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初探.docx

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初探古代君臣审阅公文，为表示知道和通过，均须批字，不同的是：君主所批为“可”，称为“画可”；臣下所批为“诺”，称为“画诺”。关於臣下“画诺”，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加以解说1，此处无须赘述。关於君主“画可”，此处拟在进入正题前稍加介绍。据记载，君主“画可”，始於秦始皇统一中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条称：始皇初并天下，令臣下“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云云，“制曰：可。”集解引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汉承秦制。故陆龟蒙笠泽丛书卷八凤尾诺条论及晋至南朝诸王“画诺”。之制，特别指出：“犹汉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魏晋亦同。如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条注引魏略云：“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又晋书礼下引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尚书奏末云：“请为告书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接云：“诏可。”南朝承袭不改。陈书世祖沈皇后传记高宗与刘师知等受遗诏辅政，而相互争权，结果：“高宗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治罪。”所谓“草敕请画”，意即草写敕书请君主“画可”。至唐才稍有变化。唐律疏议卷一职制诸公文有本案条疏议引唐令云：“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虽然传世文献有关君主“画可”记载甚多，但出土文献有关君主“画可”原件却甚少。这恐怕是因为原件均已存档，颁下的多是副本。如唐六典卷八门下侍中条注云：“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吐鲁番出土唐中央颁下的各类公文，多是“制可”副本，可以为证。君主“画可”原件，据目前所知，似乎仅有一件。这就是吐鲁番出土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这件沮渠氏北凉真兴年间“画可”文书，名为道人德受辞，仅存九行，残缺较甚，释文前缺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应甘心。然 受素自贫薄，岂可自活。为维那 所逼，无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中缺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可当使 圣上获无穷之福。恩囗之诚，事 囗囗囗囗囗。今为维那所 道人德受正月十五日上可 户曹张万道人允道人法 真兴其中，关於“真兴”年号，研究者颇多。大致认为：“真兴”是大夏赫连勃勃的年号，其时沮渠蒙逊向赫连勃勃称臣，故奉其年号，且至少从六年算起。我曾根据背面为真兴六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定本件时间为同年正月十五日。关於其它内容，研究者亦多。但由於“辞”为一种诉讼文体，研究者将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诉讼方面。如：穆舜英女士在论及北凉剥削苛重，连“寺院的贫苦道人也不能幸免”时，特举本件为例，认为其中“记述了道人德受的哀鸣”。黄烈先生也根据本件指出：“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僧人，受到寺院当权职僧维那的压迫，而向官府提出控诉，辞中有然受素自贫薄，岂可自活。为维那所逼，生动地道出了寺院内部的贫富分野和阶级压迫的事实。”关尾史郎先生也认为：“这是僧侣德受的呈辞，即他们向政府提出的申诉书。”我在探讨高昌寺院三纲之一的“维那”时，涉及本件，也认为：“这是一件寺院僧人向官府控告本寺院维那的辞状。”还有一些文章涉及本件，新见不多，不烦多举。而关於其中大书“可”字，以及一些与墨色、笔迹有关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注意。就此而言，本件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本件原有整理者所加题解，十分重要，照录本件正文蓝书，到第六行第五个缺文为止，第七行“正月十五日上”六字也是蓝笔书写。第六行“今为维那所”五字、第七行“道人德受”四字和第八、第九两行都是黑字。两种笔迹不同。此外本件後部有大书“可”字批示，也是黑字。黑字与蓝字的关系不详。这里归纳为三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关於蓝书问题。我认为：蓝书为原文。我们知道：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常因缺墨，官私文书改用蓝书。吐鲁番出土真兴六年前二年的玄始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马受条呈为出酒事，前一年的玄始十二年二月九日失官马责赔文书、同年七月廿二日翟定辞为雇人耕事，都是蓝书。本件原文为蓝书，与此特徵符合。关於黑字问题。我认为：黑字为练笔戏书。其中，“今为维那所”基本照抄原文，但後缺“逼”字；“道允道人法”费解，意义也不明，显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道人德受”大概也是照抄原文，“户曹张万”与原文似无关系，“真兴”年号位置也不正确。总之，如非练笔戏书，则实在难以解释。关於“可”字问题。我认为：“可”字虽是黑字，但系原文，有可能为凉主沮渠蒙逊所批。根据主要有三：首先，“可”字书法与蓝书原文固然不同，与黑字练笔戏书亦有区别。因为，蓝书原文类似行楷，“可”字为规范楷书，黑字练笔戏书则楷中带隶。其次，“可”字的书写，时间应在原文之後，练笔戏书之前。因为，“可”字大书在“正月十五日上”左上，时间在此六字之後显而易见；练笔戏书诸字环於“可”字四周，似在有意回避，时间又在“可”字之後也无庸置疑。最後，“可”字与本件内容原有密切联系。因为，本件内有“当使圣上获无穷之福”诸语，而此 “圣上”只可能指当时的凉主沮渠蒙逊，本件原本就是上给蒙逊的辞，後有蒙逊所“画”之“可”自属十分正常。然而，尽管就文书本身所作的解释完全合理，也难免在其它方面存在疑问。譬如：凉主沮渠蒙逊的“画可”文书，本应备受臣民珍视，但不仅正面被人练笔戏书，背面也被人利用记录麦、毯等帐10，是否合乎情理，存在疑问。又譬如：凉主沮渠蒙逊并未公然称帝，僧人上辞竟然称蒙逊为“圣上”，蒙逊居然也在僧人上辞上“画可”，是否合乎制度，也存在疑问。等等。关於前一疑问，我认为无须多作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高昌，为汉人移民非常集中的地区，对於出身卢水胡的沮渠氏北凉，本就十分抵触。十年之後的缘禾四年十月，大族阚爽率领高昌脱离被当地人民称为“胡贼”的沮渠氏北凉自立，即含有民族不合的因素11。因此，沮渠蒙逊的“画可”文书，不受高昌臣民珍视，似乎不足为怪。关於後一疑问，我认为：十六国时期，国与国地位大致相当，均无实际约束力，各国建制，多有僭越，本就很难完全按制度衡量。为了便於理解，此处拟稍加论证。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东晋隆安五年，蒙逊称张掖公，改元永安，置二长史、二司马，实行的是公府体制。义熙八年，进称河西王，改元玄始，置官“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即仅置丞郎以下官12，开始实行王国体制。但立子政德为世子，加录尚书事，前者与王国体制符合，後者却属帝国体制。由於体制紊乱，不久，其群下即上书称：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令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但此上书之中，“皇纲”、“皇朝”、“皇化”云云，与本件“圣上”，仍然同属僭越之称。据说：“蒙逊纳之，命征南姚艾、尚书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然而，实际上，不过如同叔孙通拟“朝仪”，使蒙逊更知“为皇帝之贵”而已。後来，北魏索性改封蒙逊为凉王，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载册文更称：“命王建国：置将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还、武官抚军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如汉初诸侯王故事。”但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记蒙逊卒，私谥仍为“武宣王”。可见当时沮渠氏北凉国家建制，名实本就一直不符。本件时间在蒙逊制定朝堂制和受封凉王之间。其时，僧人上辞称蒙逊为“圣上”，蒙逊在僧人上辞上“画可”，似乎也不足为怪。此外，还补充一点。一个普通寺院僧人，能将诉讼之辞直接进呈作为一国之君的蒙逊，并承蒙逊“画可”批覆，与卢水沮渠氏家族世代崇佛应该有关。一般百姓若想将诉讼之辞直接进呈蒙逊，恐怕就不那麽容易。而本件既为目前仅存的君主“画可”原件，又为沮渠氏北凉崇佛的有力见证，其价值之高，意义之大，可以想见。注释1 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4748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7172页；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34页。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85189页。 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书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8990页。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4页。 黄烈北凉史上的几个问题，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现改名卢水胡与北凉，收入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327页。 关尾史郎北凉政权“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4页。又刘学堂译文，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99页。 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辑，80页。 分见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120、3536、3738、3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 壹，61、14、15、16页。 10按本件背面有真兴六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已见前述。还有一件伊乌等毯帐，原文倒写在出麦帐之末，但被涂抹，因而前文没有涉及。11参阅前引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213221页。12按：据同书吕光载记，所谓“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是“置百官自丞郎以下”。魏书胡沮渠蒙逊传亦谓蒙逊“自称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