为，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国浪漫主义具有三个基本倾向：真、善、美。雨果不仅在创作上以“真善美”作为标准，而且在理论上对“真善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曾朴与雨果“真善美”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但又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一、“真”——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曾朴与雨果对文学真实性的认识十分明确。他们既重视文学的生活真实，又强调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主张二者的有机统一。
　　雨果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天地之间事物无一不可进入艺术，“世界上、历史上、生活里和人类中的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舞台上得到反映。”①雨果认为，真正的诗、完整的诗，都处在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之中，文学艺术的“真实”全在于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结合，要全面、真实、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
　　同雨果一样，曾朴认为“真”是文学艺术的基础。他说：“真是文学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东西?就是文学里一个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实或情绪。作者把自己选择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象的，描写得来恰如分际，不模仿，不矫饰，不扩大，如实地写出来，叫读者同化在它想象的境界里，忘于是文字的表现，这就是真。”②“求真”是曾朴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标准。他强调文学作品唯一的要素是忠实的记录，要形成忠实的记录，必须搜集忠实的材料。他反对文学家描写人物个性，前后丝毫不走样儿，认为这样所写的东西决不忠实，因为人生是活动的、变迁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对社会现实有明显的不“忠实”，主观色彩太浓厚。例如，“左丘明借着古事来显露他的才华，只顾描写的壮美，决不测准事实的尺度”，“司马迁借着史料来抒发他的情绪”。③与此同时，曾朴提倡以“平民文学”和“群众文学”代替“官邸文学或客厅文学”，要求文学走出象牙塔，反映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生活诚如雨果所说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于艺术之中。曾朴甚至找到了“求真”的“两条新路”：一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的变迁、政治的进退、人文的蜕化，合拢了照直写出来，便是一时代的现象”；二是“实行礼失求野的老法”。④有人问曾朴“鲁男子的恋是不是事实?”他说，当然是事实，齐宛中不用说是真有其人，就连附属人物如丫环阿林也与作者“浪漫史中的一段最揪心的往事”有关。可见其“求真”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文学艺术的真实并非绝对的真实，不可能机械地反映现实。雨果认为，“自然和艺术是两件事，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从艺术出发的真实和从自然出发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根本不能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绝对的真实。艺术不可能提供原物”。⑤他十分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文学艺术是反映自然和社会现实的镜子，但如果只是一面刻板的“平面镜”，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光彩。因此，雨果强调作家追求真实的目的，应该首先是像高乃依那样追求伟大，像莫里哀那样追求真实；文学艺术要通过真实充分地写出伟大，通过伟大充分地写出真实。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总之，雨果对文学真实性的认识，既具有浪漫主义的独特性，又达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
　　关于“真”的定义，曾朴既强调“事实”，又突出“想象”。他认为，经验的事实，都是些粗犷的原料，必须经过淘漉、融化，才能成为无比的想象。他主张从评判社会的角度来概括生活现象，对所描写的事物作思想的评价，反对那些盲目机械地再现生活途径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与雨果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层涵义。
　　二、“普”——批判与教育的结合
　　“求善”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之一。曾朴与雨果都认为文学艺术的“善”具有社会功利性，强调文学作品只有暴露黑暗、批判现实，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为建立资产阶级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奋斗，才能达到“求善”的目的。
　　雨果直言不讳地宣称，为艺术而艺术固然美，但为进步而艺术则更美。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应该对现在提出忠告，为将来描绘梦想，给当代的事件作出光辉的或阴暗的反映；文学艺术的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要“破坏累赘的古老文明”，与社会不合理、非正义的事物作坚决的斗争；清除遏制历史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传统、旧法律、旧习俗以及种种陈腐的丑恶现象，是各个时代，包括作家在内的“有才智的人”的神圣职责。他蔑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向奥古斯都皇帝谄媚恳求宽恕的举动，指责他为懦夫。对于歌德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面前所采取的妥协的庸俗态度，他也予以严肃批评。雨果之所以特别推崇莎士比亚，是因为莎翁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总是面向人民，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善”就是“文学的目的”，文学作品的天职就是“显发人生”，曾朴如是说。他强调文学创作要敢于揭露人生丑恶和封建宗法道德，打破宗教虚狂，倡导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在译介雨果的过程中，他特别向国人推介乔治·顾岱林，因为他不仅能写出“天然的快乐”，而且敢于“反抗普遍的道德“、谴责社会对诗人的虐待。曾朴钦佩顾岱林的“非难权威”和“嘲笑权利”如同扑击魔鬼一样刚劲有力。
　　为了实现“善”的社会功利性，曾朴与雨果都强调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雨果明确提出文学艺术具有宣传教育作用。“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在舞台上永远只演出富有教育和劝解作用的东西”。⑥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斗士，曾朴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启蒙教育作用。他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文学革新，视文学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他把文学作品当作反抗现实的武器和呼号，认为文学作品能够“挑动潜伏在我们心底的一种反抗的知觉”，给予人们“冲破藩篱的动力”。⑦曾朴竭力译介雨果反封建的小说、戏剧作品，其目的就在于“开通民智”。
　　三、“美”——反传统的革新主张和创新形式
　　对“美”的孜孜追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显着特色。曾朴与雨果有着相似的浪漫气质和离经叛道的精神。他们坚决批判传统的清规戒律对文艺美的束缚，提出自己鲜明的美学思想，创造出新颖的“美”的形式。
　　雨果对传统美学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对古典主义的批判上。19世纪初期，他率先举起浪漫主义的旗帜。1827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序言》，强烈批判古典主义盲目模仿古人、片面地反映现实，只描写粗俗，坏人形象一无是处，这种单一重复的模式使人们感到平淡如水，难以产生美的效应。雨果特别痛恨僵化陈旧的“三一律”，过分注重形式，严守诗体章法，号召作家遵从历史的真实，保持地点和时间的特点，认为不同的事件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会完全相同，而不同的时间，或同一时间的不同阶段，也应该有各自相应的独特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人们的真实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曾朴对“美”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反传统的基础之上。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对中国封建文化的腐朽陈旧极为不满，主张除旧布新，反对把小说看成是“斤丧性灵之书”，主张给小说、戏剧应有的文学地位，宣称作家应该为“沉睡了几千年乍醒惺忪”的中国开辟文学的“新路径”，力求“拾去写枯枝病叶驱除写害菌病虫”。同雨果一样，曾朴不赞成对传统文学的盲目因袭，强调中国要“吃大黄芒硝”来“蜕化陈腐的体质”。

　　在反抗传统美学的基础上，雨果大力提倡自由创新、不拘传统。对照原则是雨果美学思想的核心。“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⑧在雨果看来，求美是人们共同的心愿，作家在美与丑的对照描写中，美必须占支配地位，美必须胜过五。
　　曾朴虽然没有提出像雨果的“对照原则”那样深刻完整的美学理论，但也有追求自由创新的“美”的愿望和主张。他给“美”下了非常形象的定义，强调作家应该“通盘筹设”好“作品里全体的布局和章法句法字法”，“拿技巧的方法来排列配合得整齐紧凑，自然的现出精神、兴趣、色彩和印感”，从而“激动读者的心，怡悦读者的目”。⑨根据晚清时期西方各种文学思想不断涌入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曾朴既主张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又反对崇洋媚外和盲目模仿，力求创造出新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文学作品。
　　追求文学语言的变革是曾朴与雨果美学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雨果认为，艺术的语言应该经常随内容而更新，只有“准确”的语言才能表达作家所要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语言是不会固定不变的。人类的智慧始终在向前发展，或者可以说始终在运动，而语言是跟着人类的智慧亦步亦趋。”⑩他号召作家要敢于；中破古典主义的语言禁区，运用大起大落的粗犷、潇洒的语言，排除法国语言中传统的优雅、细腻的特色，甚至提倡将人民大众一些生动活泼的词汇与俚语融入文学作品里，认为“宁可写诗招人打嘘，不愿用俗语博人家喝彩”，由此可见雨果对语言变革的深刻认识。
　　曾朴赞同雨果的上述观点。他指出：“凡文学的革新，最先着手的，总是语言文字。就拿法国来说……浪漫派第二次的改革，冲破古典派的谨严，再进一步，把通俗的语言，用入诗文里。”(11)所以他支持废文言、崇白话，提倡通俗平易的文风，认为文俗一致，既做白话文，就应该一改到底，不可掺入文言。曾朴的这些主张，对当时中国文学语言的变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阐述“真善美”的关系上，曾朴与雨果都十分注重“真善美”的有机结合。雨果认为，“美”是“为真服务”的，“任何美都不会因为‘善’而遭损失”，“实用不仅不会排斥崇高，而且使它更加崇高”。(12)曾朴把“真善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三个标准，体现了“真善美”三者统一的观念。在他对文学的“真善美”的连锁性解释中可以看出，他既注重“事实”和“想象”，又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作出要求，还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曾朴清楚地看到“古今中外的学术”对“真善美”三字条件都似有偏爱和倾向，真正能兼而有之的并不多见。他认为如果对“真善美”三个字“违背得太甚的”，就不能称之为“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他的《真美善》文学杂志“决不沾染”违背“真美善”的气息。可见，曾朴严格要求“真美善”的统一，其“求真”“求善”“求美”的信心和决心也是十分明确的。
　　毋庸置疑，曾朴与雨果对“真善美”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与差异。雨果似乎过分强调主观主义的随意性，认为“人心是艺术的基础，就好象大地是自然的基础一样”，“一切形式都不过是盛着思想的花盆”。(13)如此看来，文学艺术作品的美丑与优劣就在于作家的心灵不同和灵智的差异，自然与现实就是主观意念的物化。同样，曾朴也过分强调情感和想象，认为自己的一生给感情支配着，给幻想包围着。他甚至抛开生活的真善美，追求虚无缥缈的梦境，认为“梦就是我们最内在的自然，大家共同的底层，是人生最深最要的快乐”，“梦的美的结晶，便产生了歌、舞、会唱”，(14)这是不足取的。雨果“求善”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他竭力主张以“仁爱、宽恕、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对暴力革命明显地表示反感，高呼“打掉王冠，留下人头”，对民主革命既同情又不理解。相反，曾朴强调文学创作暴露黑暗、批判现实就是为了号召四万万同胞早登觉岸，为自由民主和理想幸福而奋斗。他甚至借自己的小说提出大胆的革命主张——“扑了专制政府”，“组织我炎黄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对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予以高度颂扬。这说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比雨果要客观先进些。
　　笔者以为，在文学创作中，“真”是基础，“美”是手段，“善”是灵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是文学艺术产生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永远是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们争相攀登的艺术高峰。雨果和曾朴的作品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正是因为它们不仅包含着真实的、先进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比较完整的艺术形式，融入了作家全部的艺术精华，他们的“真善美”文艺思想以卓越的艺术魅力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注释：
　　①⑤⑥⑧⑩(12)(13)柳呜九《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62、30、71、108、185、35页。
　　②⑨(11)曾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927年创刊号。
　　③④曾朴《鲁男子·序幕》，《真善美》，1927年创刊号。
　　⑦曾朴《李显宾乞儿歌乌瞰》，《真美善》，1928年2卷2号。
　　(14)曾朴《复刘舞心女士书》，《真美善》，1928年1卷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