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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中“贫困化增长”问题及对策分析

　　内容摘要:提要　贸易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要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近年来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对外贸易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福利提高的“引擎”。但深入分析体现中国贸易利益的关键数据，可以发现存在出口结构低级化、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收入增加主要依靠规模的扩大、加工贸易增值链较短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福利的有效提高，使得经济在长期发展中有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或者说出现“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关键词　贸易条件　贫困化增长　贸易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主流的经济理论都把对外贸易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福利提高的“加速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也为此提供了实践上的支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在最初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静态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借此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增长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源配置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静态优势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竞争优势交换中，逐渐失去了在贸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2期易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降低国内劳动报酬、限制能源价格等扭曲来维系自己的静态优势，从而保持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与此同时，资源流失扩大，贸易利益在相对的减少，形成对国外的间接补贴，陷入“在资源、福利流失的同时，不得不依靠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来维持经济表面增长”的困境。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对外贸易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推动着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参与国际经济和分工的加深。无庸置疑，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负面效应具有隐蔽性，会对经济中存在着扭曲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中国在发展国际贸易时迟迟不能摆脱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处于利益链分配的末端等不利处境，那么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贫困化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分析
　　贫困化增长是指一个正处于经济增长的开放型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致该国国内出口能力越扩大，国家福利损失就越大，进而最终导致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现象，这种现象更可能出现在出口产品单一的“小国”，对大国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警惕意义。该理论最初是从价格贸易条件的角度提出来的，外在的表现是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但是价格贸易条件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利益，更准确的衡量应该扩展为用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三个指标来反应。
　　(一)价格贸易条件变动
　　价格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走势是在波折中向下明显倾斜的，体现着制成品贸易条件的特征，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是总体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在考察期间，从进出口商品指数来看，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是急剧下降的，这种下降原因不单纯是因为出口额的扩大和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可能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从进出口价格指数来看，是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本高新技术产品强烈需求以及跨国公司的价格控制导致进口价格指数上升过高所致。从长期来看，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能源类产品价格上升幅度快于制成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能源消耗率较高，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会放大，因此，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在长期中会继续恶化，从而导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二)收入贸易条件变动
　　从表1来看，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价格贸易条件走势截然相反，总体走势出现波动中的大幅上升。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是明显改善的，考察期间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中国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应该看到改善主要的原因是：出口额的提高幅度快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幅度，即主要靠劳动、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来实现，这说明我国是在出口“效率”低下(价值流失)的状况下通过出口额的增加取得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在以标准化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制成品的出口产品结构的相对改善并没有适应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的情况下取得的，这种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路径是单纯依靠出口额扩大来实现的，在长期中是乏力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竞争加剧和贸易壁垒兴起等国际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出口额扩大幅度的相对减弱，另一方面是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因此，可以预测长期中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出现相对的恶化。
　　(三)要素贸易条件变动
　　产品贸易是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载体，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要素的生产率上。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要素贸易条件尤其是双要素贸易条件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从表2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2002年的生产率比1993年提高倍，2006年是2002年的倍，由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快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单要素贸易条件在考察期间是一路改善的。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诸如自动化设备、数控机床等资本密集型进口品，这些发生在出口部门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提高要素的生产率的同时使得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恶化。
　　从双要素贸易条件来看，考察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了大幅的提升，但由于发达国家专业化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快于中国专业化从事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故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快，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比率(Zx/Zm)在考察期间的改善是缓慢的，考虑到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可以合理地推测，长期来看中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说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恶化程度较大，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是改善的，并没有出现前文所总结的贫困化增长实质的情形：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都出现恶化。因此本文从贸易条件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在考察期间中国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但从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三种贸易条件有恶化或者相对恶化的趋势，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存在着扭曲，如果不加以纠正，有可能在长期中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出现贫困化增长，更为准确的说是出现“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
　　三、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着使得贸易条件有可能会出现全面恶化的诱因，从动态来看，中国有出现贫困化增长或者“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可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是一国对外贸易、经济状况的客观反映，因此，本文在考察了中国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在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改变、消除对外贸易中的扭曲。
　　(一)基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相机而择的贸易战略
　　从贸易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目前是利用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出口导向战略，这种贸易战略的形成符合我国现阶段现实情况。虽然中国现阶段的低层次制成品出口结构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出口结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同时也不意味着中国可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从各种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中国经济有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危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国际分工、贸易利益的分配中较低的地位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提升，而且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双重效应会强化这一国际分工格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虽然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能作为改变贸易战略的理由，但至少说明目前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贸易战略的选择是由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国际经济环境、国内问题等决定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就业压力等条件决定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这种贸易战略已不是中国经济长期有效发展的最优选择。但如果违背中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过早地或偏向于全面发展不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会丧失贸易利益，而且带来经济扭曲和资源浪费，危害经济发展。因此，在目前彻底抛弃比较优势战略是不可取的，应该在利用外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研发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等来提高我国的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我国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改善。
　　(二)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国际分工地位
　　从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来看，凭借出口产品的类别来判断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已经很不准确，一国出口什么产品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技术来生产或者处于什么生产环节，国际贸易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竞争，贸易利益取决于依靠技术在产业链中占据的地位。因此加快技术进步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贸易利益的重要途径。在技术进步中，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的主体、技术进步的路径、技术的类型。
　　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的主体来看，承担技术进步的主体是具有法人性质的企业，企业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先期的投入和风险非常高，技术要素获取报酬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企业的积极主动性不是很高，而且跨国公司因利益垄断的需求对中国处于产业链中企业的技术提升处于一种不支持的态度，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没有对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质的影响。因此在提高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比如重大技术科研招标，入股企业技术创新，支持创建科研基金，保护知识产权，理顺技术市场化体系等手段主动参与到技术提升的过程中。
　　从技术进步的技术类型选择和投入的产业来看，不仅需要低技术、标准化技术产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尤其是能源节约型技术，而且需要高新产业的创新型技术。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是以低技术、标准化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为主，处于产品技术的标准化、成熟阶段，难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而且产品中能源的消耗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又抵消了部分原本就微小的贸易利益，因此要加强要素节约型技术尤其是能源型技术进步，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能源消耗和保护环境。创新型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分工地位，使产品处于产品周期理论中的创新阶段，从而在国际交换中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单纯选择创新型技术或要素节约型技术的发展都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仅仅推动创新型技术的发展，目前缺乏必要的经济环境支持，难以获得实质型发展，而且低技术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仅仅推动低技术产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利于获得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推动现有的低技术产业的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时，更多的注意力应放在培育高素质要素、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型技术进步。
　　从技术进步的路径来看，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外生因素，偏重于技术扩散和技术引进。因此，我国应该以技术引进为主，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新技术创新。引进先进技术是加快提高我国技术进步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式，更是突破“贫困陷阱”和实现技术“跳跃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技术引进中应该侧重管理等软性的技术，轻设备等硬性技术。跨国公司对技术垄断的本能使得难以通过技术引进方式来获得我国的技术进步，而且外生因素也难以形成对技术进步的有效推动，容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要加强吸收消化，加大对教育、研发的投入，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外贸市场多元化的目标
　　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的贸易额几乎占了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左右，这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较强。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低需求使得中国贸易条件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会进一步恶化，贸易利益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强化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和不确定因素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条件的影响。为了避免这种外在的影响，中国应积极地加强和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等国家的合作。从目前的贸易状况看，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的贸易额较小，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为服装、轻工产品、机电产品，进口产品主要是原油、铁矿等各类资源矿产品，双方间存在着较强的贸易潜力，产业间的互补性强，这种贸易结构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通过外贸市场的多元化，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分散中国对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和出口市场单一造成的风险。
　　(四)改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贸易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比重已经有了显着提高。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出口商品附加价值很低，主要还是以低价位和大批量来取胜，当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时，企业往往会选择“价格战”而非“质量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出口生产要素(包括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定价和政策存在扭曲，出口企业缺乏提升技术的内部动力，这也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难以彻底改变，国际贸易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另外，出口结构的优化和贸易顺差、贸易额扩大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实现的，外资不仅看上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更看上除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源、环境、劳动力等)价格低，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只是被动地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在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安排中，中国只处于提供低价格资源和劳动力增值环节，结果是外资企业不仅依靠技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而且也获得资源的差价，留给中国的仅仅是靠劳动力获得的微薄收益和资源流失、环境污染。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理顺要素的定价体系培育转变增长方式和贸易方式的内在动力。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和出口鼓励政策，主动地去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开发培育中国自己的优势产业，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中国成为一个主动参与资源和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贸易强国。
　　(五)扩大内需，适度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一国经济发展的“马车”依靠对外贸易、内需、投资这三个“车轮”的拉动。我国目前表现为对外贸易和投资车轮大，内需的车轮小，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国的出口产品是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再谋求出口的，但由于我国内需不足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所致)造成了对出口扩大的压力，由于出口产品多缺乏弹性和竞争加剧，造成了出口价格的相对下降，出口价格下降导致劳动力工资下降，劳动力工资下降又造成内需的不足，内需不足和就业要求又形成对出口的压力和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这种怪圈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要摆脱这一恶性循环，除了技术进步等以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上世纪末，我国就扩大内需实施了很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有三：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滞后，工资调整幅度在剔除通货膨胀系数后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率，收入差距加大。第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出现偏差，人民负担过重。第三，政府扩大支出没有形成有效的需求。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资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没有形成需求而是被存入银行，银行放贷又形成投资和生产能力的扩大，进而造成出口压力的增加，陷入上述的怪圈。因此，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收入水平和减轻对未来支付压力的预期，形成有效需求是扩大内需求是一剂“苦口”良药，由于制度效果的延后性，制度实施地同时并不能马上扩大内需，而且短期中会形成出口、经济、就业的压力，但可以使得出口企业主动地去追求技术进步，优化出口结构。制度效果明显后，即扩大了内需，解决了对贸易的依赖，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优化了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