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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视线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托达罗模型的反思与拓展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内外学者作了不少的理论探讨，其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模型强调城乡间的预期收入的差异决定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因素。本文将着重阐述、分析该模型，并在农民理性人假设下，对农民进城务工和务农的两种选择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拓展托达罗模型，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微观决策问题。
　　一、托达罗模型的剖析与反思
　　按照托达罗的模型，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城市中失业现象已十分严重，准备流向城市的人们还是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
　　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为：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业机会，可能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因此开创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学历越高，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因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失业；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引致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我们认为，托达罗迁移模型正确地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较高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理性经济行为；只要存在相对来说收入高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就会对收入较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产生持续的引力效应；对迁移成本的计算与预期是影响劳动力作出迁移与否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也要看到，托达罗也有不少缺陷：第一，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作出迁移与否的决策的，那么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因而得出“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高”，这显然不符合经验事实。第二，托达罗只考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而忽略了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的同时，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得不偿失，他就会重新返回农村。这就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找不着工作，一般都会返回农村，而不像托达罗说的那样继续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第三，托达罗假定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始终是正数。而在我国，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接近于零的，减少一部分劳动力不仅不会减少产出，而且会使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而农业产值保持不变。另外，托达罗仅考虑了城市的实际工资率，我们认为，作为理性人的我国农民在向城市迁移时主要考虑货币性收益，此外技能性收益、文化性收益也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因而，本文取消托达罗模型中对我国来说不现实的假定，而认为，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入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在迁移中不仅要考虑迁移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农村低的边际生产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二、托达罗模型的拓展
　　基本概念与理论假定
　　本文采用何景熙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同时假定：本文分析农民个体决策问题，因此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单位，而不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单位。且仅限于农民进城务工而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农民在务农和务工之间选择。农民是经济理性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农民的行动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行动决策的依据是行动的成本和收益。
　　农民理性人假设的论证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民应当符合理性人的假设，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作出选择之前，都要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比较、预测，从中选择出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而为之。对于中国的农民，秦晖教授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理性将会摆脱集体表象的压抑而健全起来。近年来，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众多调查也显示，外出打工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之前，一般会向在外地打工的亲友了解迁入地的就业信息和生活费用等，对自己能否获得就业岗位的预期是理性的，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也是理性的。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的流动。
　　农民进城务工和务农的两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1.务农的成本收益

　　务农成本。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务农的成本有：第一，物质资本。包括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的流动资本和用于拖拉机、收割机等劳动工具的固定资本。第二，劳动力。用劳动时间加以计量，所以也可以认为是劳动时间的投入。包括种植、收割、采摘、作物生长期的看管及农产品销售；第三，采用新技术所花的成本。包括劳动工具的改进与更新，新品种的引进、新的种植方法的采用等所消耗的直接成本，和一些引致的技术成本，主要是产生于新技术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从而进行的技术、农业知识的培训。
　　务农的收益，即务工的机会成本，等于农民一年总收入扣除各项税费R －F.农村中的收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变量，它可以从农民年实际工作时间比率与农业劳动力年满负荷工作时间的收入水平关系考虑，也可从农民家庭年农村范围经营收入与农民家庭劳动力成员数量的关系考虑。本文采用他的第一种定义。

　2.务工的成本收益
　　务工成本。包括可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成本和不能用货币计量的非经济成本。经济成本主要是农民进入城市后“获取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把握投资机遇”等城市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包括：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其他开支的旅途成本，为获取在城市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及其他相关证件而形成的证卡成本，由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而形成的求职成本，参加务工培训支付费用的培训成本，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成本。非经济成本包括：离开家人家乡产生的思乡情绪的心理成本，受到当地居民不良看法与对待，社会歧视等，各种务农时所享有的权利的丧失，如选举权，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等。
　　务工的收益。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就业收益，这种收益可分化为：①货币性收益，即农民在城市就业所获得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由于，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因而对农村劳动力有强大的进城拉动力；②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③文化性收益，指在城市中所分享到的城市文化环境及其他方面的收益。
　　三、拓展后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型的政策含义
　　根据拓展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型，为了大规模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推理出了如下的政策含义：
　　1.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目的在于增加经济收益，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是决定他们进城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实现我国制造业大国的目标，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容量；同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将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源的优势。另外，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加强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包括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在内的就业困难群体扶助体系和制度。
农村劳动力在做出是否向城市迁移时，不仅考虑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还将对进城务工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成本和生活费用越低，他们进城的动力越大，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要进一步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政府和社会要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培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从根本上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节约成本。
加大农村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人力资本形成步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就业概率。
不断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环境。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大力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使之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适度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把这样做的目的定位于增加就业，尽可能多地安排农林水利、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基本建设，使之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容量载体。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和有偿使用、转让制度，加快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促进规模经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