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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批判思想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马克思理论思想和革命事业的立足点，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在探讨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中最早触及现代性，通过批判市民社会的人权及私有制批判现代性的利己主义和制度特征。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以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为终极旨归。
　　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马克思理论思想和革命事业的立足点。现代性摧毁了传统观念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并催生了现代文明，但又对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新的枷锁。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贯穿马克思理论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始终。《论犹太人问题》发表于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作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
　　19世纪40年代的普鲁士德围，资本主义正在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取得政治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犹太人也开始要求自身的政治权利一一公民权，寻求政治解放。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布鲁诺·鲍威尔认为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前提，犹太人必须放弃自身宗教信仰，才能实现自身解放，从而否定了犹太人争取政治解放的能力和意义。马克思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同时，论证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特别是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批判了把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类解放的观点，阐明了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态度。正是在论述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犹太人问题的产生不是源于宗教，而是源于现代性；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政治解放——现代性的获取，而必须通过人类解放——现代性的超越来实现。
　　一、在探讨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中触及现代性
　　马克思并没有正式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但“许多当代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的先驱者”。因为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正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形成，也标志着现代性的出场。
就现代性的含义而言，人们从多个方面进行过探讨。其一，人们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与“传统”相对而言的时间概念。其二，人们强调现代性中不同时间纬度中彰显出的意义和价值。其三，有学者从组织模式角度，把现代性描述为对全球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其四，有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出发，把现代性概括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2】。
　　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当下人的存在状态进行的描述，这种存在状态涉及人与他所处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等诸多关系。因此，现代性的主要内涵就是指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扩展至全世界的现代人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既由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所决定，也由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所规导。
　　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即犹太人要求和基督徒享受平等权利的政治解放问题，鲍威尔认为其宗教身份是自身获取解放的最大绊脚石。原因有三：首先，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同形式，其中基督教处于较高形式。犹太教的民族狭隘性与利己性是犹太人被欧洲社会排斥的根本原因，这种狭隘本质使犹太人不为德国的政治解放奋斗、却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的要求成为不可能。其次，当时的普鲁士德国奉基督教为基础和国教，而“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因此犹太人如不放弃宗教，即使获得政治解放“在国家中的生活只会是一种外观，或者只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31(e。再次，鲍威尔坚持认为，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实在的国家。只要国家不以某一宗教作为国教，换言之，如果把宗教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就可以实现公民的政治解放，也只有在这种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里，犹太人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马克思则否定了宗教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前提这一说法，认为宗教解放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马克思在分析犹太人在德、法、美等国的情况后得出，鲍威尔的说法只是对德国状况的评说，因为在没有民主制的德国，犹太人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处于宗教对立状态，犹太人问题是“纯粹”宗教神学问题；在立宪制的法国，犹太人问题是个宪政问题，是个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在北美合众国，政治解放已经完成，并且宗教仍然存在，因此犹太人问题已失去了宗教神学的意义，而成了真正的世俗问题。犹太人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依赖于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关系，即需要对国家本身以及构成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进行批判。只有解决市民社会本身的问题，才能实现犹太人的解放和自由。现实社会或现实国家所决定的犹太人是什么样子呢?马克思分析认为：“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因此，犹太人是以金钱至上、利己主义为普遍特征的人。这样的人，是失去了人类的自由自觉性，失去了存在目标的异化了的人。犹太人要得到解放，就需要“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3J(。就此，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一一对理性和主体性的极度张扬是犹太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而这种内涵和特征是由“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现实国家”所决定的。
　　二、在批判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批判现代性
　　理念与制度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纬度，也是产生犹太人问题的两个深层原因，《论犹太人问题》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在这两个方面展开的。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又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性和客观性。
　　(一)在肯定现代性的基础上批判现代性
　　现代性以倡导人的自由理性为特征。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就把理性作为衡量和评判事物的尺度，试图通过唤醒人们的理性精神，使人们摆脱宗教的、自然的、社会的、国家制度的等对外在权威的依附，将人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观念、体制中解放出来，通过推动个体生命创造力的展现，推动社会的进步，通过思想的解放，带动物质的丰裕。现代工业社会的繁荣和进步景象正是现代性的积极成果。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对政治解放的肯定，充分肯定了现代性。马克思讲到“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因为政治解放后的国家作为真正的国家排除了宗教，获得了法理上的完全统一，即“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人也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获得了政治解放，从而可以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国家的身上，即在政治解放后将获得一般的“自由、财产、平等、安全”等人权，这些权利虽然仍然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是利己的人的权利，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政治生活成为可能，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人类解放有进一步实现的可能。
　　(二)在批判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批判现代性
　　理性主义与现代工业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福音和进步，与现代性相伴而来的还有虚无主义的盛行、异化的加剧和文明的冲突。因此，当人们为现代性带来的繁荣而欢呼雀跃的时候，马克思却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内在矛盾和限度，预见到了现代性的双重困境：理性主义的极端扩张致使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膨胀，使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无法协调；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则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无法解决，最终都将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在预见现代性困境的基础上，批判一T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批判了现代性。
　　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市民社会的人权，批判现代性的利己主义。现代性在扩张过程中，国家通过政治解放摆脱宗教成为真正的国家，把宗教从公法领域转入私法领域，人也以政治解放的国家为中介获得公民权和一般人权。但政治解放之后，宗教仍然存在，人们并不能把之驱逐出私法领域。原因在于政治解放后存在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二元性，以至在把宗教驱逐出公法领域的完备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同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从而使宗教代表了“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
　　那么，完备同家的不完备性都有哪些呢?马克思首先提到市民社会中的人权，因为信仰自由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马克思借激进的法国1793年宪法的说法，把人权内容概括为：自由、财产、平等、安全。这些权利虽然是近代西方经历众多革命和流血牺牲所取得的政治解放(即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但政治国家所保护的却正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人权，以至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作为真正的人的公民只是抽象。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二元性、个人生活与类生活的二元性由此产生。
　　其次，马克思通过批判市民社会的私有制，批判现代性的组织模式。市民社会的人之所以是这样一种利己主义的、脱离了人的“类”本质的人，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以“私有财产”和“做生意”为前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就连宗族延续的关系、男女关系都成了做生意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以至“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因此，“异化了的人、异化了的自然界”要想实现“人性化”，就只能通过“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
　　这样，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组织模式——私有制、社会关系特征——利己主义的批判，批判了现代性。
　　三、在追求人类解放的向度上批判现代性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是以“人”为向度的，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使人真正摆脱“理性”的控制和人对“物的依赖为终极旨归。
　　理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性的理论支撑。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基石，其积极作用就是“人”的发现，人们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度张扬。但是，传统哲学作为一种主客二分的哲学，对理性的强调反而使人沦为了自身的工具，并且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对抗。马克思继承以往哲学精华，抓住生产劳动这一人的根本存在形式，从实践的角度把生产劳动理解为人改造世界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历史活动，形成了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思维，认为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实践才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特性就表现为自由自觉性。“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一一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把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归结为人的本质，虽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进行的明确表述，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应该说这一思想就有所表露。
　　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特性，首先表现为人的创造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A已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其次表现为非强制和非奴役性，即生产实践活动是一种自主、自愿的活动，而非受制于外在压力、南生命本能驱使的活动。再次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活动。因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而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由于生产劳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生产劳动展示自身自由自觉的类特性，那么人们一定要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来处理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必定是一种和谐关系。
　　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和现代性中的利己主义和组织模式的批判，正是基于人的类本质的解放，以追求人类解放为向度。马克思批判政治解放只是使人的市民生活从直接的政治形式中得到解放，而没有使人从财产中得到解放，无法体现类本质。没有从财产中得到解放的市民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以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为原则的，这种社会以钱为神。钱作为交换尺度、交换手段、商品代表，原本来源于人的劳动，本应是人的自由自觉类本质的体现，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但在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人竞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钱统治了人，人向钱膜拜。在钱统治之下的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在钱统治之下的自然只具有转变成金钱的意义，在钱统治之下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被异化了。
　　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J(PI70)，犹太人问题要得到解决，只能在政治解放之上，超越现代性，通过人类解放——“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消灭生命、通过断头台，才能做到”，通过“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并把社会从“以钱为神”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
　　总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在其早期作品《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