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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人口红利效应的形成和问题

　　摘 要 我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
　　关键词 人口红利；效应；形成
　　一、什么是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1．高劳动参与率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据统计，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国总人口达13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为亿，占总人口的%。到2003年提高到%，专家预测，在未来的15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
　　2．高储蓄率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万亿元，同比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的平均储蓄率只有%。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其中第二产业占%，建筑行业占80%。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即使在发生“民工荒”现象的2004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0%以上。显然，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疑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总之，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占3%。研究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
　　三、妨碍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其中第二产业占％，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而城市为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4－1/3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然而，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并未明显上升的同时，进城务工成本却大幅度提高。当然，仅就狭义的迁移成本看，似乎变化并不明显。甚至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一定程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但从生活成本看，情况明显恶化。这是因为，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生活资源的供给更加紧张，尤其是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城市生活费用的攀升，无疑增加了农民进城的生活成本。从机会成本看，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补贴制度的实施使务农回报明显提高，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此外，农村义务教育学费的免除，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的相对上涨。一项中国少年儿童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中途辍学现象十分严重。但与跟随父母颠沛流离的农民子女相比，更为不幸的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他们无法跟随父母进城，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关怀和教育，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在升学是“农村人”变成“城市人”的重要或唯一途径的现有体制下，那些得不到父母关怀和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很可能重蹈父母覆辙，成为未来“农转非”的困难群体---这可能是当下农民进城打工的最大的机会成本。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目前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四、如何促进人口红利效应的实现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减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大量积压和流动不畅所造成负面影响，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它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它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它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提高劳动力素质。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3．促进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性障碍，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鉴于我国城乡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4．做实个人账户， 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如前所述：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尤为重要。
　　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 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 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
　　总之，“人口红利”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 汪小勤汪红梅。
　　新形势下我国“人口红利”面临的问题，申玲。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王红梅。