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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歧视社会的自由观念

　　摘要：现代社会，一个真正的无歧视的自由价值观的形成是新形成人群达到自由的必由之路。人们要求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信念，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的改善。德沃金指出，所有的人都在实践对优良生活的某种理解。移民中的精英应该反思的是作为，要在不断与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陌生人群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新的现实自由。
　　关键词：歧视；消极自由；陌生人群
　　尽管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竞争虽然残酷，但是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移民中的精英阶层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自由价值观的建立为移民者找到发展的出路。
　　一、陌生人群歧视观念的产生——密尔的自由观
　　密尔在《论自由》中曾说：“在与整个人类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人其生活试验如经他人采纳，可能会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点什么改进，但是这些少数人好比是地球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还不仅是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如果没有新的事物要做，人类的智慧岂非就不必要了吗？”[1]密尔强调天才和杰出人物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但是对于密尔天才的理解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道德上的考察，如果一个杰出的个体拥有较高的智商那只是他为一定群体作出贡献的必要条件，假设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集体，那他的天才对于群体来说就是无用的。
　　“我这样强调地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深知在理论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个立场，但是我也深知在实际上却是几乎每个人都对它漠不关心的”[1]。所以密尔重视的并不仅仅是天才本身，而是天才产生的条件，以及如何发挥天才的特长问题“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有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的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惟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1]。密尔的这种天才论的观点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人人都拥有自由，正式这种自由给天才的生活带来了悖论，他一方面超出众人，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靠平凡的不自由而维持自己的基本需要。但是平凡人恰恰拥有和他一样的自由。
　　同时密尔也对天才作出了限制“我绝非在鼓吹那种‘英雄崇拜’，奖励有天才的强者以强力抓住世界的统治，使世界不顾自身而唯他之命是听。他所能要求的一切知识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看来，在仅仅是一般群众的意见到处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支配势力的今天，对于这种倾向的一个平衡力量和纠正办法，正要那些在思想方面利于较高境地的人们越来越多的发挥其断然地个性。在这种环境中，那突出的个人特别不应当受到吓唬不去做，而应当受到鼓励要去做出与群众不同的行动”。[1]
　　身份是我们识别一个人的基本依据，但是如果不问过程，而只就身份来对待个人，就会形成一种相对紧张的氛围，使陌生人群中的个人悠闲自得，而新的个人的特长得不到最大的发挥，这样的价值观是两个最不利的因素的结合，从而使人群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甚至使社人群临着崩溃的边缘。所以，这样的相对范围内的精英更符合精英概念的内涵要求。这种精英的理念打破了陌生人群的神话，最终确立的是一种社会各群体的联盟的形式。这样的理解也把精英的概念历时化了，使人们处在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社会，我们需要不断地在新的环境中求证自己的精英身份。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空前的压力和竞争，不合格者就要被淘汰出局。
　　但是密尔的论证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虽然从它那里找不到自由的现实结果，但他对个体自由的推崇也成为我们每个人追求的个人的尊严的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摆脱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只重视结果和忽视过程的弊端。
　　二、社区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伯林的消极自由
　　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流动，首先，摆在他们面前的无法融入陌生人群。因为这种个体在陌生人群面前遭到的境遇严重的限制和削弱了个体的创造力的发挥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自由权就被剥夺了，我们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境遇呢？我们被剥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我们如何能找回自己的自由呢？我从以赛·亚伯林身上找到了一些问题的出路，伯林提出了两种自由的划分，在他看来“消极自由是霍布斯式的免除限制的或阻碍的自由，就制度性和可行性方面而言，消极自由是法律和政治体制可以比较清晰实现，或者说，可以明确判断出一种制度是否扞卫了个人消极自由。伯林在《自由论》中说：“自由的平等性；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最简单与最普遍意义上的公正；这些东西是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可以说公正是每个人追求自由所要达到的最基本目标，因为这是一切价值实现的基础，否则即使创造的价值也可能是奴隶被主人无偿占有般的价值。现代个人面临的最大价值选择悖论就是，宁可成为富有的奴隶，也不愿做贫穷的自由人。这样的价值选择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存在着歧视问题，人们只要能在一个好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空间，他们就会安于现状；而意识不到，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满足物质享受的同时，他们应该同陌生群体中个人享有同样被尊重、被信任和知情重大事件的权利。但是，现实却一再令我们失望。
　　不可否认，在人流动的过程中，个人身上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是最难改变的。人一生当中始终不能忘记是其成长的文化氛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由之形成的价值结构。每个人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个人不同的文化特征，价值结构，宗教信仰也产生着相互影响。伯林说：“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权威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加真实也更人道，人类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新的个体不能自喜自己有了不经努力就被尊重天然特权，同时，陌生群体也应该认真思考下怎样以主动的姿态来面对这一观念转变。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互相尊重的问题，歧视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遭受最大的损失。只有消除歧视才能使尊重成为可能，特别是新的个人在新的环境中可能是弱势的。这样的现实就决定了新的个人的心理压力没有释放的场所。很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影响到他人的权利，那么自由就走向了反面。如果新的个人到达一个新的压力比较大的群体，如农民工进入大城市。这种压力是不言而喻的。长期的心理压力不仅使新的个人的身心备受煎熬，最终也会影响到陌生人群的发展和稳定。因此，想要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得到一种相对有利的结果，无歧视的社区首先要做到文化上的互相尊重，特别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性别文化，学术文化的差异。其次，要努力形成新的人群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人群稳固的精神纽带，这样的纽带甚至也会形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行为的转化。第三，陌生群体，特别是陌生人群的精英要有远见卓识。要尽最大的努力形成一种充分竞争的氛围，给新的个人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区真正充分的优胜劣汰。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出台保障人群的充分自由的制度，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第四，新的个人也要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尽快达到与陌生人群彼此认同，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三、充分的自由乌托邦色彩——文化多元主义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文化多元主义关于移民人群的论述给我们带来了启示。“移民正在要求一条更具宽容性或更具“多元文化”的整合途径，这种途径会允许甚至会鼓励移民保持自己种族遗产的若干方面——即使他们将整合进靠主流语言运转的共同制度。”这种途径是并不是一种妥协的途径“移民坚持，他们应该有自由去维系某些涉及食物、穿着、娱乐、宗教等方面的古老习俗，并且应该有联合彼此以维系这些常规的自由”。
　　作为陌生群体应该对新的个人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建立和新的共同未来愿景的形成。而不能采取一种强迫的态度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这里威尔·金里卡给我们了一个批判性的理解：“在我心目中，这种要求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整合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要持续几代人的艰苦过程。这意味着，基于过渡的考虑，要能够对移民予以特殊的包容。第二，我们需要保证，那些共同制度——移民不得把自己整合进去——要能够同等程度地尊重、承认和包容移民的身份和习俗，正如移民历来对多数群体的身份和习俗予以尊重。这就要求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予以系统地考查，去确定这些制度的规则和象征是否把移民置于不利地位”。
　　现代社会，人们要求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信念，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的改善，德沃金指出，所有的人都在实践对优良生活的某种理解，包括那些生活目标很不明确的人。虽然人们的生活理想各不相同，他们都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这样一条领悟；究竟怎样才算是忠于优良生活的理想。我们都忠于某种良好的生活理想，为了实践理想生活要求的那些内容无论这些内容是什么，我们都需要某些特定的事物。如收入和财富、机会和权力、权利和自由；健康、智力、活力、想象力以及其他天赋。只有当这些都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后，政府才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求证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综上，虽然新的个人的遭遇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从转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在理解自由问题时，精神上的歧视，特别是新的个人在陌生群体当中所受到的歧视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英]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76-78.
　　[英]伯林.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6-245.
　　[加]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18-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