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读解鲁迅1936年7月17日给杨之华的一封回信.docx

一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读解鲁迅1936年7月17日给杨之华的一封回信

　　鲁迅与瞿秋白夫妇的书信往来，是他们彼此间长期交往的重要方式。瞿秋白牺牲后，1935年9月初，杨之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下，与陈云、陈潭秋、曾山等离开党组织屡遭破坏，处境危险的上海前往苏联。据鲁迅日记记载，杨之华此后仍继续与鲁迅保持着书信联系。而笔者有幸见到的鲁迅的一封亲笔信，正是鲁迅在这一时期中的1936年7月17日写给“尹兄”(即杨之华)的一封回信。这也正是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的——“得文尹信，下午复”的这封回信。这是一封尚未被收录进《鲁迅全集》和《鲁迅书信集》中的，因长期封存一直未被发现的鲁迅佚信。这封信的全文
尹兄：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热，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大家都好的。茅先生很忙。海婴刁钻了起来，知道了铜板可以买东西，街头可以买零食，这是进了幼稚园以后的成绩。
两个星期以前，有一条子叫我到一个旅馆里去取东西，托书店伙计取来时，是两本木刻书，两件石器，并无别的了。这人大约就是那美国人。这些东西，都被我吞没，谢谢!但M木刻书的定价，可谓贵矣。
秋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三十馀万字，已排好付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二十五万字，则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但论者一定倒说我发脾气)。不过，无论如何，这两本，今年内是一定要印它出来的。
约一礼拜前，代发一函，内附照相三(?)张，不知已收到否?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这回一病之后，精力恐怕要大不如前了。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
俟后再谈。
迅上。
七月十七日
密斯陆好像失业了，不知其详。谢君书店已倒灶。茅先生家及老三家都如常。密斯许也好的，但因我病，故较忙。
读过鲁迅的这封回信，首先使我们深深感到的是，鲁迅当时在情绪上的强烈波动。而造成病中的鲁迅情绪波动如此之大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则是熟悉清楚的，即大都是由来自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因素所致。具体来说，这主要是集中体现在当时产生了分歧的若干方面诸如解散左联，两个口号的争论等。究其主客观原因，又包含着白色恐怖造成的沟通、交流不充分；彼此间的误解、隔阂；思想认识的不够；宗派问题；关门主义等等。可以说各种分歧的产生、积累以至形成激化，正是这些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就现有的史料看，从鲁迅当时的书信、文章，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包括当时与鲁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的文章和回忆中都能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鲁迅的挚友，被誉为了解鲁迅后期思想的“通人”冯雪峰(当时由中共中央从陕北苏区派驻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鲁迅在当时的情况，有着较为完整的概括和分析。
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冯雪峰首先将鲁迅当时心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归纳为三个原因：“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也还扭转不过来。第三，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一天坏起来，他虽然顽强地不相信他会被病所征服，可是病却暗暗地在威胁他。”
冯雪峰随后对此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似乎比过去几年还要复杂和混乱。所谓文艺界，我们一般当然是指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们的文艺界而说的，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只有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以及一批特务和走狗在跳跃叫嚣，并没有什么文艺。但反动的卖国的政权，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除施行高压手段之外，就还用这批特务和走狗进行恐吓、造谣、挑拨离间等等的活动，以达到扰乱我们的文艺阵线的企图。而在这些特务与走狗的活动中，比起恐吓、告密和直接的捕人来，还是利用小报和报纸副刊进行造谣、诽谤和挑拨离间，更能产生破坏文艺界团结的一些作用的。况且敌人的特务和走狗中，有的冒充为进步分子冒充得很像，有的又被误认作进步分子隐藏在进步文艺界里面，所以这些混蛋的或明或暗的挑拨离间的活动，确实是那时候上海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的某些人事纠纷和力量不集中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就是混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里面也存在着宗派主义。从1934年到1936年上半年之间，这种宗派主义还特别发展，表现得非常露骨和尖锐。总之，在1936年春天，敌人的压迫和破坏并没有比过去减少；而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内部，特别其中的原来属于“左联”的革命文学者内部的宗派主义，却又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冯雪峰认为：“当时严重的宗派主义现象的形成，鲁迅先生当然是不能负什么责任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证明他本人有什么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但那一两年来和他接近的‘左联’中的几个文艺工作者以及‘左联’外的几个文学者却都有宗派主义的倾向，而且有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者；于是，由于这部分人和别部分人有对立的情势，则不但这一部分人要有意无意地把鲁迅先生看作自己这个宗派里面的人，并且别一部分人也就会有同样看法，这样，鲁迅先生也就不仅要受这种宗派主义纠纷的影响，而且也要被牵引到纠纷里面去了。”
　　冯雪峰的上述分析，使人们得以明白鲁迅晚年心情变化的基本原由。虽然《回忆鲁迅》一书的出版，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但是冯雪峰的这些分析，迄今为止依然是最权威和最精辟的。而鲁迅给杨之华的这封回信所提供的信息，则是更直接、更明确地印证了冯雪峰的解释和分析。联想到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开展工作时写给中央报告中的有关文字：“鲁茅均表现十分好，鲁尤奋激，但对文委大大不满”(见拙作《再谈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则史实》，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因为有些同志“据说有”极为偏激地“指鲁为汉奸”，可以想见鲁迅当时确实是非常生气。为此，处在紧张工作当中的冯雪峰，也不得不抽出相当的精力来处理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为了维护文艺界的团结，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维护鲁迅的旗帜作用，冯雪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要停止攻击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等等。而这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中共中央收到冯雪峰的来信，了解到信中反映的有关情况后，在给冯雪峰的回信中，特别针对鲁迅抒发了情真意切的情感：“你的老师与沈兄(笔者按指鲁迅与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按指鲁迅慰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八只金华火腿)，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能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见《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上发表的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的信)读过上述文字，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对鲁迅真诚的关注。而从中受到巨大鼓舞的鲁迅，在1936年8月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中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党所给予的力量，使鲁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郁闷心情的影响，而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此时也逐步弥合。1936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林语堂、周瘦鹃、郑振铎等二十一人，代表当时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指出：“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这时，鲁迅的心情自然已大为好转。
读过鲁迅给杨之华的回信，还使我们了解到其他一些信息。其中信里所说的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明确道出了鲁迅当时确曾存在的想法，而这种想法的产生不仅是针对病体的疗养，也是暂时为了改变一下所处的环境，放松身心。不过在这里鲁迅还是没有讲到他所打算前往的具体地方。当然鲁迅后来并没有离开上海。另外，人们虽然没有见到杨之华的来信，但鲁迅回信中说到的“茅先生很忙”，“茅先生(即茅盾)家及老三(即周建人)家都如常。密斯许(即许广平)也好的”，表明杨之华在来信中一定是一一问候到他们的。而鲁迅在信中对周海婴十分形象的描述，也使人们感到几分情趣，这其中当然是包含着生活中浓厚的父子亲情，这在鲁迅家书及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能看到的。再将鲁迅信文与鲁迅1936年7月2日日记“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对照看，这正是鲁迅信中所感谢的收到杨之华的那几件礼物。吸烟是鲁迅平生的嗜好，那么烟灰缸自然是与他相伴的，而木刻又是鲁迅大力提倡有着特殊喜好的艺术。所以杨之华寄给鲁迅的两种礼品应当是鲁迅最惬意的，因此那怕贵一点，杨之华也是要让鲁迅高兴的。
鲁迅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他抱病从事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即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瞿秋白的遗译、遗着，也就是着名的《海上述林》，并已经或准备交付印行。通过鲁迅信中的叙述，使人感到鲁迅非常盼望此书能早日出版的迫切心情。瞿秋白是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鲁迅最亲密的战友，此时病中的鲁迅为纪念缅怀牺牲的战友，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心血和努力，这其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与毅力深深打动了我们。冯雪峰对此也回忆道：“一九三六年我回上海，鲁迅先生也是谈到什么问题都会不知不觉提到秋白同志的。”“特别是‘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这句不自觉地流露了对于牺牲了的战友的痛惜与怀念情绪的话，我一想起就感到了痛苦。那时候鲁迅先生自己也在病中。”“在逝世前，撑持着病体，又在当时那么坏的环境里，编、校并出版了秋白同志的遗译遗着《海上述林》两大卷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我想我们是能够了解的，应该了解的。”是的，不仅是我们能够了解，瞿秋白的亲密夫人杨之华应该是更加能够理解的。
鲁迅的这封回信，使我们切实感触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他在晚年的重要经历，他的毫无掩饰的真实思想，基本上都通过这封终于重见天日的佚信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然这封信仅是写给杨之华的，的确，一时处于苦恼、郁闷中的鲁迅，内心的积郁，也只能同自己知心的战友来诉说，可见鲁迅与瞿秋白夫妇间的深厚情谊。
实际上，对于鲁迅的这封回信，杨之华后来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也是曾经谈到并部分引述过的。鲁迅逝世后，巴黎《救国时报》刊登了杨之华的《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杨之华谈到1936年9月先后接到的鲁迅的两封信，并引述了第二封信的片段内容，杨之华写到：“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因为热度还未退。”联想到鲁迅日记1936年7月17日的记述，曾有研究者判断“这该是杨之华同志9月收到的两封信之一吧”(见《淮阴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夏杏珍文章《巴黎＜救国时报＞对鲁迅的纪念》)。现在来看，因为找到了鲁迅1936年7月17日给杨之华的回信，对照鲁迅信文结尾处的文字“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和杨之华对鲁迅信文的描述“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因为热度还未退”，我们即可以确定，这就是杨之华文章中所称的鲁迅的“第二封信”。并且从鲁迅在信中的叙述看，我们也清楚了何为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应指的就是鲁迅所说的“约一礼拜前，代发一函”，再联系到鲁迅在7月17日信中所说“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的情况，似可确认，鲁迅在7月17日之前并没有给杨之华写这“第一封信”，这一“代发一函”应是鲁迅代为转寄他人写给杨之华信函之意。因为是鲁迅寄来的，想必杨之华就称之为鲁迅的第一封信。(当然这也不排除代发信函时另写有附言或短简。)从鲁迅日记的记载看，杨之华前往苏联后，鲁迅共收到杨之华的四封来信(收到日期：1935年12月23日、31日；1936年7月1日、17日)，鲁迅仅在1936年7月17日回信一次。(这里没有包括鲁迅在1936年2月7日，曾给杨之华邮寄过《文学丛刊》一次以及“一礼拜前代发一函”。)
通过对鲁迅在病中所写的这封回信和对当时背景的了解和分析，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鲁迅也曾对当时的一些同志和进步作家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这跟他对敌人的批判和斗争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在答徐懋庸的信中，曾以当时的两位战友为例，说明自己同他们“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其实是概括了他对待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态度。
左联后期的领导人之一周扬曾说：“我们在处理同鲁迅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差错，但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这一些人当时虽有不少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对革命是忠诚的，坚决的。在这一个基本点上，我们和鲁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鲁迅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曾有过批评和指摘，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同志的关系，却是基本的，这是历史事实，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见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周扬文章《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鲁迅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