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之死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灭绝.docx

本雅明之死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灭绝

　　本雅明是谁？他死了关我们什么事？的确，本雅明在1940年自杀以后，似乎世界更加地安详和宁静。而且，在没死之前，他那四处流窜和手足无措的行为方式，根本就没有引起人们多少的注意，或者说，他就是想逃避人们的视线。他正是卡夫卡所指的那种人——"归根结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因而，本雅明是早该死了却不死，甚至还留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卡夫卡认为自己也是这种"死者"，并把他们称做"真正的幸存者"。而且，苏珊。桑塔格吹捧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并引用本氏的论断指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灭绝的物种"。这就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什么是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是从本雅明开始。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他试图成为独创一派的思想者和文学批判家。但是，好像活着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而且，这种梦想带给他的似乎只有厄运和早已预见的死亡。
　　本雅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几乎从一出生他就感到了整个欧洲对犹太民族的排斥甚至仇恨。这种仇恨最终演变为"纳粹主义"，并成为逼迫本雅明自杀的直接原因。同时，他也几乎从一出生起就熟悉犹太中产阶级为溶入欧洲氛围而做出的委曲求全，并且旋即就发现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绝望。但是，不是说到此本雅明就没有了活路——事实证明，犹太人是杀不绝的。即便在当时，犹太人向耶路撒冷大规模移民的复国运动也已经开始了。不幸的是，本雅明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实心实意地接受这一运动。更为不幸的是，他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开始半心半意地宣布自己信奉马克思的观点。然而，这种声称并不代表他真的接受了列宁、斯大林为领袖的社会主义集团。事实上，在1939年临死之际，他才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本雅明1926年考察苏联时没有象布莱希特一样移居苏联就一点不奇怪了。另一方面，他赞同布莱希特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以及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又使自己不能完全见容于迁居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这样一来，苏联、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不十分欢迎本雅明的加入。然而，正是为人所拒的落魄，才造就了本雅明独树一帜的思想和文风。本氏的思想深邃、庞杂，具有前瞻性。比如，他在《论语言》中预见性地提出"物的语言存在"、"纯粹语言"和"语言组成的统一运动"等30年后才开始流行的语言哲学思想；他的"历史废墟论"、"真理虚无论"以及注重事物原型和微小细节的种种主张，和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本氏雄心勃勃地想把文学评论"重建为一种文体"，极力推崇讽喻、格言式警句和纯粹的引文，因而文风晦涩。而且，加上本雅明行文诡异，所以他的文章难于理解。所以，他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被认为是不知所云。由于上述的原因，汉娜?阿伦特把本雅明划为"不能分类"的作家。并且，他也根本无力确立起自己的学派——即自己给自己归类。
　　再来看本雅明的生存实践。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似乎是一个基本无所事事、不求上进的废物。的确，他一生也发表过几篇文章，被称为"作家"。但是，他写的东西不合潮流。因此，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没有能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饭碗。他一生都没有一个职业，没有一技之长。而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又是极其失败的，以至于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要说家庭了。然而，这么一个人，还有天生的好逸恶劳的恶习。他多数时间都在闲逛，好像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徘徊，几乎根本不考虑怎么去养活自己。刚开始，借口读书，他伸手向家里要钱。家里指望毕业后他会正经谋生，就提供了长时期的资助。三十好几岁了，他还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父母身边，以免自己付房租。他的生活，就只是关在房里思考，出了门就瞎逛。而且，似乎生来他就有一些贵族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收藏贵重的书籍。父母死后，他就只有离婚，免得连累妻小。最后，他只有去了巴黎——"闲逛者"的天堂。巴黎，也没有给他一个位置。他没有亨利?米勒的运气，更加没有后者"曲线救国"的媚俗。本雅明不明白：庸俗才是人的常态。巴黎的天空也只是附庸风雅的天空，否则它就会被众人推倒。在这种尴尬情形下，本雅明还有心追求所谓的真正的爱情。不用猜，他对苏联戏剧家阿丝娅?拉西斯的倾慕只能是南柯一梦了。那么，如此懵懂，他除了死，又还有什么出路？没有。正如本雅明评论别人时所讲的，他是死于"不谙世事"。"不谙世事"者必死。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不是委身希特勒了？布莱希特不是投靠了斯大林？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后路。只有本雅明张皇失措，不知所终。但是，世俗生活的生疏和彻底失败，保护了激情不被迅速磨灭，给了他用于"真正的思考"的时间和"灵韵"。所以，正是如此不谙世事，才造就了本雅明。

　　然而，死后50年，他未曾想到自己成了被众人研究和吹捧的着名人物。他的全集出了。许多人成了本雅明专家，以他的思想谋生。世人开始感慨他追求的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是，历史要是能重演，这些人还是不会象他那样生活。那么，这些死后的殊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象今天大谈要见义勇为，谴责见死不救者一样，在看到别人步入死境时，我们却避之不及，只当是没看到。从此而论，"即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许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在人民的心里，对牌坊的尊敬恐怕超过了憎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榜样，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在人前人后还得人模狗样地活着，以免别人拿自己和榜样对照而授人以打击和诬陷的口实。
　　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疑问：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一种独立和准超然的社会观察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正如和本氏同时代的陈寅恪所言，知识分子应追求"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是一帮核心社会之外的看客，并时不时地吆喝几声，为社会给出一点批评或叫好。因而，自由知识分子不是高人隐者，不问世事；也不是文化战线的同志，并制造什么供人民消费的精神产品的个人作坊，或充当意识形态的扩音器。做隐者们实际上是被人间蒸发，其生死早已被人民置之度外。并且，隐者有无思想无可考证。就是有，只怕与世俗社会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能为人民受用。而文化战线的同志，工作主要是宣传政策、教育人民、丰富文艺。自由知识分子搞的东西，人民不感兴趣，因为不如"小燕子"那么乖巧伶俐和"贴近生活"；统治者也不感兴趣，因为他总要骂骂咧咧的、不服管教。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就有些里外不是人了。然而，他们还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在那里指手画脚，希望人民能接受自己的忠告。遗憾的是，除了自由或不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关心外，这些"真正的知识"问津者少得可怜。总的说来，自由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最边缘的部分，但从未打算真正从社会中出走，所以他们只能达到一种"准"超然的心态而不能真正超越。问题是，他们相信"超越"，并且要劝说人民接受自己的理想。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忽视了一个问题：也许，成为真正的野兽而不是超越，人们会觉得舒服。
　　苏格拉底算是最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命运的一个象征。数千年来，他被奉为欧洲之师。柯拉柯夫斯基讲的明白，"有一个人，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拿他来认明自己，即使这些哲学家肢解了他所有的思想。这就是苏格拉底，而一个不能将自己与这一典范人物相认同的哲学家，就不属于这一文明。"但是，他却被雅典的政治家和人民一道指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并被判处死刑。要强调的是，他的死与阴谋诡计毫无关系，而是根据民主和法制被判处死刑的。话又说回来，人民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他死，因此起初宣布他要是认罪就免除他的死刑，后来又对他学生收买牢头以救出苏格拉底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雅典人民只是想赶走他，因为他的聒噪让他们心烦。刚开始，人民觉得还能忍受，后来就受不了了，甚至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苏格拉底吵死。更为奇怪的是，苏格拉底不愿认罪或逃走，坚持要饮鸩而亡，因为他说是人民要他死的。问题是，他这样支持和宣传民主制，民主却要了他的命。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他们都是为了阐明真理，又都宁愿舍生取义。可是，唐僧也因为罗嗦让人厌烦。还有人把苏格拉底的死和耶稣的死相提并论，强调他们的受难性和唤醒人民的理想性。的确，苏格拉底之死为数千年欧洲民主传统连绵不绝作出了贡献，而耶稣之死成就了数千年欧洲人民的信仰。苏格拉底伟大，而他的死让他更加伟大。由是观之，由于对苏氏的推崇和效仿，自由知识分子似乎如此被命定：活的时候被人民抛弃，死了才为人民所纪念，即"在死亡中胜利"。他们用自己的死对人民说：我讲的绝对不是废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言下之义是，"我又没疯，而且智商还很高，绝对不会为了废话而死的，所以我讲的都是金玉良言"。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包括他的死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隐喻着某种社会自身清醒和自我了解的欲望。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存在也许只有这样的意义。

　　那么，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本雅明之死是他的高潮。可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没珍贵到为他们人人树碑立传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我们把本雅明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一起讨论，即为什么要对本雅明之死大发感慨？原因在于：有人讲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然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就要绝种了。所以，本氏之死还有绝种的标志意义。于是，我们就有必要议论议论了。
　　本雅明的时代，在西方，所谓又一轮"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已经快进行到最后。其实，自从知识一产生，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各种力量就开始窥觑其生产权。作为专职的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令人垂涎的知识生产权。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世俗权威、宗教权威都企图收编知识分子，以控制知识。所以，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当权者不能容忍。一旦有机会，这一收编过程就必然要发生。在古希腊，凭借其贵族地位和对奴隶的剥削，知识分子可以保持一定的知识的自由生产。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异常强大，凭借其宗教特权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自由特权被没收。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情况称为"知识分子宗教化"，经院学者就是典型代表。然后，到了启蒙时期，宗教的力量开始削弱，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自然知识的科学家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知识分子开始丧失了其独立的经济基础，要靠自己的知识谋生，即必须受雇于某一阶级。另一方面，科学开始职业化，并且和政治牵连在一起，科学界的超然地位也因此而被取消。另外，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对人文科学基础的追问，使得后者的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怀疑。人文学者无力为其知识的确定性辩护，因而知识的销售成了极大的问题，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政治的羽翼以求得基本的生存权。一句话，知识分子不得不附庸于政治。这就是"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失去其独立自由地位的过程。本雅明试图背离这一时代潮流，独立于时代之外。他与各种主流思潮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以一种真正的研究态度看待它们。所以，他的死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标志着"自由知识分子"随着上述政治化而最后灭绝。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剥削的基础上存在。当然，这种剥削可以为社会所承认，甚至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前提是国家和人民承认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无偿地养活一群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自由，不给他们提出任何任务。而自由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对比西方，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仅仅在先秦时期才获得了生存权。先秦以降，尤其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上述政治化运动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知识分子。到了后来，知识的解读和生产更是基本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属品。科举制度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倾向并凝练出"学而优则仕"的教条。数千年来，政治对中国知识生产的绝对权威一直未曾松动。这也与封建大一统格局的稳定性紧密相连。所以，每到改朝换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就异常的繁荣。典型的是两晋乱世和"五四"时期。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尝试摆脱政治的阴影，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然而，这种时期毕竟太短暂了，很快又恢复到政治的绝对话语权的统治当中去。相应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运动也就很快流产。
　　从上面看来，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眼中，知识的销售是不在考虑之中的，即知识的生产是纯粹为了生产知识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当然，不考虑知识的销售，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的滞销。因此，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庸俗化的传媒文人首先就要被排斥到自由者之外。而学院学者为纯粹求真而投身学问的例子，也基本上绝迹了。对于学者，学问首先是一种职业。职业要获得成功，销售知识是极其关键的。在中国，论文、专着的数量更是与学者们的职称和回报联系在一起。于是，生产什么知识，学院学者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利奥塔才有论断：权力和知识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需要决定什么？当代社会是买方市场，知识市场也不能避免。那么，知识权力似乎已经完全从知识分子手中让渡出去，而转移到购买者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就是知识市场化过程。这一过程无法避免，也无法回头。因此，当有人引用尼采的论断评价本雅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成为遗迹。

　　进一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何在？他们灭绝了又如何？这里需要讨论一个前提：社会需不需要自我觉醒和自我了解？如果需要，社会就应该让自由知识分子存在，因为只有他们才提供了真正的社会自觉的可能性。这是由自由知识分子特殊的边缘地位决定的。没有自觉，社会照样在运转。但是，作为一个行而上的疑问，这种运转有没有既定的规则和路线，并不能得到客观性的验证。如果社会发展的内在纯粹的物质规则不存在，就需要我们自觉社会的发展轨迹，以引导它朝更健康、更符合人类理想的方向上前进。退而言之，这种规则存在，也需要人的主观性的参与。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的发展除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还不能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无论如何，人类对社会的自觉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能够使特定的社会不至于堕落，偏离我们的理想。所以，在一个健康社会，自由知识分子不应该灭绝。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灭绝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中世纪一样，出现了一些缺陷和问题。而这一缺陷的影响，也许暂时还看不出来。
　　另外，知识分子需不需要对自身地位的自觉？这一问题，应该要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懂得自身命运，还怎么去研究别人、研究社会？从这一点讲，对本雅明之死，我们起码需要一点基本的"兔死狐悲"的想法。本雅明死了，自由知识分子完了。按照辩证法，在某时某地，他们还会重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社会不能给自由知识分子一个稳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发挥，而是一再对他们苦苦相逼？毕竟，在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群生存的合法性一样没有真正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