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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外逃问题

　　1.趋利避险。当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违规资本外流。汇率因素：主要是指汇率高估，使人们产生对未来汇率贬值的预期，促使人们将本币资产转化为外币资产导致资本外逃。利差：金融压制环境中资本的相对价格差异将产生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靠印发货币弥补，等于向国内居民征收了一笔“通货膨胀税”，赤字即使靠发行债券或借外债来维持，也使居民产生政府将债务货币化或增加税收还债的预期，从而减少其持有的本币资产。
　　2.逃避管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如对境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未经批准转移或截留境外，企图投资获益；实施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意味着居民会丧失用汇的灵活性，使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3.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安全转移的需要。转移从事走私、贩毒、诈骗、偷漏税等非法所得，或贪污、受贿、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实现化公为私。一些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国有企业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的私人账户。转移个人财产。出于安全性和保密性，拥有巨额财产者为避免引起社会的非议，一些私营企业主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
　　从宏观角度看，资本外逃主要表现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宏观经济的失衡。80年代资本外逃严重的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宏观失衡，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并存，使国内投资风险加大，形成资本外逃、举昔外债、宏观失衡的互相刺激和不断强化的恶性循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也是陷入“全面的综合危机”之中，经济严重衰退，在财政巨额赤字、债台高筑、通胀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些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
　　2.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制度不完善；硬性的外汇管制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3.不对称风险。莱沙德和威廉逊通过实证分析，对“不对称风险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们强调除了一国宏观经济基本因素之外，发展中国家某些歧视性的宏观经济和管理政策，如对居民与非居民征收的差别税收、实施的差别担保、不同的利率上限规定等，都可能造成居民和非居民面临不对称的风险。这种风险收益状况使许多居民先将资本采取种种渠道外逃出去，然后再以非居民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政府对非居民资本流入的优惠待遇。这种“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套利行为。
　　4.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主要表现为：政府过度控制金融操作，对利率和汇率实行硬性控制而使其失去杠杆作用，人为压低利率或使本币高估；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资本分配效率低，使国内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外投资；高利贷、外汇黑市等地下金融交易十分活跃。由于汇率偏离市场水平，而且金融市场不发达，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和市场风险，容易产生资本外逃。
　　5.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政治危机和政治风险的发生，经济衰退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该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二、关于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三、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四、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
　　1.在资本流动的信息披露、侩计制度等方面加强沟通，对投机资本征收统一的国际流动税等。
　　2.资本外逃国可与资本转移的目的国建立信息共享协议，共同制定一套全面的资本逃避衡量体系，为资本管理提供有效及时的预警。将境外资产征税的属地原则与居民原则结合起来，改进境外资产的管理。加强与其他国家对突发性的资本外逃的共同防御。国际资本外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