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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社会下男权压迫与女性反抗的交锋

　　摘 要：《达洛维夫人》是20世纪欧美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详尽地记叙了女主人公克拉莉莎•达洛维生活中典型的一天，从早上穿行于伦敦街道去为晚上将要举行的晚会买花开始一直到晚会接近尾声为止。在这一行程中达洛维夫人遇到了休•惠特布雷德，两人进行了交谈。这一段看似简单、随意的对话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权力内涵，即在一战后英国父权制社会体制下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及女性的反抗。本文将对两人之间对话的文体学特征进行分析，揭示文本的叙述形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内涵。
　　关键词：达洛维夫人；父权制；男权标准；女性反抗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吴尔夫不仅是意识流小说的鼻祖和现代散文大师，还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她的女性主义思想蕴含着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教义予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很大的启发。《达洛维夫人》是20世纪欧美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详尽地记叙了女主人公克拉莉莎•达洛维生活中典型的一天，从早上穿行于伦敦街道去为晚上将要举行的晚会买花开始到晚会接近尾声结束。年过半百的达洛维夫人虽然过着优裕富贵的生活，但她却寂寞无聊，整天生活在一种莫名的孤独与焦虑之中。达洛维夫人刚刚走出家门去买花就遇到了她的老朋友休•惠特布雷德，两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这一段看似简单、随意的对话却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权力内涵。政治一词指的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按照天生的权力行使支配权的集团在很快消失，但容忍一个集团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另一集团的一种古老和普遍的格局却在两性之间被保存下来。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马克斯•韦伯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在我们的社会中被十足地制度化，并通过这一体制形成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使得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成为文化中普及的意识形态，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本文将对克拉丽莎•达洛维和休•惠特布雷德两人之间对话的文体学特征进行分析，揭示其在文本叙事形式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意义，即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制与女性反抗策略的交锋。
　　休是克拉莉莎的一位老朋友，他这个“最完美的绅士”是英国的特产。他势利、谄媚，凭借与贵族家的伊夫林小姐结婚而在皇宫中谋得了一个小差使，负责着照看国王的酒窖，擦亮皇家的鞋扣等琐屑的事务，穿着制服短裤和带褶边的上衣的他在皇宫中忙得不亦乐乎，并以此为莫大的荣耀。“他对英国上流贵族怀着最为显着、最为自然、最为崇高的敬意”；“他什么书也不读，什么问题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一个裁缝用的模特儿”，“他没有心肝和大脑，有的只是英国绅士的礼仪和教养”，他“是英国公学造就出来的十足的典型”，是“最完美的绅士”。他虽然虚伪、浅薄，没有思想，代表着“所有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中最可憎的一切”，但小说中每次提及他都附加一个形容词“admirable”，因为他是父权制度下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最杰出代表。伍尔夫安排克拉莉莎在出门买花的这一段行程的最初阶段就遇到他是颇具深意的。他们两人的谈话包含三个层次，寒暄问候；问及休的妻子的病情；邀请休参加晚会。
　　在父权标准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公众场合是男性的领地，女性被排除在外。她们“被禁止单独走出家门，除非有一位男人——仅仅是一位男人——同往，以发挥其社会学父亲的职责。”达洛维夫人与休的对话一开始休就对克拉莉莎打破禁忌，独自走出家门进入公众社会开始了诘问。
　　“Good morning to you,Clarissa!”said Hugh,rather extravagantly,for they had known each other as children.“where are you off to?”
　　“I love walking in London,”said Mrs Dalloway.“really,it’s better than walking in the country.”
　　语言具有寒暄功能，其目的不是为了传达信息或产生行动，而是为了显示友好或试图与被问候人建立友好关系。然而休在这里的问候却不仅是具备寒喧功能的简单问候。他的问话“你要到哪儿去呀”以及问话时相当夸张的仪态在对个人隐私敏感的西方社会语境下显得粗鲁而突兀，丝毫不符合休作为完美绅士的身份。休的提问很明显具有窥探克拉莉莎私人领域的企图。他的问话使他看起来犹如一位独裁专制的父亲，正在行使监管女儿的特权。而父/女关系是父权制下男女不平等关系的缩影。面对休冒犯性的问话，达洛维夫人的应对“我喜欢在伦敦散步，真的，比在乡下散步要好多了”颇具外交风范。按照格里斯的对话合作原则，她的回答违反了质量原则，即使对话的信息量满足当前交流的要求，不少于也不超出于当前所要求的信息量。达洛维夫人回答的前半部分“我喜欢在伦敦散步”没有给出休问话“你要到哪儿去”所要求的信息，而后半部分“真的，这比在乡下散步要好得多”又提供了过量的、不必要的信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深谙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生存的法则：根据西方社会二分的哲学原则，男/女，公众/私人是对立的、矛盾的，有清晰且不可轻易穿越的界限。公众场合是男性的天下，女性只能在经过允许，并遵守各项默认的原则的基础上出入。这些原则的根本就是服从男性权威，认同男性的价值观。这里休的出现代表着女性在公众场合遭遇到的普遍困境：被监管、被干扰、被压迫。达洛维夫人在遭遇到休•惠特布雷德所代表的男性权威时采用了以下的战略。一是避其锋芒，二是投其所好。首先她没有回答休的问题，没有直接告诉休她此行的目的是为将举行的晚会买花，“我喜欢在伦敦散步”这一模糊、含混、大而化之的回应把休侵犯性的问题转化成了一般性的问候，一方面保护了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并不使对方察觉到她的戒备心理。接下来“真的，这比在乡下散步要好得多”却明显是一句谎言。因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克拉莉莎在这个高度宣扬科学、机器、现代化的城市中的焦虑、孤独和无措的感觉。而达洛维夫人在这里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迎合父权制社会的价值标准，使休以及整个父权制社会相信她已经适应了这个充满了男性监督、监管、监视的社会，已经认同了宣扬城市化、现代化，贬抑自然的男性价值体系，从而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争取一席之地，并为自己的反抗做好掩护。
　　两人谈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休的妻子的身体状况的。相对于休极度男性化、健康的体魄，他的妻子伊夫林是一个“象老鼠一样的小女人”，她“既干瘪又瘦小”“几乎可以被人忽略，总是钦羡高大的男子。”在小说中克拉莉莎和伊夫林都被定位为是身体虚弱，精神敏感，经常生病的女人，她们经常被隔离在“护理室”中，接受医生的治疗。在父权制社会，女性是男性的财产或者猎物，必须服从男性的权威，顺从男性的监管，遵从男性社会的价值观。一些不愿屈从于男性控制而努力争取自我身份、要求独立自主的女性就被贴上了“病人”的标签，并被强行置于以医生为象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小说塑造了两个经典的医生的形象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他们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的方法之一是漠视患者的困境，贬低他们的自我意识，声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之二则是把病人看作是当前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异类，要通过将其进行完全隔离、切断其传播思想的渠道等方式来消除他对社会的影响，并通过诱骗、恐吓的手段使他们接受强权的统治。在这些医生的背后即是政府、警察、武装军队等国家机器，随时会大援其手，“负责将主要因出身低贱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压制住”。在这里医/患关系是父权制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又一个侧面。其中女性处于被诊断、被治疗，即被父权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审视和强行改造的被动地位。
　　Was Evelyn ill again?
　　省略了引导语的自由间接引语使克拉莉莎的问话具有了直接、及时、即时的性质，反映出了克拉莉莎对于与她身处同等状态的女性的关心和关注。相对于她简单而直接的问话，休的回答却复杂而迂回。

　　Evelyn was a good deal out of sorts,said Hugh,intimating by a kind of pour or swell of his very well-covered,manly,extremely handsome,perfectly upholstered body (he was almost too well dressed always,but presumably had to be,with his little job at Court) that his wife had some internal ailment,nothing serious,which,as an old friend,Clarissa Dalloway would quite understand without requiring him to specify.
　　休的回答一方面用“nothing serious”贬低伊夫林病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警告克拉莉莎不要对此加以深究。在回答克拉莉莎关于伊夫林病情的问话时，关于伊夫林病情的主要信息由一个附属从句“nothing serious”传达出来，句式简单，轻描淡写。而主句却是繁杂的对休的体魄和服饰的夸张的描述“very well-covered,manly,extremely handsome,perfectly upholstered body”。被贬抑的女性信息与被无限放大的男性身份通过这一组合句式展露无疑。同时字里行间森然透出对克拉莉莎的威胁“which Clarissa Dalloway would quite understand without requiring him to specify”，这使得克拉莉莎噤若寒蝉，马上回答“Ah,yes”,匆匆结束这个话题。伊夫林这个长期患病、经长期治疗并被隔离在护理房的女人是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象。她身体和精神的自由都被她那仪态极其恰当，体魄足够男性的丈夫所代言的父权制社会所剥夺。她是克拉莉莎的另一个自我，抽象地反映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生存状态——被压抑、被隔离、被监视。
　　谈话的第三部分是达洛维夫人对休•惠特布雷德参加晚会的邀请。令人深思的是整个对话中没有传达达洛维夫人邀请休参加晚会的信息，相反却从以下两个方面透露出她不愿发出这个邀请。首先当休诘问“你要到哪儿去呀”时，克拉莉莎没有直接告诉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而是敷衍道“我喜欢在伦敦散步”，从而隐藏了关于她晚会的信息。接下来叙述者完全隐藏了达洛维夫人对休发出邀请这一过程，读者仅仅能通过休接受邀请的信息来推断克拉莉莎发出过邀请这一事实。这种叙述形式上的回避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克拉莉莎不愿让休参加她的晚会。
　　为什么克拉莉莎不愿让这样一个既“令人钦慕”又“最合规矩”的老朋友参加她的晚会呢？因为对于克拉莉莎来说这个晚会意义重大。它不是象彼得认为的那样是出于虚荣，是为使丈夫官运亨通而结交权贵提供机会；也不是如她的丈夫理查德想的那样是由于她无所事事，是为无味的生活增添情趣的调味剂。在克拉莉莎看来，晚会是她的事业，是她的信仰。“它是一种奉献，一种联合，一种创造”。她要通过晚会把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联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与父权制社会所标榜的等级、隔离、自立的价值观相反的女性价值观，即平等、联合、互助。然而几千年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男性、女性性别身份建构的文化进程中，男性被认为具备主动、冒险、理性、创造、控制等特性而主宰公共范畴，而女性被定义为被动、保守、感性、传统，被囿于私人范畴之中，从而被边缘化，被排挤，被忽略。克拉莉莎既不甘于屈从这一悲剧的命运，又无力与父权制社会彻底隔绝，并与之作正面斗争，只得选择晚会来作为她在父权制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反抗男性权威的最佳场所。因为晚会虽然在私人领域举行，却因为是众人相聚的场所而具备了公共范畴的特征。只有在这里她才可以借助父权制社会为之定位的女主人的身份来施展自己的创造才华，发展自我意识，进而建立女性的价值体系。但是她清楚地知道，休•惠特布雷德作为父权制社会的忠实代言人是不会允许晚会成为她行使自由权力、发挥创造性、建立自我意识、构筑自我身份的场所的。因此在潜意识中她竭力回避将晚会的信息传达给休。而在对克拉莉莎的邀请的回应中，休•惠特布雷德故意将克拉莉莎的晚会和皇宫中的晚会相提并论，试图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别，扼杀克拉莉莎建立女性价值观、行使女性自主权力的努力。作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标准的代言人，他竭力想把克拉莉莎的晚会演变为男性标准盛行的皇宫晚会，把克拉莉莎演变为男性理想中完美的女主人——房间里的天使。而这正是克拉莉莎不愿让他在晚会中出现的原因。
　　当女性身份被边缘化，女性价值体系无法建立，女性群体处于失语状态时，达洛维夫人本能地选择了避重就轻的生存策略以保全自我并展开反抗。两人间看似随意的对话是一次男性独裁力量和女性自我保护策略的交锋，其间微妙的反映出了两性在男性标准盛行的现代社会中的真实处境。
　　综上所述，在克拉莉莎和休的对话中，叙述者采用各种文体手段向读者暗示了男性标准对女性生存的压迫及女性的反抗。然而克拉莉莎的反抗只能象带着镣铐的舞蹈，在父权制社会为女性设立的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与男性的压迫竭力斡旋。在这场力量悬殊的交锋中女性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被压迫、被监管、被禁锢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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