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和回忆之间惆怅.docx

追求和回忆之间惆怅

　　丽尼是20世纪30年代卓有成就的散文家和翻译家。在其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为文坛奉献了《黄昏之献》、《鹰之歌》和《白夜》三个散文集及《江南的记忆》一文后为生计所累离开，留给读者和研究者一定的遗憾。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无限纯粹的文学史编纂原则一家独霸，许多作家和作品被“纯粹”掉了，在文学史上，他们无法被公正地给予一定的位置，他们的作品也得不到客观的评价。丽尼就是其中的一位。泛政治背景下多元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运用及研究视域的开拓，使得许多作家及其作品重见天日。我们在一般的文学史中还是难觅丽尼的踪影，只有在个别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朱栋霖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偶尔还能和他擦肩而过。但丽尼对文字之美的注重，对象征和暗示的偏爱及对感觉和意识的奇妙传达，推动了抒情散文艺术上的探索，使得他的作品在散文园地一枝独秀。
　　文本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语言和形象等符号的动态组合。一定序列符号的动态组合在不同接受者以不同的经验、方式或观念的烛照下，昭显出不同的思想内容、意义或境界，表层意蕴层面和深层层面。散文名篇《鹰之歌》无疑是丽尼的代表作——多种散文选本均有收录，体现了丽尼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以往文学史惯于沿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对本文进行了社会历史层面的——浅层层面的——解读。如朱栋霖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它的评价描写搏击长空、歌声嘹亮而清脆的雄鹰，借此讴歌了在暗夜中英勇牺牲的那位像鹰一样有着强健翅膀、会飞的少女，唱出了‘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奋兴’的歌声”［1］。这种“以急功近利的社会批评方法梳理他的文本，津津乐道于他的文本发出了劳苦大众哀怨的喉音，和他与左联的密切关系，没从文学自身的运动挖掘出其文本真正的价值”［2］的不足。
　　优秀的文本才能历尽时间的磨砺，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几百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历演不衰。经受时间洗礼的文本逐渐消隐了当时当地的一些社会内容、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优秀的部分以“内核”进行本真的显现，在物化和泛商主义的现代，昭示出一种人类学意义或人类生存的价值。阿Q的“精神胜利法”无疑是当时当地“国民性弱点”的核心，从当代“存在先于本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来看，它是人“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3］的一种无奈的生存抉择。
　　科学工具理性的膨胀为现代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多样的生活方式，更加快了社会生活节奏，尤其在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地质时间浓缩为人类的种属时间尤其社会时间以后，对丰富物质的占有和享受是以身体的疲惫尤其是精神的疲惫为代价的，现代人普遍表现出精神的焦虑、苦闷、迷惘、无奈和悲凉。在“机械复制、技术专制、个性死亡和实用主义”独霸的信息时代，作为对历史承继的，对人类生活活动刺激反映而生的观念与人的肉体及周围的环境很难达到工业化文明以前的那种和谐状态，精神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论指导下，任何个体都有追求自我价值、理想的权利。为达到诗意的栖居，人类要“回到自己内心的故乡，或者说回到作为一种‘当然’而存在的故乡，通过这种精神返乡去调整、校对由现实‘恶心’或‘荒原’世界引起的诸多不适”。［4］而通过对逝去时间的追忆以重现往日美好时光无疑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以以上现存现实、观念重读丽尼的《鹰之歌》，会发现一种人生的困惑：人生常常在追求和追忆之中徘徊。
　　“南方”——追忆中的精神家园
　　宛如洞箫在夜间横吹一般，《鹰之歌》第一段“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底黄昏。”［4］缓缓流出，有点儿忧郁——命名和期待无法实现所生发的忧郁。“我忆念”中的“南方底黄昏”如何美丽？“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岗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5］51；“有一轮红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欢笑着的海水送着夕归的渔船。”［5］51；“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地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5］51这美丽、宁静、富有诗意的“南方”意象在丽尼的作品中不是唯一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出现，而是他历尽世态炎凉、人事沧桑、生活苦难后，对个人人生经验美好部分、刻骨铭心部分的追忆及其栖息地的追寻。在他的散文《失去了的南方》中，类似的“南方”意象被同样舒缓的抒情话语生发。丽尼本名郭安仁，丽尼是他幼年时认识的一个外国女孩的名字，在她那里他获得了温暖与友谊，“然而这个女孩早早夭折了，他的感情受到极大创伤，永难忘怀”［6］，他便用这个名字作为笔名以示纪念，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燕尼和梅尼。这刻骨铭心的快乐而又痛苦的个人童年经验“成为一处远距离的审美参照，成为沉淀于他心灵深处的‘故乡情节’”［7］的最初部分和重要部分。丽尼为怀念这位“沉没而多情”的女友而作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篇。作为接受五四新思想的热血青年，在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后踏入水深火热急速转型中的社会，丽尼产生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及对实现现世中自我理想、自我价值的追求。落后民族和国家移植了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但不能全部或大部移植西方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物质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社会关系——这是历史渐进、发展、演变、累积的结果。这样，像火焰一样光明、热情的个人人生理想便遭遇铁一样的黑暗社会现实。挫折打击接踵而至，忧愁失望随之而生，才知道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变革才是首要之大任，于是许多华夏热血青年参加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革命洪流中。初入社会的一段时间，丽尼在福建晋江黎明高中教授英语，那是真正地理意义的南方，所以说“南方”意象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在那里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又一次在丽尼的感情上留下巨大的创伤，《黄昏之献》、《秋祭》就都是献给已逝爱人的诗篇”［6］。以后丽尼与冲破封建家庭和传统思想束缚的许严女士结为伉俪，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漂泊。家庭生活的困苦、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民族苦难的加重无形中给参加革命工作的丽尼的潜意识增添一定的“忧愁”。文学作品是以往人生经验的重构。社会和人生的动荡把人压向遥远、美丽而又宁静的“南方”，在那里漂泊而痛苦的内心暂时获得一点儿慰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鹰之歌》写于1934年12月——红军长征以后，在现代史上，南方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希望，此时丽尼必定渴望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追忆“南方”革命的高潮是一种必然，对于一位真正的革命工作者来说。“南方”就是丽尼个人经验中的精神家园。丽尼在“南方”中写到了“大海”、“榕树”、“铺着黄尘的地”。我们知道生命几十亿前产生于太古海洋，人类的祖先“南方猿人”生活在非洲的森林————里面，工业化文明以前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铺着黄尘的地”——上。在这里，从象征的层面说：“大海”——生命的“根”，“榕树”——人类祖先的“根”的退化，“铺着黄尘的地”——人类的“根”。对现代社会的现代的人来说，海洋和森林在人类的精神层面有点儿遥远，而厚实而稳固的土地“当然或应然意义则主要指向了一种诗性的甚至有着宗教神圣的形而上存在”［4］。土地这一物质形态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4］“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4］这表明，土地早就以其阴柔、虚静、包容“万物”的至德与品格而被视为一大母题，即土地在原始意义层面上是文明的发源地，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故乡，而人类自身身世也必须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解释：“你是从土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4］每个生存个体都是大地之子，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一方乡土——它“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晖升起一股袅袅炊烟的小木屋，是冷雨飘零的午夜街头永远温馨的小酒吧”［8］，这是一种名定，一种血缘联系，是永远无法摆脱的“原型”自在和永远的精神纠缠［4］。从人类学层面的某种意义来说，《鹰之歌》中的“南方”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追忆中的精神家园。
　　“鹰”——追求中的人的形象
　　“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5］“鹰”在革命高潮时的“南方”“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正是革命者在革命高涨时积极投入革命大潮、实现他们的人生追求的形象的写照。这里的“鹰”就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飞翔着歌唱，歌唱着飞翔”。抒情主人公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刻画：“鹰有两个强健的翅膀，会飞，飞得高，飞得远，能在黎明里飞，也能在黑暗里飞”，一个不怕艰险追求的形象跃然纸上，激励起“我”在“黑暗”中追求自我人生的勇气和意志——“我就忘却我底忧愁而感觉兴奋了”［5］52。“鹰”不但能在革命的“黎明”和“黑暗”里飞，从生存学角度来看，也能在人生的“黎明”和“黑暗”里飞。丽尼在散文集《鹰之歌》的后记里写道：“我确曾看过鹰飞，也曾听过鹰的歌唱：那声音嘹唳，清脆，那姿态也雄健，矫捷；我确曾希望我能学习那样的歌唱和飞翔，然而我不能肯定我自己。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人，结果往往会嘲笑自己的——因此，我疑惑我变成了一只乌鸦。”［5］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生活中要做一个一往无前的追求者的愿望，并在散文《鹰之歌》中赋予“鹰”一种超越狭隘社会历史层面的意义——人生的积极的追求者。
　　人类童年时代语言的缺乏产生的不明确，使得以心理主体为基础的原始思维缺乏逻辑具有跳跃性且凸现信仰，有神秘性、创造性、幻想性和实用性的特征［9］。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或事物无法解释而充满了恐惧感，尤其对具有人类所达到的某种能力的动物凸现了某种信仰力——作为崇拜的对象——自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保护神。原始思维通过对其保护神能力的模拟和演绎来达到对自然某种程度的征服以消释内心的恐惧。世界各地几乎都有猛禽的存在，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把某一具体猛禽——如鹰，当作图腾崇拜的对象，但至少是人类早期对空中向度施加其作用和想像力时的重要崇拜对象，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原始意象”，沉淀在人类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随着文化形态的演变，逐渐成为“追求”者的象征，如“鹏程万里”所显现的那样。另在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也有表露。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鹰”——人生中勇敢的追求者。
　　在追求和追忆之间徘徊
　　《鹰之歌》的抒情话语打破了惯常的情感逻辑，把情感过程的最后部分前置，凸现出了对以往情感经验的重构——文学毕竟是对以往人生经验的重构。丽尼用印象派的笔法描绘出了“南方”的沉静柔和的美，一种淡淡的惆怅消融在“南方底黄昏”中，那是抒情主体四处漂泊重返精神家园时的忧伤。以往所有的人生经历熔铸为三幅美好的经验图画，体现一种静态美。接着，“鹰”“盘旋”而出，“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从一种静态滑向一种动态，一个刚健、积极进取的人生强者形象喷薄而出。紧接着抒情主人公追忆了一个忧愁的故事。他多次运用“热情”和“火焰”两词，隐喻了对人生、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希望，但“只须一刹那，一整个世界就会从光明变成了黑暗”［5］182，更为严重的是“身体”还会“被六个枪弹贯穿”。人们在自我的人生旅途上跋涉时，人们总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一个新的命名，然后实施一系列的行动以使自己名实相符，也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去实现自我定位。可是在观念上进行施为性行动时，采用的是理想化的方式。在理想方式实施时，不同利益、不同理想化方式的不兼容，使得矛盾凸现，而旧的经验无法解决大部分新的矛盾，使得相当一部分的追求以失败告终。命名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在实现的过程中，实现的部分过程又作为新的人生经验参加新的命名，当旧的命名实现时，我们却用新的命名来观照它，成功感有时便荡然无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的追求永远无法实现，人永远是个失败者。
　　人永远存在于时空的某一点——“今天”。无数行动过的“今天”流逝为“昨天”，无数行动着的“今天”开创了“明天”。由于时间的遮蔽，只有很少一部分对人有着很强很美好印记的“昨天”被思维记忆并重组为静态的美画。当人们在现实的追求中碰壁，“人穷则返本”，无助的人们往往追忆逝去的家园，以寻求心灵的暂时的慰安，以便重新燃起追求的希望。世界有两种存在形式：静止和运动。静止是一种停顿，运动才是发展。张炜在《九月寓言》中用“奔跑”和“停吧”隐喻了小村的全部历史，历史在“奔跑”和“停吧”的转换中发展。人生也在动和静的相互切换中，在对精神家园的追忆和对人生的展望和追求双向互动中前进。任何一种向度的极致都会影响生命的质量。我们总是在追求和追忆之间徘徊，不过有时偏重追忆，有时偏重追求。追求和回忆之间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