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贸易影响.docx

经济增长贸易影响

　　一、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条件
　　自从古典经济学提出比较利益理论以来,出口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总体看来,持肯定意见的一方主要强调了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而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则强调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当这种条件难以满足时,出口贸易便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些主要的机制和相应的条件可简单概括如下:
　　闲置资源与出口贸易
　　如果一国存在闲置的资源,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一国的出口贸易额是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如果出口扩大利用了原有的剩余资源,必然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早期的亚当·斯密有关剩余产品出路”学说以及本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都是基于当时的落后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产品以及原料等闲置资源,一旦受到先进工业国的进口刺激,便会导致其利用这些闲置资源的出口产业迅速扩大,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则是基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在不断扩展中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当出口扩大发生在工业部门时,或者是利用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则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①凯恩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本国就业不足的前提,即存在劳动力以及资本过剩,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内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在实证分析方面,纳克斯对19世纪初的新移民地区的研究,证实了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随后,G·佩帕内克对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后的研究,以及H·英尼斯提出“大宗商品”理论对加拿大小麦出口的分析,都证明了在剩余产品存在的条件下,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比较利益与出口贸易
　　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原理是:只要各国按比较利益分工,就可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从而增加产出。其后,赫克谢尔与奥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也是对这一原理的更深入论证。然而,其中隐含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各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在现实世界中是很难满足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是不能长期满足于这种静态贸易利益的,而且发达国家也不会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轻易放弃自己不具比较利益的产业。因此,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程度较高的年代,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就发挥得较好,反之,这种促进机制就不容易发挥。
　　规模经济与出口贸易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产业内贸易学说,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①他全面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显然,这种机制更适用于一些国内市场较小的小国和一些最佳产出规模相对于市场而言较大的产业。对于像中国这样工业化程度还不高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几乎所有产业都可通过本国市场实现最佳规模,在实现最佳规模以前进入国际市场,实际上要比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实证分析比较发现,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随着国家规模增加而下降,其经验方程式如下:②LnF=+其中F为外贸依存度,N为一国人口,Y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也恰好说明,小国采取外向型战略,实行出口导向,比较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
　　技术进步与出口贸易
　　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E·哈根认为出口需求扩大,往往是一个刺激技术创新的信号,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不仅是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这就不仅增加了国民收入,出口产业新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显然,出口贸易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是,它能否刺激并实现技术进步。如果说,这一条件在技术水平较高和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比较容易满足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却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虽然出口促进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有力和最具持续性的机制,但历史上发展中国家能发挥这种促进机制的例子并不多见。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出口贸易为闲置资源找出路的实证例子外,70年代末期,以巴拉萨③、泰勒④和费德⑤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也对跨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了大量的回归分析,证实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应该注意到50~70年代恰好是世界性的贸易自由化时期,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充分享受按比较利益分工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同时,在这一阶段通过“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见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满足存在闲置资源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采取传统出口增长策略,来推动经济增长。一些像亚洲“四小龙”等劳动力素质和管理组织水平较高的小国和地区,则可通过实行出口导向策略来获得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加速其工业化进程。如何发挥出口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机制,仍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只有以促进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唯一有效的长期战略,靠本国的闲置资源或利用国外市场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来促进经济增长都是有极限的。一旦本国的闲置资源被充分利用或不可再生资源被耗尽,出口的继续扩大就会反过来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台湾学者陈屯镇1991年对台湾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当产业规模一定时,出口增长对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⑥这恰好说明,台湾制造业曾经通过国际市场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但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80年代后期以来,以庄格和马歇尔①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实证分析,并不能提供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明。70年代后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阻碍,以至“出口悲观”论日益蔓延。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莱维什提出他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学说,来解释出口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日趋贫困化的机制。这一学说被A·伊曼纽尔和S·阿明等经济学家加以发展,并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发生的波及到多个最具影响力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及地区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在印证克鲁格曼1994年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结论:不是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②
　　二、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个较为客观的了解,本文采用了巴拉萨和费德等人建立的模型,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建立回归模型
　　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在生产函数模型,劳动,资本两个解释变量后再加上一个出口变量,则总产量可表示为:Y=F上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可得:dYdt=FLdLdt+FKdKdt+FXdXdt上式中,FL、FK和FX分别表示Y对L、K和X的偏导数。对上式两端同除以Y,整理得:GY=eLGL+eKGK+eXGX上式中,GY、GL、GK和GX分别表示产出、劳力、资本和出口的增长率,eL、eK和eX表示投入的劳力、资本和出口的产出弹性。将eL、eK和eX视为常数,并令其分别等于c1、c2和c3,再加一个常数项c0和随机干扰u,即可获得回归模型如下:GY=C0+C1GL+C2GK+C3GX+u以上对简单生产函数的扩展还可包括更多的解释变量,Y=F公式只是简单地把出口作为一个与劳力和资本平行的解释变量,而不能揭示它影响经济增长的独特机制。费德于1982年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模型。费德将一国经济分为出口和非出口部门,由于出口部门受到国际竞争的刺激,更多地引入新技术、进口设备以及高质素的劳力,因此,会比非出口部门的效率高。同时,出口部门的高效率生产要素又会对非出口部门起到推动作用,亦即外部经济效应。用公式表示为:N=FX=G上式中,N和X分别表示非出口与出口部门产出,Kn、KX、Ln和LX分别表示非出口与出口部门的资本与劳力投入。其中,X是决定N的因素,反映了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外部经济作用。假设出口部门的要素边际产出率要比非出口部门高δ,则有GK/FK=GL/FL=1+δ根据定义可知,国内总产出:Y=N+X,则有:dY=dN+dX=FkdKn+FLdLn+FxdX+FkdKX+FLdLX根据定义可知,总投资I=In+Ix=dKn+dKx;总劳力增量dL=dLn+dLx,将上式整理可得:dY=FKI+FLdL+dX两边除以Y,并令C1=FK;C2=/Y;C3=δ1+δ+FX,再加上常数项C0,可得回归模型如下:GY=C0+C1+C2GL+C3GX费得推导出的理论公式要比前面介绍的传统公式更清楚地表达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如果出口部门并不比非出口部门效率高,则δ=0,如果出口部门并不具有外部经济效应,则FX=0,这样,dX的系数就变为零。也就是说,出口扩大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但是,在实际回归时,将δ,FX两项合成一个回归系数,故公式与公式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式和式两个回归模型,选取我国1978~1995年的有关数据,①回归的结果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劳力及出口的产出弹性t值都很小,远未能通过零系数概率小于5%的检验,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的不断加大。由于存在大量闲置劳力以及隐性失业的问题,劳力的增减并不对经济增长构成显著的影响。而出口的增长也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将出口按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分开,研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给出了计算结果。从表中运算结果可知,与许多人的想像恰好相反,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而且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比较显著。去掉统计上比较不显著的劳力一项后,第次回归结果,资本、初级产品的出口及制成品出口的系数都通过了系数零概率小于5%的检验。如果把制成品中的“杂项制品”类去除,就剩下了出口制成品的主要大项,包括:化学及有关产品;轻纺、橡胶及矿冶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第和第次回归中,采用了这些主要制成品出口增长率为自变量来取代制成品出口增长率,该变量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更为显著,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也很清楚。并且,在采用了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增长率为变量后,整个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也由前面的70~75%,提高到85~95%,拟合优度大为改善。从第次回归可知,主要制成品出口每增长1%,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少%,而初级产品出口每增长1%,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
　　对回归分析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出口贸易所起的作用有了一个定量的了解。如果仅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制成品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表面事实,就会觉得这些定量分析结果比较难以解释。但是,如果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较为深层的观察和把握,就会发现这些回归分析结果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力。这些闲置劳力主要存在于农村以及开工不足或者人浮于事的企业中。因此,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对劳力的吸收主要表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隐性失业上,而较少表现在增加就业上,因此回归结果中,劳力增长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其次,我国出口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劳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近年来,我国已经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是具有竞争力和比较利益的。因此,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的,故而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最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未能实现刺激技术进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价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我国制成品尤其是几大类主要的、受国家重点扶持的出口商品的增长,长期以来,以价格竞争为主,靠低价取胜。从1994年《海关统计》的数据计算可知,我国棉机织物的平均进口价是出口价的倍;彩色电视机是倍,工业用缝纫机是倍;金属加工机床更是高达125倍。可见,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是集中于一些低层次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这必然导致国内各地方政府一窝蜂争上雷同的产业,自相竞争;而在国际上,也必然会面临劳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强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造成增加出口量不增加收汇的恶性经济增长现象。这样,出口的进一步扩大,便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然而,从长远发展眼光来看,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有赖于民族工业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因此,在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通过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必要的补贴,来扶持该产品在本国完成进口替代,实现规模效益,进而采取出口扩张,在国际市场上争取生存空间。这是一个幼稚产业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成熟产业必不可少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放弃眼前利益来换取长远发展的更大利益。我国现阶段重点扶持的许多制成品出口产业,对当前的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只要这些出口产业能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体制,从而使已经占我国出口总额85%以上的出口制成品不断提高技术与资本含量,提高附加价值,实现由低效型向高效型产业结构的升级,那么,我国的出口贸易就能真正通过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在新的增长方式下,维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贸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